德国《明镜周刊》2016年4月2日报道称，德国联邦情报局曾对比利时和奥地利外交部、英国国防部、以色列政府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总部进行监听。报道称，该局还曾监听美国国务院、空军和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美国驻欧洲国家使馆的工作人员。事实上，德国情报工作一直是国际情报界关注的重要对象。历史上，德国是最早建立近代军事体制的国家，情报工作则在德国军事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德国情报工作是在德意志民族悠久历史和传统思想的熏陶下形成和发展，不仅曾经是德国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一度成为其他国家情报工作的效仿对象。
历史演变
18世纪的萌芽和兴起
德国情报工作起源于18世纪普鲁士王国时期。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开启了德国现代情报工作的先河。他在军队中首次建立情报组织，由戈尔茨男爵领导。当时，该组织只是由各类情报人员组成的结构松散的团体，并没有固定的编制，但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情报搜集方面，德国间谍不仅打入各国驻柏林大使馆，刺探军事情报，秘密检查外交邮件，还向敌军内部实施渗透，刺探军情，并散布虚假情报。在情报分析判断方面，腓特烈大帝归纳出“可以判断敌人意图的迹象”，包括通过观察敌军的仓库和炊烟，判定敌方宿营和即将开战的时间。在对外战争中，普鲁士军队正是依靠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才多次化险为夷，以劣胜优。普鲁士王国的情报组织成为各国情报界纷纷效仿的对象，腓特烈大帝也被誉为“德国现代谍报之父”。
19世纪步入正轨
进入19世纪后，经过拿破仑战争的洗礼，德意志联邦开始走向统一，并且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情报工作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803年，普鲁士军队建立了总参谋部，获取敌方情报是其重要的工作内容。普军在1816年发布的《总参谋部基本职责和组织形式》中指出：“本部必须着眼于对本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军事问题有着最准确的了解，为可能爆发的战争进行必要的准备。”1867年2月，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部情报部正式成立，标志着普军情报机构真正走向正规化。
普鲁士情报机构实现了情报工作与战略决策的集中统一。从确定情报需求、开展情报搜集、实施情报分析到最终做出决策，完全由决策者进行。此外，普军非常重视情报的可靠性，强调情报分析应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而不是主观臆断。不过，普军情报机构认为对战争胜败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军事力量，因而过于偏重对敌军作战能力和兵力部署等方面的情报搜集，对外国政府统治情况、经济实力、民心向背等方面的情报信息重视不够。
在此期间，普鲁士还建立了国家安全系统情报组织——秘密警察局，主要负责搜集国内情报，并实施反间谍活动。该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严密的情报网络，并且被赋予广泛的职权，包括逮捕和监禁普鲁士臣民，向政府部门索取情报，审理案件可不经过法律，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
20世纪的风云变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情报组织得到了蓬勃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活动日趋活跃。特别是德国驻外武官和情报站人员大肆搜集外国政治和军事情报。德国技术情报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使用空中侦察手段获取情报，还建立了无线电侦听站和密码分析所，特别是研发的恩尼格码密码机在国际情报界声名显赫。此外，德国还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建立了间谍学校，培养后备情报人才。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执政，情报组织成为其扩军备战的“急先锋”。此后直至整个二战时期，德国情报组织名目繁多，鱼龙混杂，包括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党卫军保安局以及政府各部门和军队各军兵种的情报机构。然而，这些情报机构条块分割，各行其是，使德国情报工作缺乏整体规划和组织协调，难以形成有效合力，甚至在权力竞争中勾心斗角，相互拆台。而且，希特勒奉行独裁式的情报观，肆意行事，使情报与决策完全脱节，直接导致二战中德国情报工作走向失败的命运。
