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稳定”（strategic stability）的概念来源于对于冷战中苏美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所形成的相互关系的一种表述。对于中美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探讨，需要对于“战略稳定”这一概念的源起与发展进行进一步界定与梳理。
本文在前半部分通过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展示了“战略稳定”这一概念如何从冷战时期的对于战略性核武器应用与管控，逐步发展为后冷战时期对于网络空间中权力博弈的关注。
在此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在后半部分重点讨论美国对于维持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中的战略稳定的基本认知与政策路径，并通过对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一些变化进行具体分析， 意图揭示这些变量对于维持中美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可能造成的影响。
源“核”至“网”：战略稳定概念溯源与发展
1.1冷战时期核军备竞赛背景下的战略稳定
冷战时期，“（核）战略稳定”最初是在国际关系领域讨论核武器如何影响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个经典的理论分析框架。在该理论框架之下，核武器技术的摧枯拉朽的破坏力、其造成结果的不可逆性以及固有的高技术门槛反而有助于在持有核武器的敌对各国之间形成共处的维持均势的基础。战略稳定的核心在于减少军备竞赛或者行为体内在的先发制人的动因与需求，从而使得国际体系维持相对稳定的局面。
但是纵观历史，“战略稳定”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冷战期间，苏美两国在核武信条、军事立场、目标战略以及军控政策方面经常是大相径庭（国内各自的宏观战略不同，国际上的外交政策、外交能力以及情报估计亦不相同）。
这种战略错位直接导致了冷战中的两次大危机：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以及 1983 年苏联误报导弹事件，这两次事件都曾有可能将苏美两国拉入核战的深渊。
借助国际关系几大流派的理论框架，本文对于战略稳定（strategic stability） 的概念进行进一步分析。冷战时期的关于“战略稳定”的研究与分析，更多的是基于美苏两大国在核武器运用及控制领域的政策行为以及战略动机的研究。
换言之，国家行为体之间相对的战略稳定，往往是国际体系保持均势稳定的局部表现。国际关系的学者长期以来关于均势以及权力优势对于国际稳定的影响争论不断。国家行为体之间相对的战略稳定，往往是国际体系保持均势稳定的局部表现。国际关系的学者长期以来关于均势以及权力优势对于国际稳定的影响争论不断。
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如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sseau）就认为，均势在国际政治之中就如同近乎法则般的现象（law-like phenomenon）而存在。卢梭认为：“均势无需外力即可维持，这就好像（均势）的一端下陷， 另一端就会很快抬升”。
结构现实主义者将均势这一概念作为假定，并对于不同权力分布的均衡是否更加稳定进一步理论化。例如，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在其理论体系之中就认为，在多极世界之中由于存在多个大国， 相比于两极体系而言就不那么稳定。
在冷战时期两极格局的体系之中，体系的稳定建立在苏美两极之间的战略稳定之上，而由于“核”因素的介入，核战略稳定成为影响当时国际体系稳定的压舱石。
也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权力优势可能存在， 而且相对权力均衡更为稳定。冷战时期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认为，行为体之间由于核武器数量与技术之间的差异而产生的核优势（nuclear superiority）有助于维持战略稳定，而核实力对称（nuclear parity）则会使得国际局势更加动荡。
乔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就认为战争的根源实际上是对于均势的分歧 。假设两国选择开战，双方领导人必须相信他们有赢的可能性。而当双方势均力敌之时，双方才都认为自己可能胜利并最终选择战争。
所以按照布莱尼的观点，只有形成绝对的权力（政治影响力、军事打击力、经济发展水平）优势方能保障长久的和平。詹姆斯·菲尔伦（James Fearon）更是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用于理解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冲突的主流理论范式：战争交涉模型（bargaining model of war）。
在菲尔伦看来，就算两个假想国在某 些事务方面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这些矛盾而选择开战是次优选择，因为战争耗时耗力，两国甚至可能在战争过程中将他们的争执点（比如说某一块领土）破坏殆尽，那么战争变得就毫无意义。
