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石斌
大国间的战略稳定，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战略稳定的概念起源于冷战时期的核武器与核军控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加上许多重要战略与安全领域日益增强的外溢效应与相互联动性，战略稳定问题正逐步扩展到网络空间、外层空间等新场域以及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领域。然而，在人类交往互动的这些新型空间或国际竞争的新兴领域，大国之间无论是寻求合作，还是展开竞争，都没有足够的经验依据，也殊少普遍共享的原则与规范，因此，人们必须求助于历史，因为人类在战争、战略、军备竞争或军备控制等相关领域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于理解今天和未来的大国关系问题至关重要。
一、战略稳定的复杂内涵
“战略稳定”这个概念尽管被频繁使用，却并无统一定义，在不同环境与议题下，对不同行为体，可能具有不同的内涵。
冷战时期，“战略稳定”是讨论核武器如何影响全球和平与安全问题的一个常用概念与分析框架。具有竞争关系的核国家之间试图通过确立战略稳定将核武器技术的毁灭性转换为彼此共处的基础。战略稳定的核心是减少敌对大国之间进行军备竞赛或危机期间发起毁灭性第一次打击的必要性和动机，从而减少或消除战争危险。为此，必须维持稳定的军事威慑关系与军力平衡。
就此而论，“战略稳定”有两个具体表现。其一是指这样一种相互满足、自我克制的状况：对手都明白，为了克服战略上的脆弱性问题而试图改变现有军力态势，是徒劳或者愚蠢的。其二是指这样一种进退自如的舒适状态：拥有核武的对手之间在一段时间的升级之后能够恢复稳定关系。这意味着，即使在危机期间，不用对挑衅性行为做出反应，行为体之间也能够维持战略稳定。行为体对自己报复打击能力的信心可以增强其延迟反应的能力。相反，对于某一方可能利用其优势获得主动权这种不确定性且及时反应的好处远胜犹豫不决的代价这种认知，则会导致战略不稳定。
换言之，战略稳定首先是指相关国家之间军事关系的稳定性。军事关系的稳定又可分为军备竞争稳定和危机稳定。前者是指军备竞争的过程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后者是指在有关国家的关系陷入危机的情况下，它们首先发动打击的动机都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军备控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军事关系的稳定性。
纵观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战略稳定作为一种大国关系状态，实际上涉及两个维度：物质力量结构与社会关系结构。战略稳定既涉及客观物质因素，也涉及主观的心理认知因素。也就是说，战略稳定既可以基于力量平衡，也可以基于“心理平衡”，即虽然力量或能力有局部差距，但是，由于行为体的政治关系良好或总体安全关系较为稳定等原因，较弱的一方仍然满足于现状，没有赶超的需求或动力。考察二战后以来大国构建战略稳定关系的历史实践，还可以得出两点认识：
其一，“战略稳定”在实际使用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战略稳定”，主要指冷战时期大国之间尤其是美苏之间在核力量、核战略及其相关技术领域的稳定关系；广义的战略稳定，则涉及众多处于竞争关系的大国之间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的总体关系。这种具有“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总体政治与安全关系一般被称之为“战略安全关系”，具体表现为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技术、军事、外交等重要领域的信任或猜疑、融洽或紧张、合作或对抗关系。这种总体战略安全关系的稳定与否，不仅经常被视为广义的战略稳定问题，而且常常也是国家之间在核武器等特定领域能否保持战略稳定的重要条件与宏观背景。在后冷战时代，核战略关系依然重要，甚或仍然至关重要，却并非战略稳定的唯一内容或全部要素。战略稳定不仅涉及陆、海、空、天、网等多个空间维度，也受到更多新兴技术领域发展进程的影响。
其二，更重要的是，战略稳定并不是大国的唯一追求或必然追求，其实现和维持取决于多种主客观因素或条件。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问题，与它们之间的军备竞赛和军备控制（军控谈判）都有密切关联。事实上，从美苏军备竞赛与军控谈判的历史不难看出，只要有可能，美苏本质上都是想谋求优势而不是维持均势。它们有时候希望实现和保持战略稳定（主要途径是军控谈判和政治对话），有时候则为了谋求或维持优势而不惜损害甚至蓄意破坏战略稳定。军备控制从来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用英国学者肯·布斯（Ken Booth）的话说，“军备控制是战略以相互限制军备的方式的延续”。
二、战略稳定的基本动因
那么，大国寻求或维持战略稳定主要是出于何种动因？
首先是安全动因。国际无政府体系下的“不确定性”与“安全困境”（安全两难），是大国之间开展安全合作、寻求战略稳定的根本原因。其中的逻辑链条可以表述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使竞争对手之间产生战略互疑，进而使国家产生军备动力并开展安全竞争，而竞争又导致安全困境，因此，产生了摆脱困境的共同利益，于是开展军控谈判或政治对话以实现战略稳定、维持某种“确定性”。战略稳定的根本目的是避免竞争失序或失控从而走向冲突与战争，为此，首先必须保持军事关系的稳定性，于是，军备控制成为题中之义。
出于对竞争对手能力与意志的不确定，以及对战略实践过程中偶然性事件的担忧，决策者一般都倾向于拥有尽可能强大的军事力量，以确保在可能的冲突中获胜。然而，军备手段与安全目的之间并不呈线性关系。有时军备增加不但不能带来安全, 反而会恶化安全形势，增大自身遭受战争威胁的可能；军备竞赛还常常使敌对双方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即“安全两难”。在核时代，竞争各方存在避免战争的共同利益，军备控制与战略稳定因此成为维护这种共同利益的手段，稳定的军事关系与低水平的军力平衡对各方来说都是一种费效比更高的选择。