二战结束，德国战败并分裂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从而导致形成2套各为其主、各行其道的情报体制，分别接受苏联和美国情报机构的业务指导。东、西德的情报组织互为对手，渗透与反渗透、策反与反策反的斗争非常激烈。特别是在 1974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高级秘书的纪尧姆被证实为民主德国间谍，直接导致勃兰特下野。到了冷战结束前夕，两德统一，原民主德国情报组织遭到全面清洗。冷战后，经过整合的德国情报组织开始以独联体和东欧作为主要关注对象，并增加了针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情报工作。
调整改革
将反恐作为重要任务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对德国情报界造成了巨大的震撼。被怀疑驾机撞击世贸中心北楼的阿塔伊曾是某伊斯兰组织在德国的创建者，19名劫机者中有3人曾在德国留学，部分行动经费也是从德国汇出。德国人认识到，恐怖主义已成为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威胁。反恐成为21世纪德国情报工作的重要任务。能否确保德国本土免遭恐怖袭击，成为衡量德国情报工作成败的重要标准。联邦情报局、军事情报局、联邦宪法保卫局和联邦刑事警察局等情报机构均建立了反恐应急中心，负责研究制定反恐情报保障的具体措施。
在此情况下，德国情报机构加强了针对西亚、北非等地区第三世界国家的情报工作。德国联邦情报局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大力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利用恐怖主义惩罚其他国家，未来也有可能利用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威胁德国国家安全。此外，德国情报机构还加强了针对毒品贸易的监控，包括在欧洲建立预警系统，以期及时发现贩毒组织开辟毒品市场的企图和计划。
德国情报机构还根据反恐行动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招募专业人才，包括外语、金融、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人才，以加强情报搜集和分析力量。近年来，为了进一步强化针对“伊斯兰国”的情报工作，德国情报机构选调了50名通晓阿拉伯语的情报人员，密切关注该组织的动向，避免德国遭受类似于“9·11”事件的恐怖袭击。
扩大情报机构职权
为了确保情报机构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德国政府对《联邦情报局法》、《军事反间谍局法》、《联邦宪法保护局法》等涉及情报工作的法律进行了适当修改和调整，赋予情报机构更大的权力。例如，联邦情报局有权对国家卫星、无线电通信、长途电话和电子邮件等实施监听和监控，并向金融机构调查嫌疑人的账户和资金往来情况。军事反间谍局有权对通信和电信服务进行调查。联邦宪法保卫局则有权对怀疑企图或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秘密活动的人员及其幕后操纵者进行监视。而上述权力之前都是法律所禁止的。此外，德国内务部还效仿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通信总部的做法，建立了中枢性的信号情报监控机构，专门进行信号情报的搜集和管理。
为了更好地满足情报工作的需要，德国政府放宽了各情报机构之间信息交流的限制，将大部分情报信息资源进行联网，从而提高了情报共享的效果。例如，联邦情报局在情报工作总体方针中特别提出：“要与其他情报部门合作，加强对欧洲重要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政策发展变化的监视。”此外，德国情报机构开展对外合作的职能也得到了加强，特别是与欧盟以及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情报机构的交流与协作，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安全威胁。
技术与人力手段双管齐下
德国一贯非常重视技术情报的作用，凭借自身科技优势，积极运用技术力量和手段开展情报活动，其技术侦察装备水平仅次于美国。针对恐怖活动越来越隐蔽、行动手段技术水平越来越高的特点，德国情报机构近年来加强了高技术侦察手段的研发和应用。例如，德国情报机构引进了“智能语音识别系统”，通过搜索关键词及上下文信息，加强对电话的窃听。他们还使用现代化电子和计算机设备，对互联网进行实时监控。
