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国家安全面向的情报学主要由国家安全情报学、军事情报学与公安情报学等分支构成。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国家情报法》的颁布，我国情报学进入大情报学科理论一体化建设阶段，但学科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学者群体规模小，民口高校集体缺席情报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研究力量不足；情报学界与业界缺乏有效互动，理论与实践脱节；情报学研究范式与路径单一，研究方法落后，域外引进为主，本土原创不足；各分支学科分散封闭，囿于行业安全观，未能按照现代风险社会治理需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建立统一的大情报学理论体系。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基本指导思想，正视学科分歧，让情报归情报，信息归信息，避免思想混乱;纠正认知偏差，客观公正看待情报学研究与情报活动，消除伦理疑虑;突破过度保密的情报文化传统，推进情报界适度开放，促进情报理论与实践互动;壮大情报理论研究力量，推动民口高校和学者参与情报理论研究、情报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鼓励从业者适度参与情报知识创造与积累;创新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从“西学中用”转向“中西并重”和“扎根本土”，从传统的“思辨研究”向“科学探索”过渡;调整研究范式，从“事实描述”向“理论解释”、从“单一范式”向“多元范式”转变;建立健全学术阵地，推动各分支建立常态化的学术交流对话机制，形成学术共同体;推动各分支跨界融合，立足总体性国家安全威胁与风险，构建大情报学科理论体系，并建立有效的情报知识积累机制，是推动我国情报学发展与繁荣的有效路径和努力方向。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情报学;国家安全情报学;公安情报学;军事情报学;发展困境;学科转向
【中图分类号】G25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176(2019)04－0020－26
【基金项目】2019年中央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项目“美国情报学百年史：源流、演进、动力与启示”(2019JKF318);2019年校级教学研究项目“基于职业胜任力的公安情报分析课程核心知识与教学方法改革研究”(2019JY18)
【作者简介】谢晓专(1980—)，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与反恐怖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38)
引言：我国情报学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以下简称《国家情报法》)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情报机构、军队情报机构”统称为“国家情报工作机构”，①相应地，本文所探讨的情报学专指由国家安全情报学、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三大分支构成的国家安全面向的情报学。
情报学②(Intelligence Studies)作为一门学科，至今约半个世纪的历史，情报学界一般将20世纪40年代末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所著的《战略情报:为美国的世界政策服务》一书作为现代情报学诞生的标志。③
目前情报学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已在欧洲和北美牢固确立了中心地位，④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乔治敦学派”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英国学派”。⑤英国情报学以历史范式为主导，美国情报学则主要发源于政治科学领域，后逐渐向公共政策与决策扩展，近年来与国际关系理论结合的趋势明显。⑥至20世纪90年代，美国情报学已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并有渐成“显学”之势，⑦美国成为全球公认的情报学学术思想中心。
我国“孙子虽会集古代情报概念的大成，创造情报理论的不朽原则，而开情报学术的先河”，⑧然近现代以来，我国国家情报理论研究远逊于英美诸国。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国家安全体制改革，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先后颁布《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国家情报法》《网络安全法》《核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等国家安全法律，初步建立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为我国情报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与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推动国家安全专业人才培养，推动国家安全理论研究。⑨相应地，情报学界掀起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的情报学学科建设讨论浪潮，有学者提出情报学设为一级学科已具备条件，倡导建立由“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国家安全情报学、科技情报学、竞争情报学”等各分支构成的“面向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学科体系，也有学者建议应在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设国家安全情报学二级学科。①这些讨论和倡议开启了我国情报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体化建设的进程。
本文旨在探究当前我国情报学学科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并参照美国经验，讨论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我国情报学发展的未来转向，为促进我国情报理论研究与情报学科发展提供拙见。情报理论研究是对国家安全情报实践的学术补充，其贡献在于解释过去，理解现状，预测未来，就像医学、法学等其他专业学科一样，通过研究机构学习和积累知识，并通过正式的教育或认证程序将这些知识传授给新任情报人员，这样情报将发展出自己的核心大学架构，发展成为一门自觉的、结构化的学科。②
回顾过去，在前辈学人们的卓越努力下，我国情报理论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和进步。学科建制方面，我国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已在国家学科制度中确立“正式”的专业身份，建立了长效的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机制，基本实现了与国际接轨;③学术研究队伍方面，专门从事安全情报理论研究的学者群体逐渐发展壮大，形成相对稳定的、“老中青”梯队结构较为合理的情报学者队伍，成为情报学发展的力量源泉;学科知识体系方面，我国情报学从学科理论、演变历史、工作流程、方法技术、业务运行、组织管理、政策法规、中外比较等诸多方面开展研究，初步形成了结构较为完整的情报学学科理论体系。
展望未来，限于诸多主客观条件，我国情报理论研究与情报学学科发展仍存在诸多困境和挑战，集中表现在:
一是我国情报理论研究主要局限于军事与公安院校，民口高校“集体缺席”情报学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情报学者群体规模较小，研究力量不足，难以满足风险社会环境下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内在需求;
二是情报业界与学界难通有无，学界“坐而论道”“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现象严重，理论与实践“两层皮”的问题突出;
三是情报理论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严重滞后，域外引进与重复性研究多，而本土原创性成果少，高水平研究成果不足;
四是各情报分支学科囿于行业系统，分散封闭，缺乏沟通，难以形成统一的情报学学科理论体系，无法适应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难以满足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的系统性国家安全风险防范与治理的需求。
究其原因，有五大因素影响甚巨:
一是情报文化根源，情报的“神秘感、不道德印象”让学者对情报学术研究“敬鬼神而远之”，④传统的情报保密文化，让民口高校和学者对情报问题讳莫如深，即便民口高校学者对情报议题感兴趣，也往往只是情报学领域的“过客”，贡献一本著作或是若干篇文章便“离席”，民口高校则“集体缺席”情报理论研究、情报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二是从情报业界与学界的关系看，业界和学界缺乏有效的制度化的沟通渠道与交互机制，相互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情报理论与实践无法交融，本土情报理论创新能力不足，主要以西方情报成果引进为主，尚未形成扎根中国情报实践的中国情报学派;
三是从情报理论研究范式、路径与研究方法看，主要以事实描述与对策研究为主，规范性研究、解释性研究、批判性研究严重不足，研究进路主要表现为“历史范式”和“功能范式”，而“组织范式”与“政治范式”研究缺乏，由于学科相对封闭，社会科学研究新方法与新工具未能及时吸收和应用到情报学研究中来，科学研究方法与工具严重滞后，研究水平相对低下，研究成果的规范性和创造性亟待提高;
四是由于情报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受限，博士研究生作为学术研究力量的主要来源，仅限于军事情报学领域，其他情报各分支领域制度化的情报学者培养机制缺失，情报学科知识创造与积累后继乏力;
五是各情报分支学科“分散、封闭”的行业办学方式，使得各分支学科局限于关注行业问题，而忽视跨领域的综合性、系统性的国家安全风险问题，情报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难以适应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基于上述诸多因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兴起的现代情报学理论，中国不仅未参与其中，而且对此知之甚少”，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自己公开的情报理论”。①
