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特公司为美军发展“联合全域指控”能力出谋划策

远望智库技术预警中心 书香慧言

编者按：“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JADC2）是美军2019年下半年提出的一种新型作战理论，旨在满足近年来美军提出的“多域作战”“分布式杀伤”等作战概念对指挥与控制的需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域协同作战。虽然该理论目前仍处于研究论证阶段，但却得到了美国空军、海军等军种的追捧。在此背景下，美防务智库米特公司（MITRE）技术与国家安全中心近日发布题为《为多域作战构建一种新型作战指挥架构：应对实力相当对手的力量投送能力》的研究报告，重点分析了美军发展“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能力将面临的主要障碍、应遵循的核心原则以及下步工作重点。主要内容如下：

一、美军发展“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能力面临的主要障碍

报告指出，在与实力相当对手发生高端冲突时，联合部队将面临时间紧迫、距离遥远及“反介入/区域拒止”等方面的挑战。为此，美盟需统筹利用全域、多军种及各国的作战能力，迅速有效地开展作战筹划、遂行作战任务，而“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理念就是为取代老旧指控模式，实现跨域协同作战而采取一种新型作战管理与指控方式。然而，实现该理念将面临以下主要障碍：

一是缺乏统一的力量设计。美军现有以军种为基础的研发与采购模式不适合研发或部署“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能力。国防部现有机制无法构建和提供联合作战司令部所需要的联合作战能力，因为所有军种都着眼解决自身所在作战域存在的各种高端问题。在缺乏统一力量设计的情况下，各军种主要聚焦自身需求来发展“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能力的各要素。

二是以平台为中心的采购机制。国防部现有采购机制适合研发和部署精致平台。国防工业部门则是追求服役时间长且需要后续维修的大宗采购合同，研发通信网络并确保平台与指控系统的连接对其而言无利润可赚。国会议员也很难支持投资发展近似无形的“连接”与“数据”，而是更倾向于投资发展有形作战平台。

三是以军种为基础的指控与作战方式。美军各军种组成部队反对失去对自身作战力量的控制。将某一作战域的资产控制权拱手交给来自另一作战域的指挥官完全有悖于现有作战方式。而且各联合作战司令部目前的组织架构也支持以军种为基础的作战方式。

四是对指控与技术缺乏足够重视。人们普遍认为“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就是将所有数据整合、分类并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但这种方式无法提供所需要的指控能力。在冲突或拒止环境下，不可能有足够的带宽将所有数据传递给参与高端作战的所有系统与平台，而且很多数据与绝大多数用户无关。大量的数据只会让用户和系统应接不暇。因此，必须有某种框架来确保信息精准推送。尽管各系统间的互操作性与连通性是“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的关键赋能因素，但它无法解决指挥与控制本身面临的所有挑战，因为指挥与控制并不仅仅是态势感知，而是如何以及由谁来做决定。

二、美军发展“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能力应遵循的指导原则

报告指出，实现“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不仅需要研发新技术、部署新能力，而且还需要调整作战概念、指控权限及组织架构。为整合各相关部门的活动，加快推进“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能力形成，国防部必须坚持以下核心指导原则：

一是围绕功能编组。为摧毁某一目标，指挥官必须能够迅速考量现有各种作战能力，并从中选定最有效的作战能力。例如，指挥官必须知道是陆军的远程火力还是海军的海基“战斧”巡航导弹更适合摧毁某一具体目标组。为实现这种力量优化，战役级指挥与控制应围绕动态变化的关键作战任务进行编组，而不是围绕具体作战域的组成部队指挥官或基于军种的作战行动编组。更重要的是，为实现速战速决，这些战役级指控要素需要有权指派所有相关资产执行联合部队指挥官确定的作战任务，而无需考虑这种能力属于哪个军种或作战域。

二是实现战役级“任务中介”。确保作战决策人员“基于功能编组”来遂行任务的途径之一是“任务中介”。为把握战机并利用新的信息，战役级指控要素可通过“动态市场”分配战术能力。一支编配完整的“任务功能”部队或能力可充当“销售方”，随时为该“销售体系”提供作战效果。届时，由战役级指控要素下达的整套作战任务将“购买”这些作战能力，从而对时间、机会成本、成功几率、生存能力等变量进行优化。

