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浦江创新论坛活动之一的“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于2019年5月在上海举行。兰德公司科技政策研究专家斯蒂文•鲍珀博士[1]作为演讲嘉宾出席了研讨会。在主办机构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的支持下，正开展科技智库研究的原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研究员缪其浩于5月9日对鲍珀博士进行了专题采访，并事先准备了5个议题，内容简要如下：
1.有一份连续多年的智库排名在2010年将兰德公司列为全球科技智库首位，最近两年兰德被排在全球科技政策智库第五位，请问这个位置合适吗？从您个人观点看，兰德是不是一个科技政策智库？
2.多年前兰德曾应政府要求参与了美国关键技术识别研究，您在2003年发表的文章中谈到大约20年前这项工作已被终止，因为政府的关注点已经从单项技术转为技术体系。针对政府的这一需求，兰德后来又做过什么研究？
3.我们经常看到几个看似相同的术语：技术预测（forecasting）、技术预见（foresight）和技术评估（assessment），它们的差异是什么？使用语境有何不同？
4.技术预见方法有很多，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定性或定量的，您认为哪些方法科技智库用得最多？当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成为各行各业的热词，您认为这些工具在未来技术预见中的应用前景如何？
5.科技政策的制定涉及多个方面，在这个领域中经济学背景的研究者不在少数。我的理解是，任何政府公共政策的核心都是有限资源的分配，在政治、伦理、环境和其它约束条件下实现效益最大，这是不是就是经济学家试图回答的问题？
（实际访谈中在这些议题首尾又各增加一个问题，共7个问题。）
根据访谈录音整理的英文稿经鲍珀博士审阅，如果以下文章对鲍珀博士所述理解有误或表达不当，当由编者负责。现将访谈实录发表如下。
Steven Popper（左）与缪其浩（右）在2019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上交流
M：缪其浩 P: 鲍珀博士
M：虽然事先准备了这5个问题，但在此之前我想先问问什么是智库（Think Tank）。我正在准备组织写一本关于科技智库的书，首先要搞清什么是智库。比如有些很知名的咨询公司，它们主要服务于企业和其它机构，虽然也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但这并非它们的主要市场。而智库比较明确的一个界定是作为支持或服务政府决策的研究服务机构，以前听到过有头脑托拉斯（Brain Trust）[2] ，最近又看到几个支持或服务政府决策机构的名称，如吁请机构（Advocacy）[3] 和说客或游说机构（Lobbyist）[4] 。所以在第一个问题前，先想请教这些概念有什么区别？
P：智库（Think Tank）是一个口语化的流行用语。所谓的智库分为两类：有些在做这项工作之前就有答案， 有些只有在完成工作后才知道问题的答案。吁请机构属于前面这种，所以有些像传统基金会[5]和卡托研究所[6]这样的智库，它们带着一个特定视角，从意识形态出发对政府应该做什么提出自己的观点。因此，他们所做的研究将会带着与自己相同意识形态和相同哲学的人的观点。例如，他们研究医疗保健，不在于美国实行的医疗保健是不是最佳，而是看它是不是符合自己所信奉的原则。
兰德是属于智库中相对少数的那部分。当我开始做项目时，在项目结束前我不知道答案，直到我查看数据，完成分析，才会得出推断。而我们会在吁请机构开始介入的地方停下来。所以如果我们做一个关于医疗保健的项目，根据分析我们会说医疗保健系统的这一部分应该由这种类型的组织，通过这种类型的过程，以这组政策来管理，但是我们将不会做下去并试图让这种情况发生，而吁请机构将提出它们的分析，然后尝试实现它。
举个例子，我为美国的交通研究委员会做过一个项目，它是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RC）的一部分。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美国交通研究委员会等构成了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他们要求我们做两件事：一是弄清楚为什么交通部门在采用新技术和创新方面进展缓慢，这本身就是一个直接的分析项目。二是可以做些什么让交通部门更愿意采用新技术。我们进行了分析，然后开发了一种技术评估方法，将它分享给交通研究委员会，我们认为这将有助于改进他们的内部流程和内部决策，让他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哪些技术他们可能获取，并提供这种方法建议交通部采用这种方法评估技术。