在重视技术情报的同时，德国情报机构也认识到人力情报的不可替代性，强调“需要为执行新使命吸收具有特殊才能的新型情报人员”。以联邦情报局为例，该局将人员队伍素质视为情报工作成败的关键要素，在人员选拔方面执行高门槛政策，要求入选者须掌握2门以上的外语，了解国际政治、外国文化、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知识，且深谙经营之道。该局培训制度严格，淘汰率高，并且与国防军各军种建立了人员定期交流和双向选择机制，从而实现了知识领域的全面性和人员素质的综合性。德国情报机构还广泛运用公开手段获取情报，并注重对公开资料进行搜集和研究，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这些机构的情报来源主要有3个渠道：一是来自驻外机构；二是来自技术侦察部门；三是来自公开渠道。据统计，公开渠道获得的情报数量最多，约占情报总量的80%。
当前状况
业务运行统分结合
目前，德国情报工作运行模式的基本特征是集中控制与分散实施相结合，以确保对安全问题形成全面、整体的认识。集中控制体现在情报工作由国家统一领导、部署和协调。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负责研究讨论国家安全政策和军事战略发展方向，并据此确定情报侦察工作的重点；联邦总理府国务秘书则负责协调各情报机构的工作。
分散实施是指德国情报工作的三大主体——联邦情报局、国防部情报系统和联邦宪法保卫局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独立运行，按照各自职责开展工作，且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其中，联邦情报局作为独立的国家级情报机构，主要负责战略侦察以及国际和国内整体安全形势分析；国防部情报系统主要负责搜集军事行动区域及危机地区的战役战术情报；联邦宪法保卫局则负责调查针对德国国家和民众的违宪活动。
德国情报机构每年通过工作会议的形式确定侦察重点，协调工作计划，并且在工作实践中注重协同行动，互为补充。例如，联邦情报局有义务根据国防军的要求担负归口形势判断任务。该局每天汇总各类情报素材，分析研究军政情况，形成评估报告，发给国防部所属情报机构。而国防军战略侦察司令部则向联邦情报局提供侦测的电台通联情况和战术情报。德国情报官员称，如果没有这些协同和配合，不与其他单位和部门开展合作，情报工作将难以有效进行。
情报评估简单明了
德国的情报评估机制相对比较简单。以联邦情报局为例，该局下属情报整编处的工作流程是：首先，对各方面提供的情报素材和报告进行审阅；其次，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整理，包括核实材料的可信度，汇总真实情况，用背景材料对报告进行补充等；最后，将整编的最终报告提交有关部门和合作伙伴。
德国各情报机构每周在总理府召开会议，由负责协调情报机构的国务秘书负责，与会者包括各情报机构负责人、联邦安全委员会各部国务委员以及代表国防军情报机构的武装力量参谋部二局领导等。各情报机构负责人将在会上提交职责范围内的安全形势分析评估报告，与会者还将就安全、外交、内政、军事等形势进行交流和探讨。由于各机构的情报工作任务很少有交叉，因此一般不会出现特别相左的观点。会议结束后，联邦情报局长将向国务秘书进行单独汇报，就会上讨论的相关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或是汇报不宜提交会议讨论的敏感情报。在与联邦情报局长进行单独交流后，国务秘书将向总理汇报会议的议题和结论。
不过，德国并没有像其他许多国家那样设立专门的“国家分析中心”，对各个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联邦情报局下辖的形势分析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履行政府分析中心的职责。该中心联接联邦情报局所属70多个海外情报站，并与联邦总理府、内政部、外交部和国防军情报机构有专线联系。
情报监督广泛严格
德国是世界上对情报机构及其工作监督最广泛、最严格的国家。德国的情报监督主要来自于行政、法律和公众等三个方面。行政监督职能主要由情报机构的上级领导机关履行。例如，联邦情报局、国防部情报系统和联邦宪法保卫局分别由联邦总理府、国防部和内政部实施监督。此外，德国联邦议会专门设立了情报机构监督委员会、国务秘书情报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秘密拨款项目小组，对情报机构的工作实施监督和管控。
在法律监督方面，德国有着非常完备的法律体系规范情报工作。德国针对各主要情报机构的工作分别制定了相关法律，对其职能、责任和权限等进行界定，例如《联邦情报局法》、《军事反间谍局法》和《联邦宪法保护法》等。如果情报机构及其人员的相关活动违反了法律规定，将会受到起诉和制裁。
在公众监督方面，德国新闻媒体、政党委员会、利益集团和专家调查组织等均可对情报工作进行监督和调查。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公众监督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德国公民拥有对情报机构相关信息申请查阅和咨询的权利。不过，这种权利也受到法律的限制，某些材料和信息在特定的时限内属于保密，个人未经特别授权将无法接触。媒体在拥有舆论监督权利的同时，也会受到保密方面法律法规的约束。