既然如此，通过协调解决并且避免矛盾成本无疑是最优解。马修·克罗尼格（Matthew Kroenig）在《美国核战略的逻辑》的第六章有关战略稳定的表述中，总结出力量分配的不平衡并不会导致危险的战略不稳定。
克罗尼格在简要回顾了关于美国核武器优势如何削弱战略稳定并增加了核战争的可能性的一些先前的观点之后，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战争起因的文献加以归纳总结，进一步研究战略稳定理论的具体逻辑。克罗尼格并没有发现充足的证据以证明核力量的不平衡会导致危险的战略不稳定。
恰恰相反，实际上理论以及现有证据表明， 权力优势反而可以减少战争发生的概率。克罗尼格认为战略稳定对于维持美国稳定的核战略立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冷战期间的战略稳定的核心可以包含两部分的内容，具体而言可以被归纳如下：
其一，战略稳定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敌对双方都认识到改变军事姿态（是先发制人还是制于人）不仅是徒劳的，而且十分愚蠢；
其二，战略稳定反映了有核敌对行为体在一段时间的战事升级之后还可以轻松地回归稳定关系。
换言之，只要行为体对于挑衅行为不做出过激回应，行为体之间就可以在危机之中维持战略稳定。
尽管战略稳定的概念简洁优雅，其本身的基本假设以及实际意义仍然存有争议。战略稳定的概念被视作一种避免战争、建立和平的宽泛情形的描述，亦被视作是影响具体战略的国家目标，还需要依靠其对于达成外交政策目标的可替代方式的评估标尺。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在战略稳定所适用的情形之中，敌对行为体之间互相保有恐惧以及交战的动力， 但是威慑仍然取决于一方对于另一方的考量的塑造方式。
由此可见，冷战时期关于战略稳定的讨论现实主义色彩浓厚，其关注重点在于狭义的核战略稳定，其关注对象主要在美苏两个核大国，关注领域在于核军控、核不扩散等经典安全议题，学界对于此问题讨论与研究的经验性案例与资料，也主要来自美国、苏联等核大国。所以，该时期关于战略稳定的讨论“核”味浓重， 局限性亦强。
1.2“次核时代”下网络空间中的战略稳定
从冷战时期的核战略稳定到后冷战时期的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关于战略稳定的讨论在逐步淡化“核”因素的同时不断增强“网”因素。“核”与“网”的奇妙耦合最初见于美国。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政府资助开发的“阿帕网”（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 ARPANET）问世，成为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 的设计初衷是作为应对苏联核打击的军事手段，即需要保证在遭受苏联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之后，美国国内的各军事部门在存活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该内部网络保持联系，重新组织并进行有效的核反击，而不会因为率先遭受核打击而导致美国国内军事信息部门瘫痪。
这一在军事技术发展史上可能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将“核”与“网”这两个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强大的军事技术发明相连接，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后者取代前者的未来发展的趋势。
随着冷战的结束，在此期间形成的关于战略稳定的意义与特征所达成的些许共识也不复存在。美苏之间二元对立格局的结束标志着两极格局的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如同保罗·布莱肯（Paul Bracken）所言的“次核世代”的到来。“
次核时代”具有两大特征。首先，“次核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大国变化不断、区域强国持续崛起、世界格局的塑造愈发充满不确定性”。次核时代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初核世代”，主要有如下的这些原因：
首先，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对立局面的消失导致很多国家认为核武器相比于过去的作用性大大降低；
其二，次核时代相比于过去，其非对称性和不确定性较之过去大大增强；
其三，区域性的核大国在同一时期会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威胁，而这往往会造成所谓的“战略三方困境”（strategic trilemmas），即一个有核国家出于保存自身所做出的举动不仅会引发区域内其他有核大国的激烈反应，甚至还会招致区域外有核大国的干涉。
除此之外，次核时代的另一大特征，就是信息通讯技术 (ICT 技术) 的日臻成熟化与国际化，“网络空间”作为类似于海、陆、空、太空的战略新领域逐步形成。
“网络空间”（Cyberspace）一词最早出现于 1984 年，但其所依托的实体数字计算机的发明则要追溯到1946年诞生的第一台通用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那时还没有互联网的概念，所有计算机都是相互独立的个体。
但是，这个阶段的计算机体积庞大，且主要用于军事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到了 1982年“阿帕网”一分为二，其中一支为美国军事网络（MILNET），新的阿帕网则被用于民事用途。