现在，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任命了一个临时研究小组，有些专家来自工业界，有些来自大学。我是正式地在这个研究小组工作。我们提供了报告，并列出了方法论等等。在研究报告打印出来以后，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不做任何推进工作。研究小组在本研究结束时解散。我们没有做下去，兰德不承担帮助执行的角色，比如发起一个促进活动，去各个交通部门建议它们该做这个，该用那种方法等等。
这就是研究与分析机构和吁请机构之间的区别。吁请机构可能做也可能不做自己的研究。 因此，他们不一定是一个研究与分析组织，但他们倡导一个立场、一套倾向性的政策。
M：其实在提问前我自己有一个答案，说客和舆请机构实际上是在推销自己的观点，之前它们可能做过研究，但它们已经有立场了，就是想说服决策者接受它们的观点，是这样吗？
P：确实是这样。吁请组织也许是一个专业团体。例如医生们正在推动一项有关医疗事故保险的政策，使得当医生被起诉时，保险公司可以提供必备保险，这时他们就会主张政府做点什么。还有一个组织叫做“反醉驾母亲组织”。这是一个吁请组织，她们想要更严格的禁止酒驶法律。这不是一个研究组织。吁请组织可能赞助研究，他们可能找到兰德公司，我们会做这项研究，但我们不保证答案会是什么。经过研究，吁请机构的政策提案可能被证明不正确或没有效果。那他们为什么要雇用我们呢？是因为声誉。如果兰德公司进行了研究并说：是的，“反醉驾母亲组织”在这方面的政策上有合理性。那就有黄金价值。这就是他们愿冒这个风险的原因。
说客（Lobbyist）通常是专业人士。说客通常是通过影响国会来赚钱的人。 让我们回到“反醉驾母亲组织”，这是吁请机构，他们可能聘请像兰德这样的研究与分析机构为他们做研究。而且因为他们是一个吁请机构，他们还可能聘请一个游说公司，使他们的信息更有效地传递给国会，并试图说服参议员和国会议员投票支持它。
M：如此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你提到有一些研究理事会，比如你们有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还有一些下属的机构，其实它们自身也是智库吧，那些理事会成员也可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
P：我认为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可能是《经济学人》杂志称之为“准非政府机构（Qua-NGO）”的一个例子。它用了非政府组织的概念。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和美国国家工程院是正式的非政府组织，但它们确实与国会有关系。国会请他们提供独立的建议，但不是独立的研究，而是基于研究得出的独立的建议。我想我是对的。这描述了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与其组成部门之间的关系，如您所知，一个非政府组织按照定义与政府应该没有关系。
兰德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我们与政府的唯一联系是合同和客户。但是，我认为，国家研究理事会与政府或国会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的关系。如果国会提出了科学、工程、医学问题这样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家研究理事会将组建一个小组开展研究。我是国家水域研究小组的一员，实际上它是一个涉及两国的委员会，关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水域以及入侵物种，比如来自亚洲和非洲的斑马贻贝等等。因此，它是关于入侵物种问题以及圣劳伦斯航道是否应该关闭国际航运的科学研究小组。
M：从您的回答中我想到了，为政府或国会提供决策支持的机构，实际上可能存在不同的等级。其中有些机构服务于上一级机构，而它们同时又都是智库，看上去像一个产业链或类似的链条，是不是这样的？
P：我认为这样的等级仅仅是在它们不同的杰出程度、不同的名声吧。
M：另外您提到的“准非政府机构”，它们更加接近政府，兰德为它们提供研究服务而国家研究理事会本身又向政府提出建议。
P：是的，我想你是对的。研究小组可以做合同研究，“准非政府机构”的研究团队基本上是汇集由已经做过研究的科学家，以及重要利益相关者等组成。我回想起我所服务的研究小组，我们签订了研究合同。 你是对的，当然并非总是这样。
M：现在再从问题1开始。我说过要定义科技政策智库非常困难。宾州大学有个小组长期做智库排名研究。在其早期版本的报告里它定义了一种“科技智库”，后来又改为“科技政策智库”，我觉得这样改是对的，政府和国会并不真正需要科技方面非常专业的知识服务，他们只是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时需要有人从科技专业视角为他们提供建议。但我不太认同这个排名。在那个叫做全球智库报告（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里，兰德公司在2010年是排在全球科技智库第1位，而2018和2019版里兰德是位于科技政策智库的第5位。您觉得这个排位合适吗？您是否认为兰德可以被称为科技政策智库？