其次是政治动因。政治紧张状态和相互猜疑会加剧有关国家之间的军备竞争，反过来，有效的政治对话以及成功的军控谈判与军控协议，则有助于减少政治紧张和战略猜疑。通过增加相互军事关系的可预见性，不仅有助于减轻应付最坏事态的压力，逐步建立起相互谅解与信任，也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进而改善有关国家的国际形象。冷战时期的美苏军控谈判，除了安全考虑，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增加自己的软实力以及各自联盟内部的凝聚力。美苏达成军控协议还有助于它们在防扩散和限制常规军备扩散等问题上向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三、影响战略稳定的主要因素
与大国寻求战略稳定的动因相比，影响战略稳定的具体因素要复杂得多。
（一）军备动力的双重效应
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国家都会近乎本能地产生军备动力。这种动力首先体现在对军事“对等”的追求，即在重要军事能力上不留空白或短板，“你有的我也要有”。这是竞争对手之间军备关系中的一种最基本的动力机制。打破核垄断、谋求核均势便是出于这种动力。一旦拥有核武器，或者像美苏那样实现某种核均衡，则又会面临如何在核对峙情形下处理危机，如何保持危机稳定的问题，于是，又促使有关国家走向军备控制。然而，正如美苏军控谈判所示，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必要的或公平的“对等”，如何核查以确保“对等”的落实，很难达成共识。于是，美苏之间的军备控制与军备竞争并行不悖，追求“对等”催生了新的武器需求，或者为获得谈判筹码而启动新的武器计划，都会导致军备数量与质量的升级。总之，这种动力机制既可能使对手之间为了实现“对等”而陷入军备竞争，也可以作为各方出于稳定的需要共同加以维护的准则而成为军备控制的基础。
军备动力还导致大国在维持均势与谋求优势之间的摇摆，直接影响它们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进而导致战略关系的稳定或不稳定。在均势状态下，一方追求优势固然会打破平衡、影响稳定；在非对称格局下，处于弱势的一方如果追求均势或“对等”往往也会被领先的一方视为对稳定（实为“现状”）的破坏。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谈判这两个过程是相互交织、密切联系的。在政治尖锐对立的背景下，如影随形的战略疑虑与安全担忧，使它们在努力谋求和保持均势的同时，又试图谋求某些领域的军事优势甚至总体战略优势。
（二）国际环境与大国政治关系的变化
国际环境与大国政治关系的变化是影响战略稳定的重要因素。以军控进程为例，当国际局势紧张，主要大国政治对立时，军备控制谈判往往难以取得进展（同时又特别需要）；当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主要大国谋求政治妥协与合作时，国际军控与裁军谈判就易于取得实质性进展（往往又不那么紧迫或必要）。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美苏缓和导致“反弹条约”的达成和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签订。70年代末以后，美苏关系再度紧张使全面禁止核试验谈判中断，美国国会搁置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批准。80年代初，里根政府开启“新冷战”，要“重振国威”“以实力求和平”，为实施“战略防御倡议”，开始刻意曲解反导条约的内容。
冷战接近尾声，以缓和、和解和削减军备为主旋律的军备进程从80年代后半期一直延续到冷战后初期。然而，在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后，美国的战略优势论与绝对安全观念却开始抬头，小布什政府为了部署反导系统，干脆废除了反导条约。尽管美方辩称这是为了应对冷战后更加多样化的挑战，但是，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是严重破坏国际战略稳定的行为。
近年来，全球力量格局与政治经济形势变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本土主义、保护主义、反全球化等思潮大行其道，国际关系向权力政治回归，世界正重新走向分裂。大国地缘战略竞争加剧，军事对等乃至军备优势的传统安全战略逻辑重新抬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军费开支创下新高。已经拥有显著军事优势的美国，在反恐、打击“流氓国家”等名义下，开始了新一轮军备扩张，为此不惜抛弃冷战期间达成的军控协议。目前，不仅俄罗斯与美国、西欧之间仍然存在战略竞争关系，中美战略安全关系也处在十字路口。总之，全球战略稳定正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多样化和最严峻的挑战。
（三）技术的多重影响
新技术不仅有可能迅速改变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也会给大国战略稳定带来新的挑战。就军备控制而论，某些技术成果有利于军控的进展，某些成果则使军控更为困难。关于军事技术与军控稳定性的关系，许多学者通过研究历史总结出若干规律。例如，竞争双方通常只有在某一领域的军事技术形成均势或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后，才愿意在该领域达成妥协；如果某一方在某个领域或某项武器技术上领先并且还有战略需要时，通常不会同意限制该武器的发展。例如，美国目前在外空领域拥有显著技术优势，其目标是独霸外空，因此，不大可能与中俄等国认真讨论外空的战略稳定问题；当某方在某项武器技术上处于落后地位，而且准备或正在发展该武器时，通常不会同意限制该技术的发展；如果它出于某些原因无意发展该技术，则会要求对其进行限制；此外，各利益攸关方在过时的或当时无法达到的技术方面往往容易达成协议，而在它们正在大力发展的新技术方面则很难达成协议。例如，美苏能够在1972年达成“反导条约”，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反导技术还不够成熟，实际用处不大。美国后来抛弃反导条约，则与技术的发展和政治环境的变化有关。