综览我国情报理论研究与情报学科建设发展历史与现状，本文认为，要解决上述困境，实现突破，推动我国情报学健康发展，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重点解决和克服“基本范畴分歧、学科认知偏差、情报文化障碍、学术伦理疑虑、研究力量薄弱、学术阵地缺乏、研究范式局限、研究方法滞后、学科分散封闭”等诸多困境与挑战。
其中，“基本范畴分歧、学科认知偏差、情报文化障碍、学术伦理疑虑”是主观层面的观念与认知问题，认识决定行动，制约着情报理论与实践的融合程度，影响着高校、学者和从业者参与情报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意愿与积极性;“研究力量薄弱、学术阵地缺乏、研究范式局限、研究方法滞后、学科分散封闭”则是客观层面的学科资源条件与研究方法路径问题，制约了情报理论的创新发展以及情报学科发展成熟的进程。
下文分别就“基本范畴分歧、学科认知偏差、情报文化障碍(含学术伦理疑虑)、研究力量薄弱、学术阵地缺乏、研究范式局限、研究方法滞后、学科分散封闭”等八大困境以及对应的八大转向逐一展开论证。
一、解决学科分歧：让情报归情报，信息归信息
首先要解决情报学学科基本认知分歧问题。在我国早期的词典中，“情报”是含义明确的单义词，根据1915年版《辞源》、1936年版《辞海》，“情报”即为“敌情之报告”，我国社会各界对情报的理解具有普遍共识，并无歧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情报词义被无限扩大。1965年、1979年修订版的《辞海》对“情报”的定义增加了“泛指一切最新的情况报道/通报”的义项;1989年版的《社会科学大词典》更是明确指出，“关于情报的概念，目前有几十种看法，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并将其定义为“传递中的、特定用户所需要的、原先未知的、必要的知识”;1990年版的《语言大典》将情报定义为“消息和报告”“知识”“敌情”等。①“情报”从传统的“敌情之报告”扩展到“泛指一切最新的情况报道/通报”或“知识”，人们在不同的情境中用“情报”一词表达着不同的现象，认知混乱开始出现，以至于今，出现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情报”词义在学界却很难讲清楚“情报”到底是什么的“怪诞现象”。
该问题映射到情报学科建设中，引发了情报学科定位与研究范畴的混乱，我国学科专业目录中出现两类 “情报学”( IS) : 一类是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下设的 “情报学”，对应 Information Science; 另一类是 “军事指挥学”下设的 “军事情报学”以及 “公安学”下设的 “公安情报学”，对应 Intelligence Studies。两类 “情报学”虽然中文名称相同，但其学科内核相差甚远，无论是学科起源、学科使命、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路径与目标任务等各个方面均有很大差别。在国际社会， intelligence 和 information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领域，从事 intelligence 研究的学者多为政治、外交、 国际关系、国家/国土安全、历史、军事、刑事司法等领域的学者，而 information 研究主要源自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商业管理领域的管理信息系统与服务/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 生物信息学、地理信息学、医学信息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
我国 “情报学”一词双义，看似简单而明了的问题，却在长期的术语解释与学科演绎中引发了长达近30年的论战。1992年9月15日，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宣布将 “科技情报”改称 “科技信息”，“国家科委科技情报司”改名为 “国家科委科技信息司”，“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改名为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开启情报与信息之辩。② 在长期论战中，学界大致出现了三类解决方案: 一是 “划界论”，建议情报学正本清源，主张“情报”归 “情报”，“信息”归 “信息”，两者是不同的研究领域，学科边界分明，不要混为一谈，建议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中的 “情报学”更名为 “信息学”或 “信息管理学”等，不要 “占着情报之名，研究信息之实” ; 二是 “搁置论”，建议应搁置争议，学科名称问题无关大雅，埋头研究，推动学科发展是正理; 三是 “融合论”，建议 “情报学” 兼容 “安全”与 “发展”两大任务，将科技情报、竞争情报、公安情报、军事情报、社会情报等各情报分支统筹到 “情报学”学科体系，推动各分支学科的跨界融合，建立独立的、统一的、面向安全与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学科体系。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该问题尚未达成共识，三类解决方案均有支持者。
由于情报学 ( Information Science) 学者群体庞大，教学研究机构众多，研究成果丰硕，占据主流地位，主导学术话语，因此， “情报学”一词两义现象对其发展影响不明显。而情报学 ( Intelligence Studies) 主要限于军事和警察院校，学者群体规模小，学术生产能力有限，面对 “情报学”一词两义，遭遇诸多困境。
首先是学科归属与统一的学科理论体系建构问题，尽管军事情报学隶属于军事指挥学，公安情报学隶属于公安学，未来可能设置的国家安全情报学隶属于国家安全学，各情报分支学科均有其上位类学科，但这是基于实践需求视角进行的行业逻辑划分，从理论视角看，建立统一的情报学 ( Intelligence Studies) 理论体系，探寻三大分支领域的共同规律与特点，对情报学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这也是三大分支领域学者的共同愿望。然而，“情报学”一词被 Information Science 所用，直接影响了三大情报学分支的学科归属感，进而影响到统一的 “情报学”学科理论体 系的建构。
其次，由于大量信息类文献与情报文献均冠以 “情报”之名，人们难以通过题名或关键词确认文献范畴，必须阅读全文才能甄别是否属于情报 (Intelligence) 文献，耗时耗力，实际上给两个情报学的知识传播与获取制造了人为障碍。以至于学者们在撰写情报学 ( Intelligence Studies) 著述时，总要花费笔墨借助英文词汇予以此类说明， “本文 ( 书) 所探讨的情报学是指 ‘Intelligence Studies’”。更为突出的问题在于，两个 “情报学” “同名同姓”，其内涵与外延在长期的辩论、解 释、演绎过程中被过度解释而复杂化，情报与情报学语义趋于多元和混乱，加上情报和信息的本质关联，以至于今两个 “情报学”到底是不是同一个 “情报学”，已难以简单回答 “是”或 “否”。词 义混乱既成，学科规划的边界与内核的界定也就趋于模糊，本来含义清晰、边界分明的两大学科范畴，因为 “情报学”一词两义的名称纠葛，以及学者们为推动共识达成所作的扩展解释与演绎努力，最终陷入 “道不清，理不明”的境况，困惑与迷茫由此而生。
综上可见，“情报”词义扩张带来的两类 “情报学”的问题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 “名称”共用而无关大雅的 “小问题”，实际上却引发了思想混乱，人为制造了学科发展的困境，且其潜在影响远非上述所及，对学科发展极为不利，应及时予以解决。情报源自信息，表征为信息，情报与信息具有天然的紧密关系，形象地讲，情报学与信息学可以说是具有直系血缘关系的 “兄弟学科”，信息学 作为情报学的基础学科之一，为情报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思想、方法、技术、工具等给养，这种直系 “血缘关系”，学界不应人为地 “忽视”或 “割裂”。但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情报学和信息学尽管 “同宗同源”， ① 但并非 “同一事物”，不是 “同一学科”，亦非 “隶属关系”，不应混为一谈。信息学的学者可以研究情报议题，情报学的学者可以研究信息现象，情报学专业可以开设信息课程，信息学专业也可以开设情报课程，两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可以相互流动，学科间可以相互借鉴与交叉融合，携手共进，符合情报和信息的本质规律与内在需求。但这种交融并不意味着两大学科的一体化，我们不能错误地将两大学科的 “兄弟关系”理解为 “同一关系”或 “隶属关系”，或强行将其融合成 “一个学科”，两大学科有不同的研究使命、任务、目标、内容和范畴，让 “情报归情报，信息归信息”，才是解决分歧、困惑、迷茫等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符合事物本来的面貌和国际惯例， 也契合我国 《国家情报法》对国家情报工作的界定，有助于两大学科的健康发展。
二、纠正认知偏差: 从 “避犹不及”到 “积极参与”
包昌火研究员指出，“建国60多年来，我国民口高校基本上就没有系统研究过 intelligence 问题， 极大地妨碍了情报为决策服务的基本宗旨”。① 民口高校集体缺席情报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很多学者对情报学避犹不及，原因不一而足，其中有两大认知偏差严重影响了学者从事情报理论研究的积极性和热情:
一是对情报学研究本身的认识偏差影响了民口高校与学者参与情报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意愿。在部分学者看来，情报学关涉秘密事务，军事院校、公安院校有条件开展情报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民口高校不具备接触秘密工作的条件，无法深入研究，难以做出成绩; 有学者认为，从事情报理论研究，为情报部门服务，会丧失学者的独立精神与人格; 有学者担忧诸多现实问题，例如民口高校开设情报学专业，学生就业无法进入相应的部门工作怎么办? 从事情报学研究，将来是否会导致出国难、签证难的问题? 甚至有学者担心自己成为他国监控对象。如此种种，多源自对情报 “神秘”与 “敏感”而产生 “警惕”“怀疑”与 “恐惧”，进而导致对情报学研究 “避犹不及”。