我想先说说我自己的观点。那些知名的机构例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它们都有科技政策的研究内容，连美国国会研究部（CRS）也曾经有过一个科技政策研究服务处，但是我们恐怕不能把它们称之为科技政策智库，因为它们所做的90%，或者说绝大多数研究服务，与科技政策并不直接有关。
P：提到这些报告和这些指数，你一定知道“垃圾进垃圾出”（Garbage in，Garbage out）这句短语。所以我的意思是，第一或第五是什么含义？他们提出了某种指数、做了评级。他们提出了一个数字，这些排名中的任何一档都可能相当宽泛。比如有一年兰德的指数为58.63，另外一个机构是58.62，就成了第二名。事实上，当你看到前二十名的时候，把它们放在几乎任何一类中，都是正确的。兰德是一个科技政策智库，也是一个教育政策智库，它既是劳动力领域智库又是国防和国家安全智库，当然也是一个健康政策智库等等。
所以，这是让我十分困惑的事情之一，我感觉很多年来兰德的高层领导都不大相信有一种叫做科学技术政策的东西。他们知道教育政策，知道劳动力政策，知道教育以及国家安全政策。然而对科学和技术政策，他们会争辩，因为科技政策跨越了所有这些领域。
但是如果深入考虑一下，我们之所以有教育政策和交通政策，部分原因是在美国有教育部和交通部，但政府的构架中没有科学和技术部。因此，尽管兰德曾管理过一个联邦资助研发机构（FFRDC）、即科技政策研究所（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stitute），后者是科学和技术政策的发包机构。该研究所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管理的FFRDC，直接向行政办公室，美国总统，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报告。即便如此，我感觉他们也未必相信有这样一种叫科技政策的东西。
再来看那个排名，这在于机构是如何表述自己的。我需要在兰德公司的个人网页上列出我的简历和专业领域，直到大约四年前我才开始提到科学技术政策。所以有趣的是，在2010年据说我们是排名第一的顶级科技智库时，兰德内部还没有科技政策项目（Program）。 而到2018年和2019年，我们确实在组织构架中有一个科学技术政策项目时我们反而排名第五了。现在到2019年的后期，这个项目再次消失了。
现在的问题是，兰德是一个科技政策智库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工作的性质是这样，即使在没有正式的项目名称。我一直在做科学技术政策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看待技术，我们如何理解其与政策目标的关系？您知道，有哪些政策可以带来我们需要的技术？我们如何利用我们开发的技术等？ 所以我认为事实上有很多科学和技术政策问题。 还有我的同事虽然在教育领域，他们也在研究技术进展，在研究如何将技术引入教育，技术将如何改变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没有命名为科技政策。
M：这个解释是很合理的。我们也注意到凡是有科技政策正式名称的研究机构，比如日本和韩国，当然还有中国，都是在政府构架里有一个管理科技的部门，尽管名称不一定只是科技。现在有些国家的政府部门把科技和其它合并在一个部里。
P：大多数国家政府设有管理科技的部门，你知道日本是教育，科学和技术部吗？ 还是有三个不同的部门？
M：在日本是文部科学省，把科学研究和教育放在一起，而更接近产业的技术可能是归在经济产业省。
现在人们认识到，几乎每一个政府重大决策都会涉及科技问题，所有的公共政策都可能包含科技政策问题，即使纯粹的政治议题都可能如此。你知道，假新闻就是在网络时代技术推动下蔓延的，出于不良目的的人已经将其用于干扰关键的政治进程。所以你说的是十分合理的。我的理解是，你认为兰德可以说是一个科技政策智库，但同时也是教育政策智库，国家安全智库等等。不过我想了解其中各个方面的比例是多少，比如科技政策的研究服务占兰德所有研究服务的比例，我不需要精确的数字，只要粗略的估计。
P：好的，我会有把握地说，即使我们在非常广泛的各领域工作——包括造船、澳大利亚的工业、马来西亚的母乳喂养还有亚洲等等，——即使是这么大的范围，我想说我们项目的10%可以明确归入科学和技术政策类别。我认为，由于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别是科学和技术对我们关心的许多领域如健康、城市生活和就业等如此重要，科学和技术越来越成为各行各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考虑的因素。教育、交通运输等领域中都有科技的成分。
M：所以是不是可以说，科技政策占10%这个数字是最低估计，因为在其它领域的政策研究中多少都会有科技成分在其中。
P：我说的是倾向于保守的数字。
M：我们来谈谈问题2。关于关键技术，兰德公司曾为美国政府做过这方面研究，很多年以前我看过兰德出版的一本灰色封面的小册子，就是关于兰德关键技术项目的大致框架。你在2003年发表的《识别美国的关键技术：回顾联邦政府的努力》中提到，识别关键技术的工作大约在20年前就终止了。我很同意其理由，与其关注个别技术，更重要的是关心技术生态。我想知道在关心技术生态方面，兰德后来做过些什么？