（四）经济因素具有复杂性
军备控制主要是出于军事与政治考虑，但是，经济考虑有时也是推动军控的重要因素。激烈的军备竞争会给各方都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成功的军备控制可以缓解政治紧张、缓和军备竞赛，有助于减少军费开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美苏能够达成若干军控协定，既得益于缓和的总体气氛，也与它们当时面临的财政压力有关。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积极寻求与美国达成军控协议，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困难。全球军费开支每年逾万亿美元，即使其中部分用于民生与经济建设，从长远看也意义重大。然而，从短期来看，军备控制的经济效果并不那么显著。因为军备控制并不必然意味着裁减军备，何况现有军控协议所涵盖的范围非常有限，能够节省的开支也有限。执行军控协议，包括销毁某种武器，本身也需要大量资金。最重要的是，武器的研发和生产与国民经济和科技进步之间具有复杂的关联。军事工业对国民经济具有刺激作用，诸如提供就业、税收，向民用业传输资金和技术等。对于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军火供应国来说，军备生产的经济意义尤其重大，与“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有关的各方都从中受益。
（五）战略文化与国内政治
由于政治文化、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国家之间在相关战略与安全问题上既有共同点，也有许多差异。每个国家的对外战略与安全政策都与国际安全息息相关，其中大国的战略理念与对外政策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尤其巨大。在一个由现代民主国家构成的“无政府国际社会”中，当国际安全目标或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与国家安全目标或国家自我利益发生矛盾时，国家无论大小一般都会将国家安全利益置于国际安全利益之上。这是国家间的共性。然而，实际上，大国在国际社会享有某些“特权”，是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因而也负有维持国际秩序与全球战略稳定的特殊责任。在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天平上，如果一个大国一味地追求前者而不顾后者，甚至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破坏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从长远看，实际上也未必符合其自身利益。
然而，历史上的某些大国，由于其政治文化、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的某些固有特性，加上特定时期国内政治因素的驱动，在对外政策上常常表现出片面追求自我利益或竭力维系自身主导地位的倾向。以美国为例，其对外政策始终强调美国第一、美国优先或美国至上。如果对二战后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的发展史做一个检视，可以发现，经过数十年的冷战历练，美国的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已经形成几个影响至今的突出特征。
其一是相信“历史在我们一边”，即美国代表了“正义”的一方。这是美国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
其二是战略设计总是基于“最坏假设”，追求绝对安全，争当“全能冠军”，经常表现出强烈甚至过头的战略忧患意识。
其三是始终奉行“以实力求安全”的战略理念，而且往往强调军事实力。这使美国战略传统具有突出的军事特征。在国内战略辩论中常常是“防务优先”压倒“预算平衡”；在国际战略竞争中往往是“战略优势论”压倒“战略均势论”；在战略文化上则表现出“尚武、武装甚至黩武”的倾向。
其四是“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础结构”。在战略与外交领域，起实际作用的更多是精英政治，而不是一些美国人所标榜的“多元主义”。
上述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未必在每个历史阶段都能够占据主导地位，却具有惊人的连续性。尤其是在美国国内政治右转，意识形态偏好凸显，极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往往会给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打上深刻的烙印，使美国具有某种两面性：一方面，它试图在某些地区、某些领域发挥某种“维稳”作用；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构成了全球与地区秩序中的不稳定因素。
最后，要指出的是，战略稳定是一个系统、多维、跨学科的议题，涉及安全战略、地缘政治、军力结构、经济能力与科技水平等许多方面。如何维护全球与地区层面以及核武器和网络空间等具体领域的战略稳定，是当今世界政治日益紧迫的大问题。然而，我们目前面对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稳定观：一种是从维护超级大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出发，遏制任何动摇或者可能动摇这一地位的挑战，为此继续奉行突出军事威慑、强化军事联盟、谋求军备优势、实施扩展威慑等冷战思维；一种是从维护普遍安全出发，防止冲突与对抗破坏各国得以和平发展的国际安全环境，为此必须强调和平共处、相互依存、互利共赢、睦邻友好的以合作促安全的理念。何去何从？这是人类亟待做出的重要抉择。
（本文刊登于《中国信息安全》杂志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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