二 是情报学研究的伦理疑虑，是遏制情报学繁荣的另一认知障碍。我国情报学 (Information Science) 界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曾在微信讨论中指出 : “情报工作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是需要专门的法律或权威机构特许的工作，……上个世纪80 年代英国有情报学家认为情报学和情报工作是带有某种邪恶的意思的专业和职业。我认为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笔者亦曾坚持认为民口高校不宜开设情报学专业，“情报带有天然的 ‘恶’，例如有时候需要使用欺骗 ( 如伪装身份、卧底) 、线人以及侵犯隐私的手段获取情报，民口高校不适合开设情报学专业，而军事、国家安全、执法等领域开设相关专业有厚实的伦理与合法依据，即为了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利益进行的 ‘以毒攻毒’的无奈选择，是法理上所说的‘必要的恶’，但民口高校的学生无法保障进入军事、国家安全、执法等部门为公共利益服务，流向社会，未必是好事”。② 持有此类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相当一部分学者对 “情报”活动 心怀类似的芥蒂。
对于参与情报理论研究、推动情报学科发展的伦理顾虑，并非我国特有的现象。英美国家早期也存在同样的担忧，美国前情报官员协会在其报告《情报作为一种职业》中指出 : “过 去，学术界回避承认情报学。” ③1985年《波士顿环球评论》旗帜鲜明地指出，“为政府情报部门工作的学者缺乏真正学者之独立精神”。④ 还有文献指出，有的国家认为情报与知识有着严格的边界， 知识被认为是 “高尚的” “合法的”，情报则是 “卑鄙的” ( contemptible ) 、 “不正当的” ( illegitimate) ，“情报工作具有负面含义，与非正义的间谍思想 ( ideas of espionage) 、侵犯隐私 ( privacy violations) 等相连，是一种肮脏伎俩 ( dirtytricks) ”。① 因此，情报学一直处于 “被忽视”的状态，发展迟缓。
对于上述认知偏差和伦理疑虑，从国际社会的共识看，“这种情况正在不断变化，2004年国际情报教育协会 ( IAFIE) 成立，作为情报教育者专业协会，已经为本科情报项目提供认证。2008年，国际研究学会 (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Association) 设情报分会 ( 组) ，同年，美国政治学协会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成立情报学分会 ( 组) 。出现了一些以情报为主要内容的期刊，关于情报的书籍和文章越来越多……” ②
自20 世纪70 年代末开始，美国民口学术机构逐渐在社会科学课程中向学生介绍情报科目。③ 198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高等院校开设有54 门情报课程， ④ 情报学课程主要在美国大学历史系、政治系等院系开设，开设情报课程的高校包括乔治敦大学、华盛顿大学、耶鲁大学等著名高校。⑤ 1992 年，美国民口高校梅西赫斯特大学 ( MercyhurstUniversity) 开始提供情报学本科学历教育，成为美国第一个非政府计划的情报专业学历教育项目。
如今，美国排名前25的顶尖大学超过一半开设情报课程， ⑥ 全国至少有270多所高校开设情报课程， ⑦ 至少30余所学校提供情报硕士学位项目。⑧ 在英国，情报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也颇为发达，如布鲁内尔伦敦大学、莱斯特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伦敦国王学院、白金汉大学、索尔福德大学、提赛德大学、伦敦城市大学等高校提供情报学本科或硕士学历教育项目。情报学在英美国家民口高校蓬勃发展的客观事实表明: 如今，英美国家并不认为从事 “情报理论研究与情报专业人才培养”是有悖伦理的。相反，当今国际学界已大多愿意将 “情报学”视为一门新兴学科。⑨
亚罗德·舍弗勒·科娃雅 ( Alessandro Scheffler Corvaja)认为，“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在英语文化圈确立” ; ① 卡恩·大卫 ( Kahn David) 等人指出，“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是近半个世纪的事” ; ② 迈克尔·戈德 曼 ( Michael S. Goodman) 提出，“情报作为一门学科可追溯到20 世纪70年代中期” ; ③ 洛克·约翰 逊 ( LochJ. Johnson) 强调 : “在过去十年中，该学科经历了专业化进程，并成为公认的安全学的下属学科”。④
至于情报学专业学生就业之虑，亦是认知偏差的结果。情报学教育不是为了培养间谍或密探，其主要任务是培养情报分析专家，培养发现真相与真理，识别风险，评估风险，预见未来，为科学决策提供情报支持的 “智囊”。情报学毕业生没有 “定向分配”进入情报界的入职通道不应影响情报学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正如新闻传播学专业不会因为相当比例的学生毕业时做不了记者、进不了新闻传播机构任职而取缔该专业，行政管理专业也不会因为毕业生做不了公务员而停止招生， 情报学亦同理，英美诸国情报学专业毕业生也仅仅只有少部分进入情报界或国家安全、国土安全、执法等相关机构任职，学界不应以此为由对情报学避犹不及。
从伦理疑虑背后的逻辑看，上述伦理疑虑主要源自情报工作存在“隐蔽行动”“战略欺骗”“侵犯隐私”等“不道德”的客观事实及其保密特性，由此引发人们的警惕和恐惧感，进而产生道德伦理批判，认为民口高校不应开设情报学专业，学者则对情报学避犹不及。
上述伦理疑虑的产生，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混淆了“情报学研究”与“情报研究”的关系。“情报研究”是对通过公开或秘密手段所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研究的活动，因对抗、竞争、博弈之缘故，具有敏感、秘密等属性，且有时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利益，需要公民让步个人隐私以及其他自由权利，也就是存在所谓的“必要的恶”。
而情报学研究旨在探究人类情报与情报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是一种公开的科学研究活动。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活动，必须在法律、道德、伦理规范的框架下，通过合法、合乎道德的方式获取研究资料或数据，通过对这些资料或数据进行研究揭示情报现象的本质与规律。对情报现象的理论考察与对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人类社会现象的研究一样，并无本质区别。人们不会因为政治现象存在政治权术问题而否认“政治理论研究”或“政治学研究”的正当性与价值，也不会因为“战争”有悖人类文明而否认对战争艺术研究的合法性与必要性。
人类情报活动本身的秘密性、敏感性以及不道德现象，并不影响情报学研究的学术正当性。尽管情报学需要从功能视角开展研究，为改进情报工作，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有价值的洞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情报学者和情报学要为“恶”助力。恰恰相反，针对情报工作中的“非法”“欺骗”“不道德”等现象开展批判性研究，探讨情报监督与控制之道，研究“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人民安全”等利益与“隐私”“道德”等权益之间的平衡，使情报工作在法治与文明的轨道运行，正是情报学研究者的重要使命与研究进路。
况且，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恶”之现象并不会因为大学和学者“高尚”的缺席而有所减少，情报活动亦不会因为大学的忽视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消失，学者的研究、教育的参与，有助于塑造文明的情报业态和文化，让人类的情报活动在追求高效、有效的同时，变得更为有序、规范和文明，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与人民福祉。
从更深层次的理论视角看，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安全是人之基本需求，是自由、尊严、幸福等价值追求的基本保障。
20世纪80年代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罗伯特·盖茨(Ｒobert Gates)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回应关于“为政府情报部门工作的学者缺乏一个真正学者之独立精神”的论调时指出:“首先，维护国家自由是维护学术自由的前提和基础;学界不能忽视国家之命运，否则，不可能繁荣和保护探索的自由。其次，为了保卫国家和自由，联邦政府需要依赖国家最优秀的头脑，包括学术界人士。”“我们不认为与政府合作，帮助改进政策是可耻的，事实上，这应该是一种自豪和骄傲的源泉。我认为，帮助国家更好地理解世界上一些最困难和最危险的问题，是对学者的最高要求的回应”。①
因此，“学者以及高校不应该担心自己的名誉会因为基于公共利益、爱国的意愿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预测外国发展对我们国家福祉、发展的影响以及那些威胁我们自由的力量而受损”。②大量事实表明，学者从事情报理论研究并不会有损其学术声誉。我国《孙子兵法》因“用间”篇大大增色，享誉千古。美国“战略情报之父”谢尔曼·肯特曾为美国国家情报机构服务，在美国战略情报局解散后回到耶鲁大学任教，长期跟踪研究美国情报工作的发展，撰写的《战略情报》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官员和情报人员的必读之书，被誉为现代情报学的奠基之作，其服务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经历以及对情报理论的深入研究并没有让这位耶鲁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声名狼藉”或“饱受非议”，反而因为他对国家安危与国家命运的担当，获得崇高声誉，其所著的《战略情报》一书被誉为现代情报学起源，其本人亦被美国情报界奉为“战略情报之父”“情报分析之父”。此类例子举不胜数，情报学界的卓越代表们，并未因为从事正当的情报理论研究、教学工作和人才培养工作而遭到世人的质疑、谴责与批判。
纵观古今中外，情报可能成为政客之工具，小人之算计，但也是治国之重器，是打击违法犯罪以及与邪恶作斗争的利器。打个形象的比方，“情报”就像一把“枪支”，可用来杀人，可用来自卫，可用来救人，关键看在谁手里，以及如何使用，是否有科学合理的用枪规范和准则，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确保枪支使用合法合规、合乎道德伦理。而这些“程序、规范、准则、监督”等恰恰是情报学理论应解读和回答的命题。