P：我可以告诉你所有这些的历史。你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挑战吗？还有欧洲也是这样。在报纸上开始讲述日本人即将到来，购买这个公司和那个公司的故事，以及开发自己的技术公司。法国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一家法国公司想购买美国领先的X射线制造商之一来生产半导体芯片。突然之间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失去对关键技术控制权了吗？
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战争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们谈论关键材料，列出关键材料清单，包括石油，橡胶等。关键技术概念是这样类推出来的。由于出现了类似担忧，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称白宫的科技政策办公室需要确定一系列关键技术。所以当你知道意大利的一家公司要买一些美国的关键技术之类的东西时，整个政府都要知道并且及时发出警报。
因此，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进行了首次国家关键技术调查。他们去了政府的各个部门，说要填写这份表格：什么是关键技术。然后他们把这个清单放在一起。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家关键技术调查之间，建立了这个新的FFRDC。兰德是成功的竞标者，成为它的创始承包商，所以有了关键技术研究所（Critical Technologies Institute，科技政策研究所的原名）。由兰德管理的关键技术研究所协助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参与了第二和第三个国家关键技术项目。该调查两年做一次，该法案实际上被称双年调查。
那么为什么写那篇文章？我确实批评了第二次调查采取的方法，他们把问卷交给国防部、农业部、交通部，并在第三次调查中将调查范围扩大，还去了大学的各个院系，他们去了工程学院，去了化学系，去问关键技术是什么？而我的问题在于，没有人研究过什么是关键手段，对谁是关键？所以我试着引入更广泛的问题。
然后，我成功说服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即，问题不是具体的技术，而是更大的国家创新体系。因此他们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我们为此撰写了白皮书，讨论了国家创新体系。你阅读的2003年论文实际上是来自那个会议。文章合作者和我试图描绘一种思考的进化，一种对于国家创新体系的思考。即国家创新体系有哪些组成部分，源头在哪里，有什么用途，谁来出钱，投入和产出分别是什么，国家创新体系会带来什么结果？
之所以后来没有再继续国家关键技术的调查，是因为以往的认识方式到了一个你无法走下去的程度，这就是我试图传递的微妙信息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改变思维方式，而不仅仅去看技术本身。
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就再没有第五第六或第七次国家关键技术调查。你开始看到的是在政府内部建立一些理事会，还有所谓的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NSTC），它是一个机构间特别工作组，他们提出更复杂的问题而不仅限于技术。然后就产生了像总统科学和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等那样的实体机构。然后在政府内部就纳米技术发起了一项吁请。那就是一个跨部门机构来研究在先进制造方面我们需要做什么。我认为答案是我们成功地超越了个别技术阶段，更多地关注创新生态系统。
由于联邦制这样一种美国基本理念的存在，相比其它一些国家，这些跨部门工作组并不是很广泛，也并不很强大。他们发挥的是协调作用。就提出国家政策而言，由于美国的意识形态，以及共和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那确实属于私营部门的领地，而不是政府的事。当然，它一直是政府的事业。我的意思是，美国从未有过正式的产业政策，但当空军为仙童半导体（Fairchild）提供资金时，或者当他们资助公司生产数控机床时，它确实就是产业政策。所以有一个默认的产业政策主要是由国防机构，航空电子和航空航天等的需求驱动的。
但舆论一直是政府尽可能少做，让私营机构做得更多。而对于联邦政府来说，尤其要做到尽可能少做。如你所知，美国两大政党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拉锯战，争辩政府的适当角色是什么？科学和技术政策的话题也这样被拉进这场争论。