未来发展
大力推动情报工作一体化
全球化环境以及复杂化的安全威胁，进一步突出了情报共享与协作的重要性。情报工作一体化不仅是国际情报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德国情报工作的努力方向。德国前任内政部长德迈齐埃曾建议：鉴于恐怖威胁的加剧，德国应将目前的联邦刑事调查局和联邦警察局合并，成立类似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综合性安全机构，统一履行反恐、缉毒、打击经济犯罪和暴力犯罪等职能。此外，德国还在考虑将目前由财政部管辖的海关机构逐步纳入内政部的管辖范围，并加强联邦信息技术安全部与联邦刑事调查局之间的协同行动。
针对反恐行动的需要，德国于2004年建立了跨部门联合防恐中心，由来自全国各反恐机构的专家组成。该中心由联邦刑事局和联邦宪法保卫局共同领导，联邦情报局、联邦警察局、军事反间谍局、联邦总检察署以及各州刑事局和宪法保卫局协同运作。随着反恐任务趋于常态化，该中心的反恐形势和案件交流机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德国联邦安全部门还建立了联合网络中心，对伊斯兰极端组织在互联网上的宣传活动进行联合监视和分析。此外，德国联邦议院还建议设立反恐资料档案库，根据“知情需求”和“共享需求”的原则使用相关信息，以便更有效地打击具有暴力倾向的右翼极端势力。
着重加强空间侦察装备建设
德国情报工作的技术水平一直居于世界前列。目前，德国已建成空间、高空、陆地、水面、水下以及电磁网络多维一体的情报侦察力量。特别是“合成孔径雷达-放大镜”侦察卫星系统的启用，使德国具备了独立自主、全球覆盖、全天时、全天候、高分辨率的空间成像侦察能力。在未来，德国将继续加强技术情报手段建设，特别是空间侦察装备。维基网站曾于2011年披露了德国新的侦察卫星研制计划：德国将与美国联合研制新一代“海洛斯”侦察卫星系统。该卫星的分辨率将达到0.5米，并且具备夜间拍摄红外照片的功能，能够在军事侦察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欧洲正计划以德国和法国为首，建立“全球环境与安全监视”系统。欧洲国家的考虑是，过去各国在建设卫星侦察系统方面“各自为战”，结果导致大量的重复开支，因此需要改变这种状况，特别是应努力开发未来卫星侦察系统的统一标准，使欧盟成为21世纪世界第三大军事空间力量。这将有利于德国加强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合作，进一步提升侦察卫星的技术水平。目前，德国已与法国政府就相互使用卫星事宜达成双边协定，并且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军方签署了法律文件，明确发展下一代侦察卫星的共同需求，并就开发未来侦察系统统一标准。
公众质疑越来越多
德国在加强情报工作建设的同时，情报机构职能权限不断扩大，这也引起了公众的质疑和批评。特别是2013年斯诺登事件曝光后，德国联邦情报局被披露自2002年起就一直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展合作，帮助对方监听欧盟机构以及欧洲国家政府、外交官和企业。德国联邦情报局在明知美国的窃听要求属于非法的情况下，仍然采取长期隐瞒信息的做法。德国总理府虽然得到了监听事宜的报告，但却听之任之，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为此，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辛德勒和内政部长梅泽尔热等人面临的压力陡增。德国INSA舆情研究所民调显示，62%的德国民众认为“监听帮凶”丑闻对默克尔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严重损害。
德国情报机构的一些工作失误也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和抨击。2014年6月6日，德国联邦情报局雇员马库斯因涉嫌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德情报机构内部材料被捕。据德国《图片报》报道，约有3500名德国情报人员的资料遭到泄露。此外，联邦情报局总部从慕尼黑迁至柏林的工程也多次发生失误，包括图纸丢失等等，引起政界和舆论界一片哗然。德国绿党在议会监督情报机构委员会的负责人施特罗伯勒公开表示：“这些事件将产生巨大影响，不仅造成物质损失，还意味着巨大的信誉损失。”2016年4月27日，德国政府证实，联邦情报局局长辛德勒将提前2年离职。这也表明德国情报工作的未来发展仍将经历许多困难与挑战。（编辑： 廖南杰）
作者： 王 涛
《现代军事》杂志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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