总之，情报学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学科，从事情报学研究并不是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情报学术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无本质差别，它是一种研究情报现象，探寻真理的学术活动。纠正上述认知偏差，是鼓励和吸引学者积极参与情报理论研究，推动民口高校开设情报学专业，培养情报人才的基本前提。积极参与和推进情报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服务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是大学与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民口高校学者参与和推动情报学学科发展建设，首先需要转变观念，纠正偏差，摒弃疑虑，形成共识，方能为情报学的建设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我国《国家情报法》开宗明义:“国家情报工作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情报参考，为防范和化解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提供情报支持，维护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①人民安全与福祉正是国家情报工作所维护的，情报乃国家治理之重器，是国家安全第一道防线，是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的重要保障，设立情报学专业，推动情报学繁荣以及情报知识的积累与传承，是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之所需。战争年代，“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②和平年代，情报亦“是高层军政人员保卫国家福祉所必须具备的知识”。③推动情报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学界没有理由“避犹不及”，放弃责任和担当。
三、突破文化障碍：从 “过度保密”到 “适度开放”
理论源于实践，是对实践活动规律的总结和提升，实践需要理论指导。然而，当前我国情报学发展严重存在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且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以域外情报理论成果引进为主，本土著述多为“想象”“思辨”“类比推理”或“坐而论道”的产物，缺乏一手数据的支持，缺乏对情报实践规律的考察，很多论文更像“散文”而非“科学论文”，著作更像文学作品而非学术作品。问题的根源与我国的情报文化基因有关，在传统的观念中，情报是神秘的“秘不可宣”的秘密事务，我国情报文化崇尚“做而不言，行而不语”，将其视为确保安全的基本信条，推进公开的情报理论研究，在民口高校建立情报学院系，开设情报学专业，培养情报专业人才，与我国这种“含蓄”的情报文化有所“违和”。“过度保密”的情报文化固然有助于国家秘密与情报安全保护，但凡事都有两面，过犹不及，它使情报学界和情报业界形成“平行线”，学者难以接近、接触、了解情报实践现象，从业者对于参与情报知识生产与传播也过于谨慎和保守，情报工作经验缺乏有效的总结，情报工作规律缺乏深入的挖掘，情报知识缺乏记录和传播机制，情报理论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是我国本土难以产生有解释力的情报理论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很大程度是建立在西方情报理论的基础上的根源所在。而且，“封闭的空间”容易导致“故步自封”，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过度保密的文化将情报“神秘化”，不利于发挥群众路线的优势，并由此滋生社会各界对情报的猜疑、不信任、警惕乃至恐惧。
这种情报文化亟需改变，在安全的基础上推进适度公开，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况且，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日益进入“不缺数据但缺情报”的时代，传统的基于间谍、密探、技术监听与拦截等手段的“以情报搜集为中心”的情报工作模式早已让位于基于多元数据的“以情报分析为中心”的情报工作模式，而且，通过公开数据分析研判获得情报已经成为情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20世纪，美国杜鲁门总统便指出，美国有95%的秘密情报都曾在报纸或其他刊物上发表过。①我国李克农上将也谈过类似的观点:“赞赏并实行的基本做法是95%从大量公开出版的报刊资料及有关报告中分析获得情报。只有5%靠秘密情报手段获得。”②美国海军高级情报分析员埃利斯·扎卡利亚斯认为，“情报的95%来自公开资料，4%来自半公开资料，仅1%或更少来自机密资料”。③大数据时代的今天，以“分析”为中心的情报研究工作日益接近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需要最优秀的“头脑”的支持，培养情报分析专家和情报理论研究者是情报学高等教育的中心使命。过度的保密文化将情报工作神秘化，学者无法观察情报实践之规律，从业者头脑中的经验知识无法转化为文字、音视频等客观知识进行有效的代际传递和横向传播，情报业界和情报学界缺乏深入的交流、互动与合作，从根本上严重制约了情报知识的生产和积累，限制了情报学的发展与成熟。
以美国为代表的情报学引领世界潮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情报界推行适度开放政策，形成了“情报界”和 “学术界”相对畅通的沟通交流机制，具体表现为情报档案的适度公开与披露、情报官员与学者交互任职的“旋转门”( in － and － outers) 机制、情报界与大学联合办学或资助项目计划等。
如情报学者奈依 ( Nye) 所言，尽管美国情报学者和从业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鸿沟，但与其他领域存在的差距相比并不大，架起两者之间的桥梁也没有那么难，美国情报界，尤其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非常擅长 “定期与学术界召开公开研讨会” ④ 以及为未来的从业者 ( 如情报专业学生) 提供实习岗位和奖学金。⑤ 相对于其他国家，美国人谈论情报非常开放， ⑥ 拥有 “开放文化” ( culture of openness) 。⑦
美国情报业界与学界建立了有效的 “旋转门”机制，业界专家走出去，到大学任职， 学界学者走进体制内，将实践知识写进情报文献。谢尔曼·肯特、罗杰·希斯曼 ( ＲogerHilsman) 、 马克·洛文塔尔 ( MarkLowenthal) 、格雷格·特雷夫顿 ( GregTreverton) 、理查德·罗素 ( Ｒichard Ｒussell) 、罗杰·乔治 ( Ｒoger George) 、詹妮弗·希姆斯 ( Jennifer Sims) 、詹姆斯·布鲁斯 ( James Bruce) 、约翰·麦克劳林 ( John McLaughlin) 、罗勃·约翰斯顿 ( Ｒob Johnston) 、史蒂夫·里伯 ( Steve Ｒieber) 等一大批知名学者拥有学术界和情报部门任职的经历，他们或从学术界进入情报机构，或从情报机构到学术界，在学界和业界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属于典型的 “in － and － outers”。这些人拥有实践知识，将情报技能与经验经学术概念化发酵，写进情报文献， ⑧ 极大地促进了情报理论的发展与繁荣。
除了支持退休或离职情报官员到大学任教，美国情报界还推进学者入驻计划 (scholars － in － residence) ，促进学者将学术知识带给情报界。例如，人类学家罗勃·约翰斯顿 ( Ｒob Johnston)是该计划的第一批学者，他进入情报界撰写了 “中央情报局分析师的民族志研究” ; 乔治亚州立大学哲学教授史蒂芬·里贝尔 ( Steven Ｒieber) 进入中央情报局肯特中心，随后又成为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 ODNI) 的分析师，并对情报分析学术研究和实践作出重大贡献。①
美国情报学术界的学术论坛常见情报界高级官员的身影，例如2010年国际关系学会 ( ISA) 年度会议主管情报分析的国家情报副总监与会并主持 “连接情报学者与从业者” ( Connecting Intelligence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分论坛。美国情报界与学术界的合约关系也是推进理论和实践互动的有效方式，例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马里兰大学国际与安全研究中心建立了合约关系，该中心于2005—2006年组织了一系列美国政府资助的研讨会以及 《情报分析的未来》等学术出版物。②
总之，美国情报界推行适度开放政策，通过学界和业界的 “旋转门”机制、卓越学术成果/学者/学生奖励计划、职业发展与教育、研讨会、学术年会、出版物、在线刊物、网站、就业机会、职业发展服务、培训服务、课题研究等，为有关部门和从业人员创造交流与协作环境，推动情报教育计划，促进公民理解情报工作的重要意义及其角色，鼓励情报学术研究，促进学科知识积累与传播，为情报理论与实践互动、情报知识的记录和传播以及情报理论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制度化的机制。
情报学的发展有赖于情报业界的适度开放政策与文化。科学的两大支柱是逻辑与观察，③若学者无法“观察”情报现象，情报从业者不愿撰写情报文献，情报学便只能是“想象的产物”，不可能成长为一门“科学”。因此，要推动我国情报学的发展与繁荣，就必须突破传统的过度保密文化的限制，在国家保密制度框架下，在不影响情报安全的前提下，推行适度开放政策，去神秘化。一方面，让民众了解、信任、支持国家情报工作，积极吸收社会力量从事情报教育、情报研究、人才培养;另一方面积极与学界开展交流互动，推进相互了解、相互理解与相互信任，形成情报知识共同体，由情报学者与从业者共同促进情报知识的创造、开发、记录、积累与传递。我国《国家情报法》的颁布对于突破过度保密的情报文化制约具有“破冰”意义，它将国家情报工作置于公开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并确立“国家情报工作坚持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第四条)以及“应当依法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第八条)等基本原则，为依法推行国家情报工作适度开放奠定了法律基础，为情报学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条件。
四、壮大研究力量：从 “孤军奋战”到 “多方参与”
尽管我国已经建立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等学科建制，并形成稳定的、梯队结构合理的情报学者队伍，但主要局限于军事与警察院校，且“各自为政，孤军奋战”。长期关注和从事情报理论研究的学者群体规模很小，民口高校集体缺席情报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情报从业人员限于保密制度和情报文化等多方限制，基本不参与情报理论知识的记录和传播，情报学研究力量有限，难以推动情报学的蓬勃发展。
我国这种局面与英美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以美国为例，政府的扶持、媒体的宣传、协会组织的推动、高校与学者的自觉，共同推动了情报学的繁荣。
一是政府的扶持。