M：问题3是关于技术的预测（forecasting），预见（ foresight）和评估（assessment）这三个概念的。我觉得您在几天前那个会议上[7]已经谈到，特别是对技术预见讲了不少。请问还有什么值得补充的吗？
P：是的，我认为技术评估值得讨论一下。我提到过为交通研究做了个技术评估项目，开发了这个系统，我们称之为STREAM：系统（system）、技术（technology）、勘察（reconnaissance）、评价（evaluation）和采用方法（adoption methodology）。
回到前面那个（关于交通技术应用的）问题。当然我可以给用户提供关于交通技术的研究，但我们所要处理的问题是，为什么联邦政府交通部采用这些创新的速度如此之慢？所有这些新技术，对于智能公路系统和车对车的通信以及对于路面材料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为什么采用的这么慢？我认为问题是一个执行机构内需要做技术评估，交通部门是一个具有某些目标的机构。交通部的任务是什么？它需要提供移动性、安全性。它需要维持基础设施，保护基础设施，需要经济上可持续等等。
所以问题在于技术评估经常被看得过于狭隘，变成了比较各种可供使用的软件程序。它们的性能是什么，它们有多大，它们计算速度有多快等等。这里有各种材料，它们是否适用于路面，其性能如何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在这里有一组不同的技术：这些是通信技术，或者说是检测技术，我们如何知道基础设施是否健全，我们有地面穿透雷达，有激光雷达，我们有不同的东西等等。如果只是尝试确定技术的特点来理解技术评估，那对执行机构来理解如何选择技术没什么帮助。
对特定技术的评估应该根据执行机构的使命来做。这项技术如何提高部门的移动性或交通运输的能力，以及如何提高安全性？我们为管理安全做了哪些操作？这些操作如何匹配另一些操作？因此，我们不应该基于这些技术本身来做技术评估：这些是软件技术、那些是硬件技术。我们需要做的是能够根据技术赋予我们的能力来查看和评估它们。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提高移动性，这里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路面材料、这里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计算机算法、这里我们有一个不同的通信系统。这些技术在增强移动性和安全性方面有哪些潜力？我们如何比较苹果和橘子？我们如何比较可能具有不同用途的、不同技术领域的技术？这是我们今天拥有的一项技术而那项技术要十年后才可获得。因此，我们想要做的是允许这些机构自己使用在其组织内有意义的方式进行技术评估。
我们并没有试图预测未来的技术。 我们并没有做技术预见本身。 我们想做的是帮助他们完成技术评估工作。 通过技术评估他们得到了一系列选择，试图找到如何选择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
M：你谈到了兰德公司所做的技术评估，我知道在美国国会曾经有过一个技术评估办公室（OTA ），它们的工作是什么？
P：你可以说技术评估办公室就是专门为国会进行分析的分支，国会需要信息和分析支持时会去问国会图书馆研究部。而对于科学和技术问题，则需要具备专门的分析技能，有不同专业背景的人（所以需要有OTA那样的机构）。美国科学和技术政策研究中的大多数最优秀人才都曾在OTA工作过。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机构。其中的人员是优秀的分析师，后来都离开了，现在正在负责大学或其它的政策研究中心等等。他们都来自OTA。
M：好像现在影响很大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主席也曾是OTA分析人员。还有我有位朋友，曾经是这里（指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后来去了美国，加入了OTA，当然他应该也退休了。而且OTA更早就撤销了。请问你是不是认为OTA应该有它的位置，应该有理由生存下来？
P：当然，那是肯定的。
M：让我们进入到问题4，那是个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鲍珀博士为回答这个问题准备了一张图）这就是您在研讨会上演讲的？我觉得您在演讲中也谈到了研究方法的问题
P：不是，这是为另外场合准备的。
我们没有谈论方法， 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否见过这个菱形图。这实际上是由另一个也姓鲍珀（与我无关）的人绘制的。 我其实更喜欢这个图，因为它有很多含义。这里可以看到各种方法，像头脑风暴，SWOT、反演法，德尔菲法等，而且它将这些方法在这个图形中排列起来。 例如，在横轴上看某个方法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专业知识， 所以一定要与专家交谈，而不是与广泛人群进行更多的互动。 而换个方向，从纵轴上看，有些方法越来越多地趋向定量和科学证据，而另一些则需要创造性思维。你知道，我在研讨会上还被问及科幻作家的问题。
M：在创造性研究方法中有没有考虑到设计思维?