三是开展任务绩效评估。“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将增加决策的复杂性，迫使指挥官必须掌握足够深度与广度的知识，以便理解何时及何地才能最有效地使用作战能力。为解决这一挑战并实现“任务中介”功能，可对部队、能力或平台的潜在任务绩效进行动态评估，以便将评估某种特定资产的任务遂行能力的工作从决策过程中剥离出来。这项评估工作可由战术系统自身完成或由其指挥要素完成。如果战术层级无法完成大量评估工作，可由处于战术与战役层级之间的一个专门机构完成。通过自动方式持续开展任务绩效评估，决策人员可依据评估结果做出合理选择。届时，陆军或空军军官可依托海军系统和能力制定作战计划，反之亦然。

四是通过“松散的耦合器”实现互操作性。“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需要多种能力与平台之间进行快速动态通信。然而，目前美军各军种、各保密层级之间以及与伙伴国和盟国之间许多系统无法连接。因此，“松散的耦合器”可作为一种信息设计途径，以一种简便方式实现深度互操作性。这些“松散的耦合器”可在确定实施“任务中介”及任务绩效评估需求时生成。与实现完全的互操作性不同，“松散的耦合”只是在不同用户之间交换最少量的结构化高价值信息。这种方式非常适用于分布式网络，虽然舍弃了数据的丰富性，但却获得了灵活性与效率，能够使各种不同行动参与者从中获取核心数据，并且可最大程度地连接相关系统。通过这种途径，来自不同作战域、军种或安全层级的数据可融合在一起，从而最大程度减轻数据传送系统的负担。

五是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战役决策。开展任务绩效评估及“任务中介”有助于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战役决策。如果可以利用建模和模拟反复推演冲突情景，便可生成数据用于培训机器学习算法，从而更加高效地对资源进行任务配对。这些机器算法需要大量决策数据组，其运算结果可用于模型培训及测试。任务绩效评估结果则可以输入机器学习或人工智能系统。情景推演的结果可作为反馈信息，用来培训机器学习网络。米特公司对“任务中介”概念的验证结果表明，将人工智能引入“任务中介”流程将大幅提升指控效率。

六是基于情境显示态势。随着战役决策难度的加大，以及机器在辅助决策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加，越来越需要一种用于直觉决策的显示界面。新的态势显示方式可帮助操作人员快速分析不同选项及行动路径，选择并调整某一行动路径，跟踪该行动路径的实施情况，以便在必要时进行干预。操作人员必须能够对机器制定的计划与其他非机器制定的计划进行比较，并且能够根据个人需要调整这些计划，分析个人选择对该计划其他方面、任务成败乃至整个战役产生哪些影响。必要时，操作人员还可以深度介入自动决策过程。这种新型态势显示方式不仅能够根据操作人员的身份事先决定计划，并且必须具备一定的灵活性，能够根据个人意愿进行调整。

三、为发展“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能力美军下步应重点开展的工作

报告指出，目前米特公司已经在技术和组织架构等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如何将战略目标融入战役和战术决策，如何协调战术级多域作战效果，以及如何更好地控制电磁频谱等问题。下步，应着手开展的工作包括：

一是广泛开展验证与概念开发。研发、部署和有效运用“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能力需要在用户与开发者的各个层级深入开展验证与概念开发。这些验证工作应帮助找出为实施“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而应在指挥权限及组织架构方面做出的调整。而且这些验证必须吸收工业部门、作战司令部、军种组成、作战人员培训学习及条令制定者的意见。

二是加强顶层领导。仅仅依靠用户对美军现有数量有限的指挥与控制技术及系统进行验证无法驱动变革。为推动“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能力取得真正发展，国防部必须制定一套初步的验证与样机制造核心原则。然后，利用这些原则统筹国家安全界的各项工作。

三是以实战需求为牵引。优先关注具体任务挑战将有助于推动“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工作取得进展。在很多作战想定中，尽快发现并摧毁敌高价值、可重新部署的地面系统是目前美军面临的重要挑战。因此，应对该挑战可为研发和部署“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能力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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