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两年中，假新闻在公共社会领域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断发酵。美国、德国、荷兰、法国、肯尼亚、印度和西班牙等七个国家的大选活动都受到了假新闻的冲击，民主进程遭到了严重破坏。尽管业内在“假新闻”的定义上仍存在分歧，但是，对抗假新闻已经成为各个媒体、平台和新闻机构的共识。
2018年2月，纽约智库Data&Society（简称D&S）发布报告《航位推算：假新闻下的“中庸”航程》，聚焦业内媒体、非营利性组织和政府在应对假新闻上的最新打法，并对各个策略的实际效用进行了客观评述。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勇当“领航者”，与各位读者共同潜入深海，洞察在假新闻背后错综复杂的力量博弈。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对打击假新闻的策略进行盘点之前，我们希望再次对“假新闻”的概念进行明确。Data&Society对假新闻的定义与《路透重磅调查报告（全文）：读者眼中的“假新闻”不只是“假的新闻”》一文中的观点一致，即“假新闻”不仅仅指被包装成新闻的虚假信息，更包括出于政治目的或商业利益编造的新闻宣传、低质新闻和广告等。
策略一：事实核查和来源检验
目前，打击假新闻的大部分手段都可以归纳为对新闻进行事实核查，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方式：第一，依靠读者等外部监督力量对假新闻进行揭穿；第二，在媒体和平台之间建立可信内容联盟；第三，在媒体内部加大事实核查力度和假新闻惩戒力度。
事实核查在新闻业中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在遏制假新闻上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尤其是最近几年，在互联网快速发展和社交平台崛起的双重催化下，假新闻有愈演愈烈之势，媒体对于事实核查的力度也随之增强。例如，《华盛顿邮报》和娱乐新闻网站Gawker均在网站主页开辟了专门揭发假新闻的板块，类似Fake News Watch等展示假新闻的博客也应运而生。
《卫报》对Facebook的报道：新的事实核查警报
跨平台的可信内容交换和验证机制也在最近几年得到快速发展，该机制一方面作为第三方实现跨平台的事实核查和假新闻揭露，另一方面为记者和新闻机构提供事实核查的最新工具和方法等。
以成立于2015年6月的非营利性组织First Draft News为例，其在平台上汇集了超过80家新闻媒体、事实核查机构和自由媒体人，共同致力于打击假新闻。在法国大选期间，First Draft News联合平台上37家新闻媒体和技术合作伙伴，打造了在线事实核查项目CrossCheck，对大选期间的各类信息进行检验并做出趋势预测。
First Draft News网站页面
在新闻媒体和机构加大事实核查力度的同时，以Facebook和Twitter为代表的社交平台和以Google为代表的搜索引擎也在打击假新闻上做出了相应调整。当前，平台会对可能存在虚假信息的内容进行标记，一方面提醒用户提高警惕，另一方面平台会联合第三方机构加紧对该内容的审核。在复核完成后，若确认信息的真实性，平台将会对内容进行“信任标记”。
例如，Twitter的“信任标记”为蓝色，表明该内容已经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过事实核查和来源验证。此外，Facebook和Google News都与第三方机构建立了同样类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在Facebook上，争议内容会标有“正在由第三方机构进行事实核查”的标签；在Google News上，争议内容也会有相关的标签进行提醒。2017年12月，Facebook对确认存有争议的内容进行了批量删除。目前，Facebook、Twitter和Google News正计划将这样的第三方合作伙伴关系推广至德国、法国、荷兰等美国之外的市场。
在对新闻内容进行事实核查和信任标记的过程中，媒体和平台自身的可信度十分重要。为了弱化不同媒体和平台之间在事实核查技术和评价体系上产生的差异，建立一个通用的、透明的、可量化的新闻可信度评价体系势在必行。对此，圣克拉拉大学马库拉应用伦理中心在新闻领导委员会的委托下，联合各媒体、平台和机构代表，设计了一套面向社交平台和搜索引擎的可信度评级体系。目前，Facebook和Google已经与该项目签署合作协议，将应用这一评级体系。此举也预示着，新闻行业内部将加速专业力量整合，各方将共同努力以遏制假新闻的泛滥。
