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末，公共电视网Frontline特别项目编辑菲利普·本尼特走进执行制片人拉尼·阿龙森-拉特的办公室，提出了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把原始素材放到网上，”把它们全部都公之于众。他刚刚看完Frontline的新纪录片《普京的复仇》的原始资料。这部“恩仇录”分上下集讲述俄罗斯干涉2016美国大选的故事。
整个团队立马投入到行动当中。编辑和实习生们加紧制作该节目赶在秋季播放，与此同时，他们还整理了约70小时的访谈内容准备在网络上公开。访谈所涉及的内容都一一进行了事实核查，还接受了律师的再三审查。他们以制作纪录片正片的谨慎态度，对待70小时中的每一分钟。
阿龙森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讨论，在Frontline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标榜自身的价值。我们致力于提高透明度，继续努力做一盏前行的明灯。”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独家编译尼曼实验室的最新报告，研究为什么透明度渐成大势，纵览各家媒体的花式打法，聚焦透明度的效用，拨开层层迷雾。
打倒小怪兽“假新闻” 消解负能量“低信任”
一月，盖洛普和奈特基金会在调查1.9万名美国人后发布新报告，结果指出受访者对媒体的信任度为37分（100分制）。仅有5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掌握足够多的信息来消解媒体偏见，1984年为66％。在共和党人中，占比更低，仅为3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透明度”是对当前媒体环境中“假新闻”的反击。这里的“假新闻”不仅包括网络和社交媒体传播的虚假故事，还有政府部门认定的那些他们不喜欢的“假故事”。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内容慢慢脱离了上下文语境，读者越来越难判断一个故事是否值得信赖。
维基媒体基金会资深用户研究人员，波因特研究所专栏作家Melody Kramer表示：“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和设备来获取新闻。确认信息的真实性，源头和观点，以及怎么把它们组合起来，这些都是挑战。”
对于新闻媒体来说，这件事不仅迫切，也是必须。拉开事实的窗纱让读者一窥究竟，向他们解释媒体报道和撰写故事的工作机制。“新闻媒体有责任改善我们的民主制度，打开窗，向读者展示我们平日的工作。”
透明度也可以是防护盾，使媒体免于政治偏见或不公平的影响。早在2009年，哈佛大学技术专家大卫·温伯格就宣称“透明度是新的客观性”，在读者心中塑造作家的可信形象不是通过遵守所谓的公正标准来完成的，而是核查信息“来源和价值把她/他带到那个位置”。
策略1: 公开新闻信息来源开放新闻发布过程
尽管网络环境侵蚀了信任，激发了对媒体更透明的需求，但与此同时，它也提供了独特的工具来提高透明度。与当下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措施类似，众多媒体试图通过公开新闻生产的过程来重获观众的信任，Frontline的“透明度”项目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共性犹在，个性不减。
Frontline：文字搜索影片 体验记者职业
Frontline决心公开《普京的复仇》的原始资料，以“展示他们的作品和工作”，这样，读者就能够对这些材料的用途做出自己的判断。阿龙森和她的团队并没有简单地陈列56段采访材料，任由观众自己判断曲直是非。他们使用在创作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开放源代码软件Bennett，帮助观众通过文字搜索特定主题的影像片段，他们甚至可以自己剪辑纪录片，进行二度创作，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Frontline《普京的复仇》原始素材库
由此，观众不仅全面了解了俄罗斯的黑客行动，同时也能一窥纪录片的幕后工作。在四个月内，这些视频的观看次数突破30万次，其中40％的网络流量是社交媒体引流的。更重要的是，原始素材的观看者的平均访问时长为28分钟，两倍于Frontline网站访问者的平均时长，远远超出阿龙森和本尼特的预期。“从前那些我自己认为毫无关联的东西现在彼此相连。它赐予我短暂的思考时间。现在，我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去观察，看哪些是有别的证据来辅证，而哪些没有”——这是摘自观众的评论。