80年代中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为了满足国内大学以及政府机构研究工作的迫切需求，建立了超级计算机中心以及广域网（也就是后来国际科学基金会网络，NSFNET的雏形）。1986年，互联网工程任务组（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简称 IETF）成立。
该组织由众多专家组成，通过合作与协商一致的决策程序对互联网的发展进行管理，这是一种没有“中央政府”，也没有集中规划和总体设计的管理模式。由此，互联网治理机制的雏形已经形成。
根据国际电联（ITU）在 2018 年 12 月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电子通讯以及信息通信技术指标研讨会上发布的信息社会评估报告（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Report），截止2018年末，全球51.2%的人口（约39亿）正在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其中，80% 的发达国家以及 45% 的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已经接入网络）。
新技术的发展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物质水平、社会生活以及思维观念，也在通过整合、改进、革新信息的处理手段和传输途径以不断塑造人类的政治互动方式以及相应的思维模式。
自1969年“阿帕网”问世，至1983年域名系统（DNS）与网络病毒雏形初现，再至1989年万维网及其商业用途的普及，服务于信息交互的网络空间开始产生。漫步于网络空间中的人类，在享受信息时代的丰硕果实之时，也在被信息时代“信息化”，成为信息的接收者与传递人。
这种相互影响的互构过程不仅体现于物理层面的诸如网络光缆、量子通讯卫星、第6版互联网协议（IPv6）的发展与扩延，也体现于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革命性影响。
技术变革与国际关系的作用是相互的，这表现在：其一，技术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的同时，全球政治的变化也在影响着技术变革的速度；其二，任何形式的科技进步实际上是经济再分配以及社会分工的实践，这些科技进步造成了国际体系中的新的强者与弱者，亦改变了行为体的偏好，并允许行为体构建新的国际制度和规范。
由于“次核时代”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网络空间形成的逐步完善，如果说冷战时期对于（核）战略稳定的讨论还是基于核武器报复能力为保证的“核恐怖平衡”之上，那么在“次核时代”，亦即后冷战时代，学界以及政军界对于战略稳定的讨论的“核”因素大大削弱，而该概念在网络空间中则呈现出新的内涵。
冷战时期，美苏与1972年达成的全球性的战略稳定包含四个主要特点，即以欧洲作为明确的地理中心、战略力量均势、机制性框架的达成、范围有限的成功。
2010 年，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长期从事防务研究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New START）谈判代表爱德华·华尔纳（Edward Warner）系统地总结了“战略稳定性”在三个层面的含义：
从狭义地讲，战略稳定意指国家间不存在首次使用核武器的动机（危机稳定）以及建立核军事力量的动机（军备竞赛稳定）；战略稳定意指有核国家之间没有武装冲突；
从广义地来说，战略稳定性意指一个地区或者全球的安全环境， 国家行为体间不会发生战争的一种状态。诚然，华尔纳的关于战略稳定的定义仍然集中于军事领域的核武器应用于管控，但是其对于战略稳定的广义定义值得借鉴。
笔者认为，广义的战略稳定，指的是行为体（主要是国家行为体）之间在具体区域（双边关系、地区性关系、全球性关系）的具体领域（海、陆、空、天、网）不存在直接的武装冲突并维持和平稳定的这样一种宏观状态。
借助上述对于战略稳定广义定义的框架，网络空间中的战略稳定则是在具体领域对该定义进行了限制。而在次核时代的网络空间中的核战略武器的重要性与决定性要素降低，关于电子通讯基础设施，信息通讯技术，商用、恐怖主义或军事化的网络攻击等依托网络的新型威胁要素上升。对于网络空间的战略稳定的讨论可以大致分为四类：
技术层面，即信息和通信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转；
关系层面，各行为体（主要是国家行为体）之间在网络空间中维持正常、和平以及稳定的相互关系，而不是深陷矛盾与冲突的泥潭；
军事层面，确保国家间的军事冲突不会导致网络空间的混乱或者崩陷，即“网络战争”的状况不会出现；
社会经济层面，即在人文、经济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对于网络空间的利用需要出于和平而非恶意之目的。
所以，由于国际体系结构变化以及新技术革命双重动因，网络空间中的战略稳定，其概念内涵与实施路径与初核世代的（核）战略稳定并不完全相同。
传统的“技术扩散—攻击能力竞争力提升—重大战略危机—谈判”的这种传统的核战略稳定路径显然是不适用且需要避免的。依托于物理层、传输层、应用层的网络基础设施以及行为体与其发生的相互关系，这些形成了网络空间的基本构架。网络空间的核心，即信息通讯技术、本质上是与核战略武器大不相同的。
因此，对于网络空间中的战略稳定的探讨需要“以史为镜”，跳出冷战时期核战略稳定的逻辑困境，并厘清在网络空间中维持战略稳定所包含的宽领域、高技术、非对称、非传统的内在特性。
基于工具理性的战略威慑：美国政府对于网络空间中战略稳定的认知