对新闻的事实核查和来源验证是打击假新闻的最普遍方法，但这一方法在具体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对新闻内的事实核查工作需要逐步打破党派之间的界限。
其次，研究表明，揭穿虚假内容的过程中会强化大众对虚假内容的认知，事实核查在实际执行中的最终效果仍待观察。
第三，事实核查将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不适宜大规模推广，这意味着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内容可以被评估。
第四，有研究指出，相较于那些被贴上“争议”或“信任”标记的已审查内容，受众更倾向于相信那些没有任何标记的未审查内容，这意味着媒体和平台的大部分努力将沦为无用功。
从根本上讲，当今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远超于新闻业进行尽职调查的速度，任何媒体、平台和机构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跑赢假新闻的推送和传播。新闻业的事实核查，路漫漫其修远兮。
从财务上对网站进行约束是限制假新闻传播的有效途径。这一策略适用于以市场为导向，以数字广告业务为主营收入的网站，具体表现为，广告商或广告投放平台可以以“广告投放页面出现假新闻，对品牌信誉度造成负面影响”为由减少对网站的广告付费。
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与通讯专业副教授Damian Tambini的研究成果，大多数在Google AdSense和Facebook等平台上投放广告的客户都无法决定广告最终的投放位。平台的广告投放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算法，算法会根据客户提供的广告费和希望覆盖的人群进行自动投放。Damian Tambini将这样由算法决定投放位的广告称为“程序化广告”。
例如，一些超党派网站和可信度较低的网站也会在Google AdSense上出售广告位，得到的广告收入将会用于网站的运维。由于平台并不能对广告投放页面的内容质量做出保证，广告商很可能在无形之中为假新闻付费。小众品牌Warby Parker就曾发现自己的产品广告被投放在右翼媒体Breitbart的网站上。百事可乐和欧莱雅也曾经发生过将广告投放在带有恐怖主义色彩和反犹太主义色彩网站上的先例。
右翼媒体Breitbart网站页面上的广告投放案例
以平台为切入点，对“程序化广告”的治理能够有效切断低质网站的收入来源。在这一点上，美国数字广告领域的双寡头Google和Facebook已经做出承诺，将对发布虚假信息和发布误导性、欺骗性信息的网站做出制裁，降低其广告位售价，并对其广告招商做出限制。例如，如果YouTube上的用户上传了带有极端主义色彩的虚假视频，Google将调低对该视频的贴片广告定价。
此外，Google方面表示，所有在Google AdSense上出售广告位的媒体都需要对自身情况和数字广告收入的用途进行陈述，出现虚假陈述或隐瞒实际情况的媒体将会受到平台处罚。根据Google制定的社区准则，宣传政治冲突、战争、种族歧视等敏感内容的网站都被列为不利于投放广告的“非友好网站”。“此举将推动媒体的所有权结构和使命透明化。”Google方面的发言人这样说道。
除了Google和Facebook之外，数字广告领域的其他机构也正在强化广告投放位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部分数字广告中介已经直接与广告商进行对接，帮助广告商删除品牌在虚假网站或低质网站上投放的广告。目前，新闻协会在诚信新闻的协议框架下推出了开放品牌安全（Open Brand Safety）项目,该项目旨在追踪发布虚假信息和不良信息的网站和视频链接，并将这些信息作为广告投放黑名单提供给数字广告平台和广告商。另一个非营利组织Sleeping Giants由匿名志愿者组成。该组织对右翼网站Breitbart进行密切监测，当品牌商的广告被投放在该网站上时，其会第一时间通知品牌商。
Sleeping Giants在Twitter上表示已经有近3900家广告商撤出Breitbart网站
策略三：降低假新闻的推送优先级
假新闻在信息流中的扩散与科技的飞速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当前，相当一部分的假新闻由算法自动生成和推送，并且可以利用算法来躲避Google和Facebook的事实核查。据此，有观点将假新闻泛滥的责任归结于算法；也有观点指出，算法是由人类设计并为人类服务的，根本责任还是在人类本身。在各方对假新闻与算法的关系争执不休之时，可以肯定的是，要想在当下彻底杜绝假新闻，或许只能寄希望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进一步发展。