美国1947年 《国家安全法》第10章专门规定了 “教育对国家情报工作的支持”，鼓励教育和科研为美国国家安全工作提供服务与保障，授权国家情报主任为满足未来情报界的需求，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勤工俭学，要求情报界建立跨学科教育和培训机制，设立情报界奖学金计划，与美国教育机构签署教育合作伙伴协议等。
2005 年，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为美国情报界建立了 “情报界学术卓越计划”(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Centers for Academic Excellence，简称 CAE) ，旨在与大学或学院有关专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以支持21 世纪美国国家安全使命，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 1) 与任课的学院或大学建立长期的学术伙伴关系，使学术研究课程与情报界核心技能需求相一致;
( 2) 为这些教育机构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使其建立满足情报界特殊需求的课程;
( 3) 影响和培育情报界与这些机构的学生的关系，确保情报界关键使命岗位拥有多元的、高质量的、积极主动的求职人群。①
同时，美国政府积极鼓励和支持学术界的情报理论研究、 情报培训项目和情报研讨会并予以经费资助，成为情报学理论繁荣的强大动力。
二是媒体的宣传。
小说、电影、媒体等对情报工作的渲染使得公众对情报事务的兴趣剧增。② 多年来，美国情报界与执法界成功塑造了维护国家安全的英雄主义和正义形象。以荧幕形象为例，1968—1973年美国电视剧 《碟中谍》以及1996 年开拍的同名系列电影塑造了情报界的英雄人物; 2001年出品的 《反恐24小时》、2005年开播的《数字追凶》、2011年开映的 《国土安全》等电视电影成功塑造了情报、安全、 执法战线的国家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德克萨斯州基督教大学的新闻传播学者特里西娅·詹金斯 ( Tricia Jenkins) 指出，中情局通过与好莱坞的合作成功塑造了自己捍卫国家利益为全人类谋福祉的形象。③ 曾在美国联邦调查局 ( FBI) 从事多年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安·波默罗伊 ( Ann Pomeroy) 披露，2004年FBI提供的1800 个职位，有40万人报名参与竞争，“人们之所以被FBI所吸引，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该组织的目标和使命感”。④
三是从业者以及高校与学者的自觉。
美国情报从业者和学者的理论自觉是推动情报学学科化发展的关键力量。早在20世纪50 年代，美国战略情报之父谢尔曼·肯特就呼吁从业者自觉撰写著述。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大部分情报著作是情报从业者在工作过程中以及在退休之后撰写的，这是一种学术研究自觉在驱动，而并非源自外部的激励、考核或是制度驱使所致。这些从业者和学术研究者或出于兴趣，或出于责任感，或出于知识创造的使命感等开展情报研究，撰写论文和著作，为情报知识的创造和积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们成为知识生产的中心。同时，他们基于学科专业纽带，逐渐结成知识共同体，设立学会/协会组织，创办专业刊物，推动情报学研究与发展。这种 “自觉”，构成了美国情报学发展最主要的力量。
1979 年美国乔 治敦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伊·戈德森 ( Ｒoy Godson) 组织一群活跃的学者成立相对松散自由的学术团体 “情报研究联合会” (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Intelligence) 是典型例子，该联合会组织出版了 《20 世纪90 年代的情报需求: 搜集、分析、反情报与隐蔽行动》、 ① 《战略拒止与欺骗: 21 世纪的挑 战》 ② 等一系列情报理论出版物，影响深远。该联合会于1987年12月在华盛顿发起了 “20世纪90年代情报需求研讨会”，与会人员除了来自各大高校和研究所的专家学者，还有来自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众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司法部、全球战略委员会、胡佛研究所、海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情报局、国家公共政策研究所、白宫军事办公室、外国情报咨询委员会、美国国务院、国家战略信息中心、国家安全局、陆军部、哈德逊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新闻与世界报道等情报机构、安全机构、智库机构、媒体机构等，与会的情报界官员有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副部长特别助理、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委员会执行主席、联邦调查局执行副局长、联邦调查局情报部门副主任、国防部长办公室网络评估办主任、司法部情报政策副顾问、财政部秘书长特别助理、洛克希德导弹空间公司、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安全主任、总统外交情报咨询委员会前主任、总统外交情报咨询委员会执行主席、总统办公室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副主任等情报界高级官员，由此可窥盛况。
美国高等院校的自觉参与则在更大程度上推进了情报学学科建设的制度化进程与人才培养步伐，据统计，截至2009 年6 月，美国有100所学校提供845门情报课程; ③ 2013年前情报官员协会 ( Association of Former Intelligence Officers，简称 AFIO) 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排行前25位的高校中超过一半提供情报课程或项目; ④ AFIO发布的 《情报作为一种职业》显示，2011 年美国提供情报课程的大学数量为130 所，2013年增长至270所，2017 年为276所; ⑤ 如前所述，提供情报本科或硕士学历项目的美国高校至少30余所，其中大部分系民口高校。
我国情报理论研究本就落后于英美国家的发展。推动情报理论研究与学科发展的繁荣离不开政府的鼓励支持，离不开媒体的正面引导宣传，离不开高校和学者的自觉努力。而当前的现实情况是，情报界秉持“过度保密”之传统，相对封闭，未建立起有效的情报知识记录和传递机制;媒体则通过小说、电影、电视等塑造了一个神秘的、不道德的情报形象;在学者们以及大众看来，情报与秘密监控、侵权有关，对民口高校开设情报专业存在伦理疑虑，学者对情报学避犹不及。这种信息生态与认知环境成为我国情报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重大阻碍。
英美国家情报学发展的实践表明，情报理论的繁荣，能够为情报业界提供智力支持、知识积累与人才培养机制，作为情报业界的补充，提供更为广博的视野、专业人才来源、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视角，以及理论知识源泉，从而进一步激活业界的创造力与能力，为国家安全、社会发展、人民福祉提供决策支持。我国情报业界可考虑借鉴英美国家的做法，推行适度开放政策，重视情报理论研究，重视业界与学界的互动，尝试建立有效的互动机制，建立学界与业界的“旋转门”机制，通过政策、资金、项目、研究机构支持等方式为情报知识的积累与传承提供条件，同时鼓励从业者在安全保密的前提下适度参与情报理论研究与知识积累。学界则应摒弃错误的认识与理念，以及不必要的疑虑和担心，积极参与情报学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尤其要重视推动情报学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建设，鼓励情报学博士生从事情报理论研究，推动情报学的发展与繁荣。而媒体与荧幕既需要有《一九八四》《窃听风暴》一般的情报伦理反思，也需要《反恐24小时》《国土安全》《邦德007》之类的英雄与正义形象建构，使情报战线获得不偏不倚、公正客观的评价。安全与自由，存在天然矛盾，如何寻找合理的平衡点，需要业界、学界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方能塑造良善的情报文化与学术环境，繁荣情报学科理论，为维护国家安全、推动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提供智慧之源。
五、创新研究方法：从 “思辨研究”到 “科学探索”
研究方法是探究研究对象本质与规律的工具和手段。科学对世界的理解离不开科学理论、资料搜集、资料分析，科学理论处理的是科学的逻辑层面，资料收集处理的是观察层面，资料分析则是比较逻辑预期和实际观察，寻找可能的模式。①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有实证主义、解释主义、批判主义三大研究范式，呈现“经验的”和“思辨的”两类研究类型。
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成果以域外情报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引进为主，大多基于二手文献资料，根据个体社会生活体验与认知进行思辨，主要表现为“思辨的”定性研究，而缺乏规范的质化与量化研究，处于最原始的初级研究方法论阶段。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主要以文献研究、案例研究和思辨为主，社会科学领域流行的各类规范的科学研究方法未得到广泛应用，无论是相比英美国家的情报学研究，还是与我国其他成熟学科相较，均甚为落后。
我国情报学研究路径与方法存在以下诸多不足:
一是从研究资料获取环节看，鲜有成果运用原始档案、调查问卷、深度访谈、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或体验等方式获取一手数据开展研究，而多停留在二手文献研究层面，大量文献甚至在不占有任何数据或资料的情况下仅仅根据个人经验认知进行思辨、推理和判断;
二是从资料分析环节看，绝大多数成果以最原始的归纳、演绎等定性思维方法为主开展研究，仅有少量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分析、案例研究等方法开展研究，至于按照严格规范的实验、调查(如问卷、访谈、电话访问等)、实地研究(例如常人方法学、民族志、参与行动研究等)、非介入性研究(例如内容分析、既有统计资料)等科学研究方法开展定性与定量分析的成果少之又少，甚至在研究过程中缺乏最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的意识与概念;