作为互联网的创始国、当今网络通讯前沿尖端技术的领导国、以及冷战之后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集众多身份于一身，在网络空间中占据绝对的技术与话语优势。
而在网络空间中的对于安全问题的关切，自其诞生以来就一直是学界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在设计之初就是为了确保美国在遭受苏联的初次核打击之后能够保持国内军事信息的沟通，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报复打击。
网络空间中战略稳定的概念的本身由于网络安全技术自身的复杂性以及不同行为体对其的认知差异而变得难以界定。前美国中央情报局（FBI）局长迈克尔·海登将军曾说：“没有什么像（网络安全）一样重要且经常被提及，但是关于其定义却又不那么清晰明了……我（和我的同事）出席在华盛顿的一个小型组会……但是却无法对下一步行动进行决断，因为对于我们所采取的任何行动的长期的法律和政策方面的后果都没有一个清晰的预判”。
美国以及西方对于网络空间稳定的关注，更多见于技术以及军事应用方面。例如，美国自里根政府末期开始出台有关国内互联网技术管控的相关政策，到克林顿时期政策重心转移到了美国国内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保护；随着21世纪的到来，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的国内国际政策的重心又转向了“国家安全”这一重要议题，并开始将网络安全与美国国土安全与军事安全相结合。
在2017年2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荷兰政府的海牙战略研究中心和美国东西方研究所共同发起了“全球网络空间稳定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Stability of Cyberspace, GCSC），而 GCSC 的主要目的则是制定国际规范来控制网络空间中的冲突。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并未给出关于“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官方定义，而是采用“网络稳定”的泛指表述。由于共同范式以及先导性制度的缺乏，各国之间关于网络空间中的安全原则、技术规范、立法尝试等方面的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
而这种观点的差异会进一步导致各国关于网络空间中关键问题的基本认知以及处理方式产生分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更多地强调“网络稳定”或者“网络军事稳定”，其在视角上更聚焦于军事以及技术层面。这种认知方式不仅局限于冷战时期传统的军事对抗思维还缺乏系统性的战略思维。
由于各国网络能力各异，围绕网络信息技术的竞赛已然展开，但是各国之间可以通过战略克制以及建立互信来维持战略稳定。基于此，战略中国政府和学界则提出了“网络空间战略稳定”这一概念。
对于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理解可以从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主体、规则、技术基础、政策以及演进这五方面加以认知。这种对于战略稳定的定义方式以及认知视角超越了传统的核战略稳定并强调“全球战略稳定”，不仅关注核战略稳定，更强调国际体系的安全、政治和经济稳定。
美国政府对于网络空间中战略稳定的认知也反映在其国家安全以及与其相呼应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内容当中。
2017年12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任期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NSS）。在2017年的这份 NSS 当中，美国将任何“暴露来自陆地、天空、海洋、太空以及网络脆弱性的国家或者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均视作“危及美国人民以及国家经济活力”的行为。
在“以实力维护和平”为题的第三部分中，美国政府认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进行包括诈骗、窃取信息、发布误导信息等等网络攻击行为，这些行为来自网络却能对大量人员机构等造成损害，而且防止网络攻击也十分困难。
报告特别强调，对很多国家而言，网络攻击以及网络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扩大其影响力的重要工具，成为当今社会矛盾的关键部分。美国将会对于“恶意的网络行为体进行威慑、防御、并在必要之时予以其痛击”。
2018年美国当地时间9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网络安全战略》，并称新战略称为15年来首份表述清晰的“美国国家网络战略”（first fully articulated cyber strategy）。
这份《网络安全战略》不再将网络空间视作一个单独的领域，并且将网络融入国家安全的各个层面。该报告紧扣2017年 12月18日发布的特朗普任期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NSS）的四大支柱（pillar），分别从维护国土安全（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Homeland, and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促进经济繁荣（Promote American Prosperity）、以实力维护和平（Preserve Peace through Strength）、提高美国的影响力（Advance American Influence）四个部分阐述了特朗普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构想。