目前，主要的平台公司正致力于在信息流中减少假新闻推送，并调低发布假新闻的帐户评级，情节严重的，将会对帐户进行清除。Facebook在报告中表示，公司已应用机器学习和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对假新闻进行技术性分析，具体包括识别假新闻来源，对自动扩散假新闻的伪帐户进行清除等。仅在2017年4月，Facebook就清除了超过三万个伪帐户。
此外，其还采用算法过滤、用户标记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对信息流中的新闻和热门话题进行调整。信息流中的“错误信息和虚假新闻”、“恶作剧和误导性新闻”以及“低质量新闻”将会被删除或调低推送优先级。与此同时，Facebook于2017年6月开始使用可量化的行为指标对帐户进行评级，那些大量转帖跟帖、诱导用户链接到虚假网站的帐户也将会被调低推送优先级。
Facebook的信息流推送
Twitter方面也组织了专门的人力，对发布垃圾信息的帐户进行清除。Google则通过其自动广告程序AdSense采取了类似行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清除了超过200个虚假网站外链。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于2017年4月对搜索算法进行了调整。在此次调整中，那些已知的发布假新闻和低质量内容的网站将会被排在较后的位置，通过搜索引擎曝光的几率大大降低。
然而，尽管平台已经在算法调整上做出了巨大努力，有证据显示，仍然有源源不断的假新闻涌入信息流中，甚至是出现在“推荐新闻”板块。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信息在社交网站和搜索引擎上的传播，已经基本实现依靠数据的全自动化驱动，数字化平台在无形中为假新闻提供了扩散和发酵的契机，而对假新闻进行过滤的算法，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人力完成最关键的审查工作。
这一短板在有重大新闻爆发时将会更加严重，以2017年10月美国拉斯维加斯和德克萨斯州的枪击案为例，率先在谷歌上大范围的传播是各路假消息，而非经过严格事实核查的准确新闻。因此，为了大面积铲除信息流中的假新闻，平台必须对假新闻的制造源头进行追踪，并予以严厉打击。
德克萨斯州枪击案发生后的搜索结果对比
在打击假新闻制造源和发布源的过程中，平台需要平衡不同的意识形态社区之间的观点和需求，以避免电子战争的发生。尤其是在处理一些敏感内容的时候，应该视具体内容而裁定。例如，Twitter在最近对色情内容的屏蔽中，将“双性恋”等术语设置为了屏蔽关键词，引起了传播学者Safiya Noble和Sarah Roberts的批评。
总而言之，无论是借助算法还是应用人力，对于假新闻的最终裁量权都将由人类来执行。如何能够在遏制假新闻的同时不破坏网站上的正常内容，为用户提供最优质的使用体验，是人类在行使最终裁量权时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
Google搜索信息流中的事实核查
策略四：加强政府监管
自美国大选以来，许多与“假新闻”相关的虚假信息都被证实涉俄。在这里，“假新闻”的内涵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新闻传播学范畴，暴露出美国社会在民主和法治上存在的严重不足。美国国内的政府官员都将网络上泛滥的政治性假新闻视为俄罗斯挑起网络信息战的标志。在他们看来，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假新闻对国家政权造成的威胁，政府应该通过立法和设立听证会等官方途径加强对假新闻的监管。
德国等国家已经通过立法对网络上的误导性信息进行了明确定义，并制定了相应的惩处措施。但是，美国目前还没有采取类似的立法措施。在美国，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的聚合平台至今仍适用于1996年颁布的《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条款，即网络服务商对用户在网络上的发布的内容承担有限责任，并享有豁免权。根据该条款，只要侵权内容来自于第三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就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无论提供者是否对侵权内容进行审查、编辑处理与控制，也无论其是否明知内容的“攻击性”。