一直以来，Frontline都会在网上上传完整的采访材料，但如今其外延继续扩展并且更加亲民——实现视频可搜索，将纪录片、其中的瑕疵等所有内容的制作过程呈现在群众的面前。阿隆森·拉斯说，“你看到了真正的过程，他们擦拭眼泪、哈哈大笑、心烦意乱，”
《普京的复仇》部分采访视频封面截图
除了Frontline以外，还有许多其他专注于媒体透明度的积极举措，Trusting News Project就是其中之一，Joy Mayer是其负责人，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予以支持。目前，该项目已经调查了数千名记者和读者，并与14家新闻媒体合作，展开相关实验。
新近成立的News Co/Lab也积极倡导提高透明度。Facebook新闻项目为其主要资助方，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及大众传播学院的资深记者Dan Gillmor任负责人一职，据悉，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与麦克拉奇报业集团互为合作伙伴。
Trusting News Project 网站首页
API：了解读者诉求 对症下药
美国新闻协会（API）是目前专攻透明度的主流机构之一。该机构在2014年编制了一份题为《通过透明度建立信任感》的报告。该报告提倡媒体通过更清楚地了解信息来源，纠正错误偏差来呈现自己的工作成果。2016年大选之前，API与新闻媒体就如何更好地披露消息来源进行了商讨，并使用PolitiFact作为模型。但在当时，它对民众对媒体的敌意，对媒体偏见和“假新闻”的指控的准备稍显不足。
API网站首页
负责项目的主管简·伊丽莎白回忆道，“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们发现还有“错误信息”的问题，'假新闻'只是该宇宙中的一部分。”她惊讶于群众媒体素养的缺乏和他们对古怪故事的信任，即使这个故事的佐证极少，他们也愿意相信，例如披萨门阴谋论事件等等。“读者很迷茫，他们没有能力去分辨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假新闻'之间的区别。”
她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当前政府，指责他们故意搅浑水潭的行为。“特朗普的候选人团队与此事息息相关有关。”她直言，“我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类型的事情。”并且，她犀利地指出媒体的过错所在，新闻媒体没有及时打开大门，向读者展示他们在编辑中花费的心力和严格的审查标准，以至于“人们错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写点东西，按下‘发送’按钮，它就会在网上显示。”
她认为，向透明度迈出的第一步是听取读者的想法，了解他们对收集、核实和报道新闻的过程有什么盲区，又有哪些好奇心。“否则，你只是在呈现错误的东西。”有些对于记者来说很明确的事，比如使用匿名消息来源的道德规范，可能对读者来说透明度不高，会造成混淆，降低信任感。
美国新闻协会并不是唯一一个与媒体合作以期提高透明度的组织。民主基金会的乔什·斯登斯也是坚定的透明度倡导者，他在过去两年里与全新泽西州的新闻媒体合作，致力于促成媒体与读者的良好互动，公开报告接受审查。他表示，虽然此类举措可能会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但也有助于向公众证明报告的价值从而增加收入。
斯登斯说：“帮助人们了解一篇报道，是与读者建立良好关系的利器，这使得读者自发想要予以支持。”而且，这种支持超越财务层面。“比如为受《信息自由法》保护的权利挺身而出，或者当地方市长想阻止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希望公众能够站在我们这一边。”
ProPublica：打造透明公开的数据库
2015年，ProPublica刊登了一则外科手术致死的新闻，同时发布了外科医生分数卡和可搜索的庞大的数据库，记录了美国外科医生和他们手术所造成的并发症发病率，供读者查看。该网站还详细介绍了比率的计算方法，引用支持其方法的专家话语，以及总编恩格伯格关于故事背后逻辑的解释。
在文章末尾，恩格伯格提供了电子邮件地址，鼓励读者投递自己的批评意见。对于这些批评意见，ProPublica驳回了一些，但同时也接受了一些，例如目前的方法只考虑了住院手术，并计划将其用于调整外科医生分数卡2.0。
外科医生分数卡截图