P：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利用好设计思维，不仅仅是做预见，还有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分析，这方面是一直不够的。我在演讲中提到兰德研究生院是如何重组自己的。其中一个原则是引入更多的路径和引导，这些路径和引导更典型地体现在设计群体中而非分析群体中。更少地让教授站在课堂前，更多的是提供一个工作室，解决问题，然后各人拿出自己的（观点）。您可以看到这里有许多类型的方法可供选择。所以这张图真正告诉我的是，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本身能够足以让你看清问题的完整图像，但是根据你想要达到的目的，你可能会更多选择从菱角的一个角落或另一个角落出发。例如，正如我在演讲中指出的那样，我的偏好是这样的，如果我想要为规划部门或政策制定者做预见研究，我想从菱形图最右角的“互动”开始，例如举办研讨会和互动，这些活动可以让参与者，利益相关者和政府官员帮助我，也可以让我帮助他们，理解什么是可能实现的可信愿景。然后我们可以去进行专家访谈，获得专业知识观点；我们可以参与情景编写，以使思考更具创造性。然后我可以将其归纳为框架模型，这才可以采用分析性技术。这种在深度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就是我处理这类问题的方式。而对于另外一些问题，就可能需要不同的方法组合。有时他们真正强调某件事，场景描写可能是最常见的方法，SWOT分析也很常见，但这些往往是一种静态的分析路径，我对这些方法的疑问是它确实不允许你动态地去思考各种优势和弱点的变化等等。
M：这个方法的组合图给出了研究方法的两维频谱，没有什么方法一定是定量或者定性的，也没有绝对结构化或非结构化，往往是要组合起来运用的。
P：是的，我们在研究生院里就是这样教学生的。
M：问题4后半部分提到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不能请您谈谈这些技术对于科技政策研究的潜在意义？
P：是的，很多年前我在兰德试图通过计算机处理大量证据来获得一些新的见解，但是没有足够强大的工具可以做到这一点。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人工智能在科技政策领域的实际应用。 目前关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讨论似乎侧重于机器的决策，但我相信人工智能应该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决策而不是替代人类。
M：我知道你这是不希望兰德公司被替代掉！
P：(笑)
M:下一个问题5是个小问题。我的本科背景是物理学，当我在SPRU（萨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学习时，注意到一个现象，那里的很多教授都是经济学专业训练出来的。科技政策的制定涉及许多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它的研究人员可能会有各种教育背景。我的感觉是，虽然没有统计数字证明，他们大多数就像你一样是经济学家。
从事这方面工作多年后我认识到，科技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种，而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核心就是合理分配有限资源以达到最大的效率和效益，当然这个过程需要在政治、伦理和环境等等约束条件下进行。这个不就是经济学最核心的使命吗？这个看法对吗？
P:我不能确定你是否完全正确。科技政策是一个有趣的领域，直到最近还不是一个学术领域，人们会来自不同的背景。
好吧，我以自己为例，我的本科专业是生物物理化学，这是个很长的故事。当我毕业时，我发现想要的职业不一定是在实验室，我对一个更大的问题感兴趣，即如何在更大的范畴来认识科学和技术。我实际上有一年没上学，只想弄清楚我想做什么。我还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附近。尽管我不是学生，但我会去教授办公室探讨那些我感兴趣的事情。而让我惊讶的是，那些似乎对我所感兴趣的东西最感兴趣的人是经济学家。我从未在本科学习经济学，因为我认为这是关于金钱的。我后来发现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关于选择的科学，我们如何做出决定，这就是一个政策问题。
美国有个最重要的学术机构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这个协会的一个重要项目，是让一些在物理学、分子生物学或天文学方面有博士学位、且对政策感兴趣的人到华盛顿，参加一个为期两周的科学和技术政策密集的短期课程，他们会在政府部门内找个合适的位置。其中有些——他们被称为AAAS研究员——在其专业能力合适的情况下，可能为参议院农业委员会工作，或者可能到国务院工作。我们的想法是将他们的科学背景和培训纳入这一政策空间，在这个领域，他们既可以运用其专业知识和技术专长，同时学习理解政策和决策过程。一年之后，有些人可能继续留在原领域，也有人转向了，更多地参与和政策有关的工作。