三是我国情报理论成果以翻译或编译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法国、以色列等世界大国情报理论成果为主，尤以引进美国情报理论成果占比最高，这可能是因为国内情报领域的敏感与保密特性，我国学者难以深入观察我国情报实践，缺乏扎根我国本土实践的实证研究条件所致，而英美国家推行相对开放的情报政策与文化，其繁荣的情报理论成果为我国情报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所以我国情报学研究主要采取了“他山之石”的研究路线。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情报理论研究与情报学科发展离成熟学科还有相当距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学研究方法是发现规律，探究真理的重要工具。情报学研究者应积极学习和跟进国际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新方法，注重一手资料数据的搜集，并自觉运用规范、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工作，提高情报理论研究理论深度和规范化水平。同时，还应注重根据情报领域的研究特点，积极创造适合本领域的研究方法，为人类社会科学之发展贡献力量。
事实上情报学领域已经移植、创造了大量情报分析方法，这些方法不仅可用于情报分析实践，还可用于情报理论研究。推动情报理论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创新，是促进情报理论和情报学科发展成熟的必经之路。忽视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情报理论研究和情报学学科建设难以突破，导致学科停留在常识、经验和事实层面，很难产生有普遍阐释力的理论成果，情报学也就很难发展为被广泛认同的“科学”或“学科”。
此外，“西学中用”的研究路径为我国情报界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和参照系，同时使得我国情报理论逐渐与国际接轨，为我国情报学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西学中用”需要历经“本土化建构”，否则水土不服，中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体系、法制与制度环境，例如，西方国家重视个人主义、隐私保护、公民个人自由权利等，而我国的传统文化更强调集体主义、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文化基因的不同，对情报活动的价值判断以及规则也就不同。
此外，学科之成熟，理论之创新，离不开对我国情报历史、情报实践的观察与思考，理论源于实践，若脱离对本土实践规律的考察，则只能是“坐而论道”，无法诞生贴近真相与本质的原创性理论，难以立足学科之林。因此，我国情报理论研究亟需从“西学中用”转向“中西并重”，尤其要重视“扎根本土”，只有扎根本土经验，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情报理论与知识体系，方有可能形成中国情报学派，让情报学科真正屹立学科之林，这是我国情报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应努力的方向。
六、调整研究范式：从 “事实描述”到 “理论解释”
范式是用以指导观察和理解的模型或框架。①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学者斯塔福德·T. 托马斯 ( Stafford T. Thomas) 在全面考察美国20世纪80年代情报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指出，美国情报理论研究可归为“四大研究范式”:
一是描述性研究，即对客观事实的描述;
二是政策研究，即研究情报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应用，分析情报与政策的“契合”问题;
三是规范研究，其核心是探讨基本价值取向，区别于政策研究对效率以及如何改进进程以实现政策目标的关注，主要从道德伦理等视角，关注人与国家之间更为持久的适当关系问题，例如考察有限政府与国家安全、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秘密行动的运用等议题;
四是解释性研究。
斯塔福德·T.托马斯在评估美国情报学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指出美国情报学理论在描述、政策和规范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在理论和解释性研究维度尚不足，进而提出了“历史、功能、组织和政治”四大研究进路。①
我国情报理论研究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长期以来我国情报学研究范式和研究进路相对单一，主要以事实描述以及功能性、策略性研究为主，不仅缺乏解释性研究，甚至连规范性研究、批判性研究都很少。
研究路径集中表现为“历史进路”和“功能进路”，前者以情报历史、人物、故事、传记等为主，后者以情报工作流程各环节(如搜集、分析、反情报、隐蔽行动)的方法和技术为中心，多属于“描述性”研究，而对于“组织范式”“政治范式”的研究缺乏，对于情报与决策的互动关系、情报与民主法治的关系、情报伦理、情报组织管理、情报效率效益等重大理论问题鲜有探究，解释性研究严重不足，情报学科缺乏深厚的学科理论基础。而且研究成果以引进为主，本土经验考察缺乏，未形成我国自己的情报理论体系。相对其他成熟学科，我国情报界的研究规范、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成果的学术性、理论性、严谨性不足，以现象描述为主，缺乏批判精神，缺乏理论建构，难以指导实践，学科认同度相对较低。
推动情报学研究从“事实描述”向“理论阐释”转变，是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我国情报理论研究范式若囿于传统，尚处于经验科学阶段，难以产出有阐释力的理论。
建议我国情报学界广泛借鉴相关领域已经建立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同时建构自己独特的“情报理论”，②并从传统的相对单一的研究范式和路径向多元研究范式与路径扩展:
一是历史范式，即梳理历史脉络、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史为鉴，挖掘规律特点，总结经验教训;
二是组织范式，研究情报组织架构、运行机制、人事管理、知识管理、财务管理等各种资源管理与优化配置，研究情报人才招聘、培养、考核、晋升、资源管理、情报监督、审计，探究情报管理制度优化设计等;
三是功能范式，研究情报业务各环节的优化改进，包括情报搜集、分析研判、组织管理、反情报、隐蔽行动等;
四是政治范式，研究情报机构的功能、情报与民主、情报与政治、情报与决策、情报与媒体、情报与公民权利和自由以及情报法律与政策等;
五是数据范式，研究数据获得、组织、加工、整理、搜索、挖掘、可视化呈现等;
六是技术范式，研究情报搜集分析技术、情报安全保密技术、信息技术应用以及情报系统、情报平台和其他情报技术工具等，为情报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七是伦理范式，探究情报伦理准则、法律规制、权力制衡等，规范情报工作;
八是认知范式，研究情报分析心理学，探究心理战、宣传战等;
九是环境范式，研究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科技发展、思潮变迁、安全形势、威胁、风险因素、技术/政治体制与气候对情报工作的影响;
十是文化范式，研究情报文化及其影响。
七、建立学术阵地：从 “游击战”到 “知识共同体”
所谓 “学术阵地”，主要包括专业期刊、学术论坛、协会/学会组织、教学研究机构等。专门的学术刊物、专业学术组织以及有效的学术活动被认为是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志，是推动学科发展、知识创造与积累的重要变量。专业期刊是专业知识记录与传播的前沿阵地，学术论坛是学术思想交流碰撞与共识达成的重要平台，学会/协会组织以及教学研究机构是知识共同体建设、学科发展、同行交互、业界与学界交融以及知识传播的关键纽带。过去，情报学界缺乏学术阵地，除了《情报杂志》长期坚持Intelligence Studies 办刊定位，并自2014年以来组织一年一度的 “华山情报论坛”外，再无其他常态化的跨界融合的情报学术阵地，情报理论研究者缺乏稳定的交流对话平台，情报理论文献亦无稳定的发表渠道与刊物，情报学者参与学术会议、发表学术文章等均处于 “游击战”状态，分散于政治学、国际关系、公安学、情报学、公共管理、法学、历史学等学科专业领域，而没有专属情报领域的稳定学术平台。
专业学术期刊方面，我国情报学术期刊目前仅有《情报杂志》将情报学定位于Intelligence Studies。① 即便是《情报杂志》也并非纯正意义上的安全情报学刊物，其主打栏目还包括 “舆情研究、技术预测、科学计量”等领域，每年能够刊载的国家安全类情报论文甚为有限。换言之，迄今为止，我国情报学尚未建立专门的学术期刊阵地，大量的情报理论文献散见于军事、公安、犯罪、政治与国际关系、情报信息、历史等学科领域的期刊。
而在英美国家，情报理论成果拥有专门的发表平台，主要有两大类:
一类是情报机构创办的学术期刊，典型代表有美国中央情报局1955年创办 的《情报研究》(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 、美国军事情报基金会 ( NMIA) 1977年创办的 《美国情报》 ( AmericanIntelligence Journal ) 、美国联合军事情报学院于1992年创刊的 《国防情报杂志》 ( Defense Intelligence Journal ) 、美国国家情报大学战略情报学院主办的 《战略情报》 ( Journal of Strategic Intelligence ) 等;
二是学界创办的学术期刊，1985年美国学者创办的 《情报与反情报》 (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 主要面向政治学学者与情报专业人士，同年由英国学者创办的《情报与国家安全》 (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 以及其后由国际情报史协会 ( IIHA) 创办的 《情报史杂志》( The Journal ofIntelligence History ) 主要面向历史学者，2009年 《情报伦理国际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Ethics ) 创刊，这些刊物为推动情报学术思想交流提供了重要阵地，对于繁荣情报理论至关重要。
专业协会/学会组织与教学研究机构建设方面，我国除了军事院校、警察院校成立相关研究机构外，民口高校均集体缺席情报研究，没有一所民口高校建立国家安全情报研究机构。我国目前亦未成立专门的军事情报、公安情报或是国家安全情报相关的协会或学会组织，各情报分支学科缺乏制度化的交流平台。建立情报从业人员协会以及情报学会，促进情报官员、学者、媒体之间的互动，推动情报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是世界情报大国常见的做法。
协会组织通常由情报工作人员 ( 即从业人员，含在职以及离职人员) 组成，其主要目的是为从业人员相互交流与学习提供平台，促进情报职业的专业化建设，例如美国1975 年成立的前情报官员协会 ( AFIO) 、 ① 1979年成立的安全事务协会 ( SASA) 、 ② 1981 年成立的国际执法情报分析师协会 ( IALEIA) 、1985 年成立的海军情报 专业人员协会、1987 年成立的海军陆战队反情报协会、2009年成立的 FBI 情报分析师协会等均属于此类。