在2018年9月出台的《网络安全战略》将提高国家信息及信息系统安全度与恢复力，保存美国在网络空间技术发展影响力等网络技术及安全措施融入四大支柱中的具体实施细节中去。
并且其中提到的“让美国网络变得安全”（Make America Cyber Secure）更是与“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特朗普政府的标志性口号如出一辙。
由此可见，现阶段美国政府对于网络空间中战略稳定的认知仍然是遵循强硬派对于力量优势以及技术优势的信奉，而这也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线。
同时这种认知也继承了美国在冷战时期针对苏联所采取的工具理性主义的宏观政策路径。美国在重塑自身核威慑绝对优势、组建常规威慑的同时，也在太空以及网络空间等新维度空间中努力提高威慑能力与水平。美国政府这种基于威慑的工具理性式的政策途径，奠定了美国对于中美网络空间战略稳定认知的历史以及战略基础。
案例研究：特朗普时期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对于中美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所造成影响的评估
2017年初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在网络安全战略以及政策制定、网络安全行政部门行政机构的架构以及人员方面均做出调整。笔者梳理了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在网络安全与治理方面的行政架构变化以及舆论走向，并进一步分析这些美国国内因素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
3.1美国网络安全与治理的行政架构变化
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出于对于网络安全问题形成的认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以国土安全部、国防部以及国家情报总监为核心的整体框架，强化了总统对于网络安全政策的影响。
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网络安全相关的行政构架并不相同，特朗普时期的网络安全行政架构中的权力中心大有从国务院与网络协调员转移至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趋势。
2018年4月19日，在美国国务院、国土安全局、国防部及司法部的共同监督之下，特朗普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响应及威慑来自网络空间攻击的“期盼已久”的报告。2018年通过的国防政策报告曾要求特朗普就网络空间政策以及网络战争出台全国性政策，并且在两党的立法人员的不断催促之下，这份网络战略报告终于出炉。
2018年5月15日，特朗普政府决定撤销白宫的高级网络安全协调员一职。白宫的高级网络安全协调员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设立，旨在协调联邦政府对于网络攻击以及相关政策的反应。
首任协调员佩特（Christopher Painter）自上任后就负责协调和领导美国“推动建立一个开放、联动、安全和可靠的互联网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外交努力。之前该职位的担任者罗博·乔伊斯（Rob Joyce）已经离职并且回到国家安全局工作。
根据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的助理萨缪利安（Christine Samuelian）发送给国际安全委员会办事人员的邮件内容可知，博尔顿并不是想找人接替乔伊斯的职务，而是想从根本上撤销高级网络安全协调员这一职位。特朗普政府此举可以被看作是在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精简权力”（"streamline authority"）。
2017年1月特朗普上任伊始，美国的网络安全决策高层处于真空期，而且相关立法推进缓慢。直到2017年3月乔伊斯担任网络协调员之后，这种混乱的局面才有所好转，但是主要的进步也仅仅体现在信息安全层面，而政策方面却几乎看不到进步。
2017年8月18日，特朗普宣布，为提升美国网络行动和国防水平、展现美国抵御网络威胁决心、消除美国盟友和伙伴疑虑，以及对敌形成有效战略威慑，美国政府决定将网络司令部升级为美军第十个联合作战司令部。
此举可谓是将网络安全军事关注级别提至最高，而且这种军事级别的升格不仅意味着政府对于网络安全的重视程度的加深，更意味着总统可以在国防领域直接影响网络安全相关的政策以及行动的规划与实施。
3.2美国舆论界夸大中国信息通讯技术优势
虽然美国在信息通讯技术方面优势明显，但是美国政府对于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国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通讯等尖端技术上取得的突破与成就仍然时刻保持高度的战略警惕。
这尤其体现在美国政府对于华为、中兴等中国电子通讯公司在美国正常运营的阻碍，以及对于中国5G通讯技术在美国政府以及民用领域的禁令。