M：如果我没听错，他们的培训仅仅只有两周时间，这点时间够吗？
P：这足以让他们了解基本的想法，并让他们了解机制，政策机器的运行，各部分如何组合在一起。在美国，您要谈论联邦研究和开发预算，只有将把那些部分放在一起时才有可能。研究和开发的单项预算分配给国会内的19个不同的委员会。你知道，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有19个不同的委员会在决定如何用这些资金。所以要了解它们是如何运作的，资金分配和授权等等方面有什么差别。因此，告诉他们多年来在美国有多少研发资金由政府资助，多少由私营部门资助。
当我第一次进入这个行业时，它的比例是两比一，公共部门研发支出是私营部门的两倍，现在情况正好相反，私营部门比重很大。所以你知道，让他们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两周够了吗？当然还不够。但是你知道，如果在他们担任AAAS研究员期间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以及与AAAS的联系。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是一年的学习过程。
M：你让我明白了经济学家的工作确实是决策过程中的重要部分。
P：是的，当你谈到选择问题时，在宏观亦或微观层面，公司如何真正发挥作用，市场机制如何影响行为，更多的创新，等等。所以这是一项有用的技能。但是你知道，它仍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领域。正如我所说，直到最近，很少有人接受过科学和技术政策方面的正式培训。相反，他们是工程师，他们是地理学家，他们是化学家，他们发现自己对政策感兴趣，这将逐渐发展成为职业生涯，先是减少实验室工作或者完全离开实验室工作，真正参与到吁请机构或成为国会工作人员。
国会的委员会有很多工作人员。而且他们通常很能干，是非常优秀的员工。国会议员没有那么多，但是，为他们工作的人非常敏锐，他们对各个委员会有很多帮助。
M：再增加一个问题。我正在选择合适的科技政策智库案例。我们已经收集了一些美国的日本的等等，但中国不包括在内。我认为对于政府决策来说欧洲非常特别，因为它有欧盟，很多国家在一起，需要互相协调。在我看来，欧洲的智库在科技方面做了不少研究，普遍认为美国有技术优势，中国有应用能力和巨大的市场，所以欧洲提出了另外一些问题，它可能自认为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所以在伦理、隐私保护和环境保护等等方面提出了非常突出的高标准，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竞争战略，所以我们想寻找一些这方面做得比较多的欧洲科技政策智库，但好像没有十分合适的。
P：对我来说，首先就欧洲科学和技术政策研究机构来说，我首先想到的是萨塞克斯大学的科技政策研究所。
M：啊，那个已经在我们的名单里了。
P: 我没法另外再指出哪一个欧洲的科技政策研究任何机构。 但是，如果你去看欧盟的网页，你看看技术预见会议。 我记得几年前去过布鲁塞尔的一个。 他们会在他们的组织中提供参与此活动的人员名单和名单。有一次在法国，这真的很有趣。你知道法国人喜欢建立这些非常重要的逻辑结构框架。所以有笛卡尔逻辑的绝对高度。所以他们拥有所有这些，有些框架我还不太理解，但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有一种轴线，那里他们做科学和技术政策的远见等很多东西等等。
M: 我曾注意欧洲有一个机构，专门研究如何应对技术的负面影响，比较新的一个智库，但就是不知道它能存在多久。
P: 我猜想一下，如果只是做科技政策方面的研究，它或者只是个很小的机构，或者很难生存，因为这方面的合同订单很少。
M: 非常感谢您花费宝贵时间与我分享了你对于科技政策智库的见解。您所提供的这些见解对我非常重要，在那本将要出版的书里肯定会体现出来，同时也促使我们更好地思考，做更多的研究！
[1] Steven W. Popper, 兰德公司高级经济学家，兰德研究生院科技政策教授
[2] 起源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总统时他周围的顾问团队-编者注
[3] 该词在国内还有“倡导”、“倡议”等译法，本文采用“吁请”
[4] 或称“说客”
[5]一般被认为偏向于保守主义的智库-编者注
[6]一般被认为偏向于自由主义的智库-编者注
[7] 2019年5月6-7日举行的“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
本文即将在《竞争情报》2019年第4期发表。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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