情报学会组织一般由学者发起，旨在推动学术界与情报界的沟通和合作，推动情报教育计划和研究计划的发展。西方国家已经建立颇具国际影响力的情报学会组织，例如 1979 年一群活跃的学者成立相对松散自由的学术团体 “情报研究联合会”，为推动情报学理论研究做了大量工作; 1985 年国际研究协会 ( ISA) 设立情报学分会 ( ISS) ，致力于推动涉及国际关系领域的情报研究和教育，其成员来自政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法学等各学科领域，共同促进情报学发展; ③ 1993 年国际情报史协会 ( IIHA) 在德国注册成立，旨在促进情报组织及其对历史发展、国际关系的影响研究，该协会会员主要由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密码学家、现任以及前情报官员、军人，提倡对情报史的跨学科研究; ④ 2004 年国际情报教育协会 ( IAFIE) 成立，标志着国际社会对情报学教育的广泛认可，该协会由各情报学分支组成，包括国家情报 ( 军事与国家安全情报)、执法情报、竞争 情报，旨在突破学科领域差异，促进情报学发展，推动情报教育研究、知识和职业发展，为关注或对情报教育有兴趣的人们提供思想和信息交流论坛，传递和分享情报学知识，促进学界、产业界、政府情报人员之间的合作，推动情报最佳实践、技术、方法、课程和理论的建设与发展; ⑤ 2015年 国际情报教育协会欧洲分会成立，旨在推动欧洲情报理论研究、知识积累与人才培养。⑥
学术论坛方面，目前我国为各情报学分支提供常态化的交流对话的综合性学术论坛仅有 《情报杂志》编辑部自2014年以来发起举办的 “华山情报论坛”，公安情报学术会议、军事情报学术会议通常不对外开放，仅邀请本系统内部从业人员参加。在美国，美国情报界积极与学术界合作举办公开研讨会，除了情报界主办的学术研讨会，还积极参与学术界的学术活动。此外，以 ISA 情报学分 会 ( ISS) 为代表的情报学术组织为学者和从业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弥补鸿沟的平台，发起大量学术研讨会和圆桌会议，提供思想信息交流平台，推行情报学杰出学者评选计划，与其他学科建立健康、协作关系，促进学术界、商界、政府情报人员之间的合作关系，大大推动了情报学知识、方法、技术的创造与传播，推动了情报职业和情报教育的发展。
综上可见，创办和培育情报学期刊，建立情报专业学会或从业人员协会，鼓励民口高校设立情报教学研究机构，依托学会、协会以及高等院校建立常态化的学术年会、圆桌会议等机制，为分散、孤立、封闭的情报学者群体提供共同的“学术家园”，促进情报学知识共同体的形成，是推动情报业界、学界沟通、对话与合作，推动情报教育发展，推动情报伦理准则的建立，促进情报学科知识积累与传播，推动我国情报理论繁荣与情报学学科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和有效机制。
八、推动跨界融合：从 “分散封闭”到 “开放融合”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要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明确“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①
我国《国家安全法》《国家情报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列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②并写入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③以统筹发展与安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理念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④在情报学界获得及时的回应与热烈反响，但在学科制度上并未得到有力的贯彻落实，我国情报学界至今尚未建立统筹情报学各分支学科发展的制度化机制，军事情报学隶属于军事指挥学，公安情报学隶属于公安学，国家安全情报学尚未设置学科专业，其研究力量分散在历史、军事、政治、信息等多学科领域，已有的各情报学分支实行行业办学，分别关注各自领域的情报现象，研究视野局限于各自行业职责范围，均未上升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未能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视野建立统一的情报学理论体系。
情报学界这种“分散、孤立、封闭”的学科格局已明显滞后于我国应对各类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的系统性风险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而且各情报分支学科没有建立有效的交流对话机制，难以就学科基础理论、基本问题进行磋商，达成共识，阻碍了统一的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学科之发展，理论之繁荣，离不开开放的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的环境，不同行业领域的情报工作有其共同特点与规律，加强各分支情报理论融合，探索共性规律，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建立统一的情报学理论体系，为各分支领域提供统一的理论与方法论支撑，为应对相互交织的“11类安全”问题提供情报理论支持，是情报学学术思想繁荣和情报实践科学发展的重要路径。①所幸近年来，军事情报、公安情报以及其他情报分支领域的学者已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尝试调整和改变。
一是《情报杂志》的呼吁与推动。
2014 年，情报学领域唯一以“Intelligence Studies”为主要研究方向的核心期刊《情报杂志》编委会与编辑部牵头组织首届“华山情报论坛”，旨在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为中国情报界搭建一个学科交融、理论交互、观点交锋、战术切磋、共谋发展的大平台”， ② 该论坛创办至今，先后以反恐怖情报、智库建设、跨界融合、国家情报法、国家安全情报等为中心议题成功举办了五届，2018 年举办的第五届 “华山情报论坛”，与会人员 “来自解放军、 武警、公安、国安、高校、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国防情报机构、省级科技情报 ( 信息) 机构、 社会组织及企业等11个行业领域”，多达150多名代表参会， ③ 可谓盛况空前。该论坛大大促进了情报分支学科领域的学者的交流合作，促进了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与发展。此外，为了推进统一的情报学学科体系与理论体系研究， 《情报杂志》于 2017 年发起 “情报学学科建设”的焦点话题， ④ 呼吁 “设立情报学一级学科”， ⑤ 诸多学者响应倡议，围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专业体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⑥ 此次讨论影响深远，它促使学界突破传统的学科建制架构， 开始考虑统一的、独立的、跨界融合的、面向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一级学科建设问题。
二是学者的自觉。
自 《国家情报法》公开征求意见始，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诸多专家学者参与情报学学科建设发展的讨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立足《国家情报法》立法精神，发表了 一批探讨 “情报学重建”、 ⑦ “国家安全情报学”、 ⑧ “公安情报学”、 ⑨ “军事情报学” 等学科建设理论成果。由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苏新宁教授作为首席专家牵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路径研究”坚持 “面向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学科发展定位，尝试集成情报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力量，开展情报学学科建设的探讨，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并陆续发表，大大促进了情报学各分支的融合。2018年第五届 “华山情报论坛”上，包昌火研究员提出 “情报学学科体系应由科技情报学、竞争情报学、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国家安全情报学构成”， ① 周晓英教授倡议 “信息范式与情报范式应‘摒弃前嫌’，共同促进情报学的发展，情报学不管是作为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它都是一个统一的情报学”，并认为 “随着大情报学科体系的建设，情报学学科将会融合更多关联学科在理论、方法、技术、人员和设备等方面的研究资源，进而推动情报学学科的繁荣”。② 这些观点获得广泛共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参与情报学研究。
三是学会组织对学科的重新认识与定位。
2017年10月29日，由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共同主办的“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2017)”就新时代背景下情报学学科建设发展形成“2017年南京共识”，“共识”指出“国家的创新、发展与安全赋予了情报学与情报工作新的使命”，并就“如何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内、在国家创新与发展进程中更有效地发挥情报‘耳目尖兵参谋’甚至‘引领’的作用”达成五点共识，③“共识”的核心思想是情报学应“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安全的需要出发，将科技情报、社科情报、军事情报、安全情报等联为一体，形成大情报科学，促进各情报领域的相互融合与相互支持，实现军(军事情报、安全情报等)民(科技情报、社科情报等)情报学的融合”。“新融合的情报学学科将着眼于国家发展与安全”，“不仅聚焦于国家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情报学研究，还关注军事国防、国家安全的情报学研究，也努力将情报学发展成为具有智库功能的学科”。④
