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的歌剧《Dire Walkure》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在事情发生之前,你不可能预见到它们。”

美国对于情报功能的认知中,为国家安全提供威胁的征候与预警,是情报机构优先级最高的任务。由于未能提供有关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情报,是美国1947年大力开展情报机构建设的起因;由于未能对“9·11”恐怖袭击提供预警,直接导致了对美国情报机构的重大改革。

情报分析的最高级形式就是对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预测的结构性思考。换言之,真正的情报分析是预测性的。情报预测的难点在于如何说服决策者相信情报分析做出的预测。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过硬的证据支持,那么决策者一定会选择忽视这个预测。

情报层次

在军事层面,情报通常会被定义为战略情报、战役情报和战术情报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之间的界限经常是模糊的,情报分析人员和决策者都经历过层次划分的困扰,但这并不影响情报工作的开展。

战略情报

战役情报

战术情报

时间

长期

短期

即时

功能

预防

慑止

击败

内容

对手能力与计划

对手意图

征候与预警

活动

制定计划

实施计划

危机管理

应用

假设(情景想定)

特定局势

特定局势

场景

制定国家政策等

战役、贸易谈判等

应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救灾等

产品

深度研究报告

动向情报

动向情报

性质

着眼于长远,研究深入

快速的和高度的反应

快速的和高度的反应

用户

国家(顶层)领导

作战指挥官(司令)

一线(前线)主官

上表中的情况并不是绝对的,只是该情况在某种层次情报实际中所占的比重相对多些。通常情况下,战略情报的主要任务是评估对手的能力(优势/弱势),和计划(机遇/威胁)。在战役情报中,分析对手的意图变得十分重要,如意图发起军事攻击,意图实施禁运,意图中断谈判等等。这里的意图要区别于计划,计划是长期的,意图则是即时的。而征候和预警大多数是战术层面的。

其中,长期研究(战略情报)往往是要对研究目标开展建模、假设、情景想定,需要少则几天,多则数周,甚至数月数年的时间。战略情报工作与学术科研和实验室研究很相似,着眼于长远目标,对某个问题看法深入。战术(或战役)情报往往需要动向情报。比如,战场指挥官并不关心敌人能做什么,而是关心敌人想要做什么和正在做什么。外交官不关心谈判策略,而是关心谈判对手可能的反应。在危机管理(如应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的动向情报是迅速爆发的各种事件,这看起来更像是报纸和电视上的新闻报导。

预警

预警情报工作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损害组织或国家利益的事件的突然发生。美国的预警情报包括预报敌方行动或意图、迫在眉睫的敌对行动、恐怖袭击和暴动等;预报政变、内乱、第三方战争、难民潮等;预报不稳定的局势、新的国防技术、改变两国力量对比的技术突破等。1990年以前,美国的预警情报工作主要关注苏联的战略攻击;其次是阿以冲突、印巴冲突、朝鲜半岛局势;2001年以后是恐怖袭击;2008年以后的预警情报集中于世界经济危机。预警情报的工作范畴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手的能力、计划和意图,二是危机管理和行动支援。可以看出,预警情报既可以是战术情报,也可以是战略情报。

1990年7月,美国中情局预警情报官Chailie Allen在海湾战争爆发一周之前就发布了一份预警情报,判断伊拉克进攻科威特的可能性有60%。这说明了预警情报工作对常规武装冲突能够做到成功预测,原因在于预警指标体系比较容易确定。但是,对于恐怖主义、局势不稳、低强度冲突和技术性突破的预警就难得多,因为这类事件的预警指标体系没办法建立。比如,911恐怖袭击之后,将大量的证据与美国情报界在袭击之前获得的所有的冲突的、矛盾的并且是虚假的情报放在一起,才有能够做出相对靠谱的判断。但是,情报分析人员在911之前并没有正确的恐怖袭击预警的指标体系和预警门槛的设定。

预警情报一定面临一个权衡问题:一是预警门槛过高,导致错过预警;二是门槛过低,出现虚假警报。例如敌人长期使用了欺骗的手段,导致问题的复杂化。曾经的预警,成为“狼来了”的故事,是用户变得麻木不仁,而真正危机来了的时候,则对用警报置之不理。有一个名词叫做“警戒疲劳”或“脱敏模式”,即局势逐渐恶化,预警指标持续了很长时间,危机没有如期发生,使得情报分析人员变得不再敏感。因此,预警情报的难点在于如何建立一套既必要又充分的预警指标,既不发布虚假警报,也不漏报事件。

预测

情报分析的重要功能就是预测性。情报分析关心的是研究对象的过去和现在的状态,并预测未来的状态。美国的大多数预测性情报分析都会形成某种形式的情景想定,即以情节的形式对未来的目标模型进行描述。因为不可能准确地掌握未来,所以解决方法就是建立若干个情景想定,每个情景想定代表未来某一时期清晰的、似乎合理的图景。情景想定主要用于制订计划和做出决策。创建情景想定有四个步骤。第一步是界定问题;第二步是明确对问题产生影响的因素;第三步是对这些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加权;第四步是找到可能的想定结果。一旦完成情景想定,情报分析人员必须对搜集到的情报实施监控,这些情报帮助分析人员判定哪种想定正在形成。

1998年卢布贬值之前的两个月,美国中情局分析人员就成功预测了俄罗斯即将发生经济危机,随后还成功预测了其经济反弹,比商业和学术专家要早很多。但是,中情局没能预测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其实连普京本人也未必预料到自己会当总统。这说明,有些事件是可以预测的,而有些事件是不可预测的。具体来说,那些符合因果法则的事件,或者说是大概率事件,情报分析人员完全可以预测事件的发生;但是还有很多事是不符合因果法则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小概率事件,这些事往往是不可预测的。在国家安全情报领域,政变和暗杀是完全不预测的,这两个事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依靠保密才能获得成功。情报分析可以评估政变的环境,但政变的时间和能否成功是不能预测的。

情报预测的难点在于如何说服决策者相信情报分析做出的预测。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过硬的证据支持,那么决策者一定会选择忽视这个预测。在重大的决策方面,决策者更愿意使用自己分析得出的结论。美国情报界有这样的评论——“有的只是决策的成功和情报的失误”。当决策获得成功,有时为了保密的需要,往往会夸大决策者的能力,而有意地隐藏情报工作的关键作用;而一旦出现重大失误,情报机构的失误将必定成为背锅侠。此外,一旦决策者接受了预测情报,那么他们就会根据预测情报采取行动,从而对预测的未来走向施加影响。因此,即便情报预测正确了,也会有两种情况发生,一是被采纳了,预测结果也会由于预测正确带来的影响发生了改变;二是没有被采纳,预测正确了,但是没有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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