目前，影响中国塑造网络空间能力未来发展的三种科技是半导体（集成电路，微芯片）、量子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根据荣鼎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的报告，中国在2013年至2016年间针对美国半导体公司累计竞标 27 次，总金额达 370 亿美元（而自 2000年至 2013 年间只有6次竞标，总金额2.14亿美元）。
但是其中一些高调竞标，例如针对莱迪思半导体公司（Lattice Semiconductor）的高达13亿美元的竞标以及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24亿美元竞标，被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而叫停。
中国在量子计算领域的进步使得中国的情报部门建立高度安全的加密通讯信道并且可以破译传统的加密方式。高速的量子计算机可以重塑制造业、数据分析技术以及药物研发过程，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2016年，中国就发射了世界第一颗量子卫星，该卫星可以通过由量子加密技术加密后的信道进行通讯；同年建立的连接北京和上海的世界最长的量子通信电缆。仅在量子计算实验室方面中国就花费约 10 亿美元。
但是，最令美国感到担忧的还是中国对于人工智能研发领域的雄心壮志。在2017年的全球人工智能峰会上，前谷歌主席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曾这么说过：“（ 中国人）到 2020 年就会迎头赶上。到了 2025 年，他们就会超过我们。
到了2030年，他们将主导人工智能产业”。军事领域的人工智能运用：无人机群、可以抵御网络攻击的软件以及散布在社会媒体中用以预测政治活动的项目。
中国曾在 2017 年制定出如下规划：到2030年为止，将中国建成“世界首个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百度、腾讯、阿里巴巴（BAT）以及讯飞公司作为国家人工智能领域的排头兵，研发的系统可以操纵无人车、诊断疾病、充当智能语音助手并且管理“智慧城市”（指使用各种传感器收集人们日常生活的数据，并通过数据分析减少城市对于环境的影响、促进经济发展并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此外，华为引领的第五代（5G）移动网络通讯技术将会定义新一代创新的国际标准。
过去十年，中国向标准组织派遣的代表在技术上、先进程度以及规模上都有所增加。中国缺席了有关 3G 和 4G 的技术讨论。
然而 2016 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关于定义即将到来的 5G 移动网络具体规格的会议上，华为作为中国最大的电信公司，派去的代表人数是其他所有公司的两倍。
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委员会（Defense Innovation Board）于2019年4月3日发布了题为《5G 生态系统：美国国防部所面临的风险与机遇》的长达 33 页的报告。该份报告指出，来自中国5G技术的风险并不局限于美国决策者如今所关注的中国政府对于5G技术的大力推行。实际上这更多的是关于频谱选择的争夺。
中国主导的5G通讯技术主要覆盖6千兆赫兹以下的低频段（sub-6标准），而美国方面则是覆盖毫米波频段（大约在24千兆-300千兆赫兹之间）。
该份报告声称，“随着sub-6标准成为国际标准，那么中国在该领域就可能占据领先地位。这无疑会给美国国防部的海外行动带来安全隐患，因为这些行动进行所依赖的网络将会有中国在供应链中的技术成分”。
报告还指出，“尽管美国政府限制在美国国内的使用中国的设备供应商，但是在无线通讯行业，美国的市场并非大到足以阻止中国5G供应商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份额，这会进一步给服务于美国国内市场的无线通讯行业供应商带来巨大的压力”。
美国白宫在其新发布的有关 2018 年科技成就的报告中大肆鼓吹美国发布的一系列网络安全路线图以及相关战略。
在2019年2月21日发布的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报告中提到了一系列结构性改变以及愿景文件：2018年9月发布的美国国家网络战略（National Cyber Strategy）、2019年2月成立的能源部网络办公室、2018年8月发布的网络研究路线图以及5月发布的互联网抗性报告。该份报告还提到了技术标准机构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NIST）所发布的 1.1 版网络框架，其中包括少许诸如漏洞披露项目的有关指导的增添内容。
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的报告还提及了国土安全部国家危机管理中心（DHS National Risk Management Center）的成立，并且在报告关于隐私的部分讨论了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的新隐私框架，以及商务部国际贸易署（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关于美欧隐私防御项目实施的相关进展。
3.3上述因素对于中美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所造成可能影响的评估