在笔者看来，“南京共识”关于情报学的学科定位是精准而富有战略眼光的，若能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善莫大焉。2019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信息学会联合主办的“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2019)”秉承“南京共识”，发布的会议通知邀请地方、军队、公安等高校和军队、地方情报所的专家学者、师生代表、从业人员共同参会，会议共设有7大议题，其中第5项议题为“安全情报”，包括“国家安全情报、信息安全情报、科技安全情报、企业安全情报、城市安全情报、社会安全情报、文化安全情报、军事情报、反恐情报、公安情报等”等分议题。⑤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情报学建设与学科融合的战略意义，建立统一的“面向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的学科定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四是学术期刊选题的调整。
“南京共识”关于 “面向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定位得到了图书情报领域核心期刊的积极响应，除了 《情报杂志》坚持“Intelligence Studies”办刊传统，《情报学报》 《情报资料工作》《图书情报工作》《图书与情报》《情报理论与实践》《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等图书情报领域富有影响力的期刊开始调整选题方向，接受和刊发军事、公安与国家安全情报议题的文章，例如《情报学报》2018年第5期刊发了苏新宁教授团队撰写的关于情报学学科崛起的系列文章;①《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2018年第10期刊发汪勇教授团队撰写的反恐情报分析技术专题系列文章;②《图书与情报》和《情报资料工作》先后在2018年第6期、2019年第1期刊发马海群教授团队关于国家情报工作专题系列文章;③《情报理论与实践》接连刊载了一批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与国家安全情报学论文;④《图书情报工作》则将“情报学理论与方法创新与应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情报体系改革、情报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创新、大数据观下的情报服务能力、智库服务与决策咨询服务能力建设、数据治理与国家情报安全战略、军民融合中的情报共享机制”等国家安全情报相关议题纳入2019年选题指南。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8年创刊的《公安学研究》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思想，将公安情报与国家安全情报基础理论研究作为重要征稿议题，创刊以来刊发多篇基础性、理论性情报学文献，⑥广泛涉及国家安全情报、军事情报、公安情报、反恐情报、综合情报以及域外情报工作研究等情报基础理论问题，成为情报学领域新一代重要的情报学术阵地。
民口高校、学者、学会、学术期刊等响应和参与情报学 ( IntelligenceStudies) 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对于壮大情报学研究队伍，促进学科跨界交融意义深远，标志着情报学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进入新阶段。这种变化是可喜的，不过，也应该看到，上述论坛、学者和期刊参与到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中来是一种自发、自觉状态，常态化、制度化的机制并未形成。而且，接受上述共识的也仅仅是部分学者，而且是少部分学者。例如，2018 年 12 月，来自全国34所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39位青年学者共同发起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青年学者沙龙学术共同体”，该团队发布的倡议书、发言稿、论坛征文通知等内容的字里行间除了学科名称含有 “情报”外，无丝毫 “情报”(intelligence) 的影子， ① 该论坛某种程度代表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领域青年一代学者的主流声音，显然，“面向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学科定位并未在年轻一代 “图情”学者群体中普遍生根发芽，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南京共识”所确立的大情报学学科融合的美好愿景要想落地，困难重重。当然，年轻一代学者的这种坚守亦值得尊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情报学与信息学具有天然的 “兄弟关系”，学科交叉融合亦为大势所趋，推动跨界融合对于两大学科发展大有裨益，但不能简单地将两者视为同一学科，两个学科各自肩负不同的使命，理应 “情报归情报，信息归信息”。
总之，推动跨学科的交融，是情报理论繁荣的必经之路。建国70年来，我国早期情报理论研究以历史学者为主，后逐步扩展到政治、国际关系、军事科学、刑事侦查学等领域，伴随着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学科建制的确立，专门从事情报学研究的学者群体逐步成长起来，而在民口高校从事信息管理、图书情报、公共管理等领域的一些学者也开始自觉参与到情报理论研究中来，情报学学者队伍规模逐渐扩大。但无论是作为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的情报学，其学者群体规模仍然偏小，研究力量难以满足形势需要，进一步鼓励和推动开放融合，吸引更多学科的学者参与情报理论研究，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立足 “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建设需求，推动军事情报、公安情报、应急情报、反恐情报、科技情报、国家安全情报等分支学科的融合，建立统一的大情报学科理论体系，是推进情报理论繁荣，促进情报学学科发展，助力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在需求和有效路径。需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倡导的 “跨界融合”，既有学科内旨在建立统一学科理论体系的 “各分支之间的融合”，也有旨在推动相关学科相互借鉴、协作、跨学科交叉研究的 “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其中，两个情报学 ( Intelligence Studies 和 InformationScience) 的融合属于后者， 是建立在 “情报归情报、信息归信息”基础上的学科间的融合，而不是将两个学科融合成一个学科。
结束语：建立有效的情报知识积累机制
回首过去，我国情报学历经多年来的发展与积累，取得了突出成就。展望未来，我国情报学研究仍存在诸多问题，面临学者群体规模小，民口高校集体缺席情报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学界与业界缺乏有效互动，情报理论与实践“两张皮”;情报理论研究范式、方法与路径落后，国家安全情报理论成果以域外引进为主，本土原创性成果不足;各情报学分支相互封闭，难以建立统一的情报学学科理论体系，无法适应系统性风险社会治理之需求等诸多问题。
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解决和克服“基本范畴分歧、学科认知偏差、情报文化障碍、学术伦理疑虑、研究力量薄弱、学术阵地缺乏、研究范式局限、研究方法滞后、学科分散封闭”等诸多困境，成为我国情报学未来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下一步，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立足“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11类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建设需求，解决情报学学科分歧，让情报归情报，信息归信息;纠正认知偏差，客观公正看待情报理论与情报活动，鼓励学者和民口高校积极参与情报理论研究;突破过度保密的情报文化传统，推进情报界的适度开放，推进情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壮大情报理论研究力量，鼓励民口高校和学者积极参与情报理论研究、情报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鼓励情报从业者适度参与情报知识创造与积累;创新研究方法，开拓研究路径，从“西学中用”转为“中西并重”“扎根本土”，从传统的“思辨研究”向“科学研究”过渡;调整研究范式，从“事实描述性”的经验知识向“理论解释性”的阐释型研究转变，从相对单一的研究范式向多元范式扩展;大力推进情报学术阵地建设，建设专门的情报学术刊物、协会/学会组织，推动情报各分支领域建立常态化的交流对话机制，形成知识共同体;推动各情报分支领域跨界融合，建立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的统一的情报学理论体系，是推动我国情报理论研究与情报学发展繁荣的重要路径和方向。
理论之发展，学科之成熟，归根到底是一个专业知识创造和累积的过程。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的斯蒂芬·马林(Stephen Marrin)博士指出，推动情报学学科发展的关键在于知识的累积，要建立一种创造、记录、存储和传播知识的正式流程，确保未来的一代代学者和从业者从中受益。①为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创建情报学知识积累机制的“五步”方案:
一是记录已知知识，鼓励知识共同体去记录已知内容，例如就情报学年度进展编写年度书目书籍、文献汇编等，以记录知识;
二是评估确定知识空白与不足，推进知识共同体评估已知内容，包括撰写文献综述、百科全书等，以确定哪些是讨论充分的议题，哪些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哪些问题有待回答，评估现状，发现空白，为改进情报研究提供基础;
三是填补文献空白，建立类似于军事学院的关键战略问题清单，确定或资助专门的研究议题，以填补知识空白;
四是传播知识，即向那些需要这些知识的人传播知识，包括当前的以及未来的情报学者和实践者;
五是将上述努力制度化，制度化的方式包括建立情报学学术研究中心，鼓励博士研究生专门从事情报学研究，培养未来的学者，推动情报学文献的累积，使其更专业，更有条理，更学科化，增进其对情报专业人员的影响。②马林博士的见解和建议富有洞见且具有可操作性，对于推动我国的情报理论研究、情报思想的传承、情报学术流派的形成与情报学的发展同样适用。
文章来源：《公安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2卷 总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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