因此，《美国通信规范法》赋予了平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内容进行调整的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用户发布内容的根本准则是平台的“服务条款”或“社区准则”，而非官方立法。在执行中，平台公司更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传媒互联网市场中的基础设施，而非具有编辑权力和内容决定权的媒体。
尽管Facebook、Twitter和Google等公司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打击假新闻上做出了不懈努力，但这并非出于它们的本意，而是更多地迫于国家压力。事实证明，这些公司并不愿意扮演“真理的仲裁者”这一角色。但无论如何需要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些平台公司对假新闻的监督和审计，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网络信息战将会更加激烈。
《美国通讯规范法》第230条
目前，美国的监管机构目前几乎无法行使公权力来限制假新闻的传播。在这样的局势下，美国社会对修订《美国通信规范法》的呼声日益强烈。参议员们已经在国会听证会上给出了一些建议，例如，以立法的形式对政治宣传中的误导性信息进行明确规范；敦促平台出台严格的假新闻审查和处罚措施；对出现第三方传播假新闻的网络服务提供商进行连带追责等。
然而，也有反对者指出，敦促平台对假新闻加强监管并不可行，这相当于将美国的国家安全置于私人公司手中，反而会对国家安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将对平台公司的系统性监督权和审计权收归政府，由国会进行统一规范。
以立法的形式对平台进行监管在国际上已有先例。德国于2017年6月通过了NetzDG法案，该法案旨在限制带有仇恨社会色彩的言论在社会媒体和平台上传播。难民危机后，带有种族歧视色彩和恐怖主义色彩的言论在德国尘嚣甚上，依据NetzDG法案，有关部门将在不当言论发表的24小时内做出响应，媒体或平台则需要在接收到上级通知的七天之内对不当言论进行删帖处理。坚持不删除非法内容的公司将面临最高5000万欧元的罚款。与美国希望加强政府监管不同，这一法案在德国遭到了广泛的批评。民众认为，法案使政府对平台内容进行了过多干涉，应该将对内容的决定权归还给平台本身。
“美国模式”与“德国模式”是在探索政府与平台关系中的两种选择，话语主导权在“美国模式”下更多地归属于用户和平台，而在“德国模式”下则更多地归属于政府。在对抗假新闻上，二者各有利弊。尽管在立法上存在分歧，但在国际社会，大家共同认可的是，平台是服务于健康内容的自由空间。Facebook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Facebook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社区，其势将与不利于世界发展的霸权主义、分裂主义和民族主义斗争到底。”
复盘当下应对假新闻的四大策略，不难发现，假新闻的背后隐藏着的是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和道德伦理等深刻的社会命题。作为公共话语中的关键词，“假新闻”向我们提供了在政治框架下进行技术性治理的新思考、新问题：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媒体和平台应该对哪些内容进行监管？政府和媒体之间，谁应该对谁负责？如何解决跨文化传播中的观点冲突？……
“假新闻”的本质是建立在知情公民的信任和媒体可信度基础上的社会分享，其展现的以认识为载体的社会分歧。因此，我们无法简单地应用“二分法”对假新闻进行定义和干预，由对抗假新闻所产生的影响也势必将扩展至新闻业之外的更深领域。
无论如何，在应对假新闻上，各方都必须明确：对假新闻的干预应该建立在新闻自由的基础之上，以保护新闻消费者、新闻记者和网络服务提供商为原则，以捍卫民主法治和新闻自由为最终的斗争目标。
今天，我们站在甲板上，眼前风浪翻涌，身后是乌云遍天。而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恪守新闻人的价值底线，扬起风帆，利用新技术、新标准、新联盟对全球范围内的新闻社区进行变革：放大“真”的声音，消磨“假”的气焰。在对抗假新闻的漫漫长路上，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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