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在网络安全与治理方面的行政架构变化、国会立法机构对于选举安全的关注、美国政府及国内社交媒体对于中国技术成就的担忧，都在影响并塑造着网络空间中的战略稳定局势。
首先，从特朗普政府的网络安全行政架构的调整可以看出，特朗普将网络安全决策制定集中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土安全部、国防部以及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强化了总统对于政策的直接影响；
其次，美国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以及选举委员会在加强了对于国内选举安全立法的同时，实际上通过对于影响美国国内选举系统的个人或者国家行为体的立法规范，明确网络空间战略对手（比如涉嫌干涉2016美国大选的俄罗斯）以及相关惩戒方式，在引导舆论的同时还增强了美国在网络空间中的干涉范围；美国政府及社交媒体对于中国等新兴国家在相关技术领域（比如量子通讯技术与人工智能）取得的进步过度夸大，刻意制造公众焦虑，同时担心自己作为世界第一科技大国的地位的日渐式微。
美国在网络空间战略博弈中确立竞争对手，并且在相关技术领域采取污蔑、封闭、禁用等手段、其出发点与落脚点是与现阶段美国的国家战略相一致的：注重美国自身利益、轻视国际多边规范、打压潜在竞争对手。
同时，美国在网络空间中维持战略稳定的方式，继承了美国所一贯奉行的单边主义以及基于工具理性主义的战略威慑。美国所希望并倡导的维持中美网络空间中的战略平衡的方式，本质上是局限于美国对于自身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考量以及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延伸与发散（即上述因素在网络空间的物理与关系映射），但却忽略了这种方式背后所蕴含的强烈的美国霸权式的主导性叙述框架。
特朗普上任之后美国政府在网络安全与治理相关的行政架构、立法导向以及舆论导向的发展与变化，主观上有利于满足美国政府对于维持中美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自我认知，在客观上却通过技术竞赛、话语威胁等方式削弱了稳定结构中的另一行为体——亦即中国对于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心理认知与政策实践，而这实际上削弱了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中维持战略稳定的认知、话语以及技术基础。
进一步展望，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中的战略稳定的缺失会进一步加剧两国在诸如政治合作、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分歧，合作趋向减弱、竞争意味渐浓。
结论与启示
学界、政界对于战略稳定的讨论，其关注重心已经从“初核时代”的（核）战略稳定逐步转向“次核时代”的网络空间中的战略稳定，“核”味渐弱而“网”味愈浓。
广义的战略稳定，是指行为体之间在具体区域的具体领域（海、陆、空、天、网）不存在直接的武装冲突并维持和平稳定的这样一种宏观状态。
而关于中美之间在网络空间中的战略稳定的具体讨论，则是在这一广义框架之下在具体参与行为体、涉及区域以及具体领域上做了进一步限定。
值得指出的是，中美两国由于对于网络空间的认知差异，对于有关网络空间的战略稳定问题的研究视角以及关注重心也各不相同。
美方更加重视“网络稳定”“网络军事稳定”这些片面的、聚焦于技术以及军事方面的概念定义以及研究方向；中方则提出了“网络空间战略稳定”这一更为宏观的概念，不仅关注军事领域的核战略稳定，亦关注国际体系、大国关系之间的战略稳定。
基于对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在网络安全与治理方面的行政架构变化、国会立法导向、以及美国国内舆论走向的现状分析，中国政府应该意识到，目前美国政府对于中美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认知，还停留在冷战时期强调技术竞争与技术对抗的陈旧思维之中。
特朗普政府内部关于网络安全、网络战略、网络治理的相关行政架构已经有所改变，其中不乏敌视中国的鹰派人士；美国国内媒体对于中国政府以及企业在部分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和突破进行了夸大宣传，刻意制造社会焦虑，强化对于中国的敌视。对于中国而言，全面崛起尚待时日。
稳定、清朗的国内国际环境，特别是网络空间环境，无疑是中国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的基石。中国政府应该在明确美国话语体系下“战略稳定”的实际含义的前提之下，摆脱陈旧的技术对抗思维，继续加快自身在优势技术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并且依托“数字丝路”积极融入国际网络空间安全以及治理的制度构建，在夯实自身技术硬实力的基础之上增强软实力（话语权），并不断消除西方对于中国技术优势的恐惧，以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不断夯实中国政府以共赢合作为主题的战略框架。
王守都，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政治，网络安全，战略研究。
选自《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9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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