在某些地方，ProPublica迎来了透明度所带来的超乎意料的好转，比如通过发布医生处方率数据库来引起人们对过度注射阿片类药物（如吗啡等）和其他潜在致幻药的注意。通过分析网络流量，ProPublica的编辑们注意到，在用Google搜索例如“那些随意开药的医生们”等关键词后，数据库流量呈现小幅增加，意味着人们正在使用数据库来搜寻开药的医生。
ProPublica在透明度方面有了进一步的举措，通过发布编辑手记来解释一系列问题，并添加了新的免责声明，警告成瘾药物的危险。“这是棘手的道德领域，”恩格伯格说，“我们评估过让情况变得更糟的可能性，但如果你是在一所玻璃房子里让其他新闻机构提高透明度，那么了解一点我们的工作，不对外公开，这似乎违背了我们的原则。”
在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发布存有争议的文件时，如果媒体能让读者尽可能多地参与到决策过程中，那么人们可能会有更高的接受度。例如，2017年1月，BuzzFeed发布斯蒂尔档案(Steele dossier)，其中包含特朗普政府与俄罗斯人勾结的指控，但是它几乎没有解释公开这份未经证实的文件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只是希望“美国人对这些指控能有自己的想法”。
伊丽莎白坦言，媒体向读者直陈幕后细节，讲述做新闻决策的历程，展现自己恪守道德，遵循制作程序，这些坦白能否挽回读者的心仍然存在争议。这种深思熟虑的解释可能会缓解一些政界人士和其他媒体的质疑和反驳。
她说：“我真的觉得BuzzFeed的编辑本可以向读者展示自己做出公开斯蒂尔档案决定的过程，让整个过程更加透明。但是，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于我们而言，都是机会，助力下一次更为出色的表现。”
策略2: 借公众之力 还新闻清白
华盛顿邮报：公众也是报道的螺丝钉
一些媒体和记者主动将公众引入报道过程。《华盛顿邮报》的大卫·法伦胡德在披露特朗普捐款真相时就让借助群众的力量。从第一篇报道开始，法伦胡德通过Twitter传播自己的努力，向他的粉丝公开他正在联系调查的慈善机构，甚至特意@特朗普，希望他看到自己正在寻找捐款的下落。 透明报道赢得了群众和记者的支持，他们纷纷出谋划策，其中有一位Univision的记者提醒他，特朗普用慈善捐助购买了自己的肖像，并高挂在佛罗里达高尔夫俱乐部的墙上。
大卫·法伦胡德的笔记
“验证项目”( Project Veritas) 计划诱骗《华盛顿邮报》发布虚假消息，声称美国参议院候选人罗伊·莫尔让一名十几岁的少女怀孕。为此，《华盛顿邮报》发表了背后的故事，曝光了一则长达10分钟的视频，讲述他们是怎么发现背后的阴谋的，解释自己违反保密协定的原因，因为这位女性设下圈套，抹黑新闻媒体。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Stephanie McCrummen还采访了向《邮报》提供虚假信息的Jaime Phillips。 这一次，他们设下了自己的圈套，逐步公开他们是如何揭露该项目企图让《华盛顿邮报》蒙羞的阴谋。
《华盛顿邮报》在“如何成为记者”的系列报道中，记者利比·卡西制作的视频进一步阐释了他们识破罗伊·莫尔的控告者的过程，旨在向读者们展示编辑部里发生的故事。她说：“我身边很多朋友，还有哪些非媒体从业者都对我们每天的工作很好奇。 这提醒了我，如果增加一点透明度，我们可以讲述我们的工作故事。”
凯西以旁观者的身份，俏皮地采访自己的同事，以期用真实、人性化的方式再现他们。举例来说，凯西就罗伊·莫尔采访记者Stephanie McCrummen时，她描绘了记者拿着采访本，敲门时的焦虑感。 另一个视频的主角是数据库编辑Steven Rich。他回忆去年自己提交1500份《信息自由法令》的过程，详细介绍了读者如何向政府提交自己的开放记录请求。“如果我们能够揭开整个过程的神秘面纱，它确实能够让人们了解媒体在民主中所扮演的角色。”
多伦多星报：拉近读者距离
《多伦多星报》迅速成长为透明度的典范。他们向读者开放媒体办公室。去年，该报的执行编辑艾琳·温特尔发现，因为假新闻的耐心消磨，报纸收到的投诉有所扬头。公共编辑Kathy English表示，“她沮丧的是，我们自知的新闻工作背后是艰辛的工作，依赖我们坚定的道德原则，但读者没能感受到。”
从去年5月开始，《多伦多星报》启动了自己的Trust Project：聘请透明度记者肯扬·华莱士攻陷主战场——新闻编辑室。每周他都会选择一个主题，并采访相关记者报道背后的故事。到目前为止，该系列涵盖了政治话题，科学记者如何核实科学主张，以及餐馆评论家是怎么评价新餐馆的。
早在1月，《多伦多星报》的记者和编辑就在社交新闻网站Reddit上参与你问我答的板块（Ask Me Anything），读者就一些感兴趣的问题上向他们发问，从更正政策到诸如多伦多前市长罗布·福特这样的离谱的政治人物的报道策略。
编辑English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年轻记者积极促成这些进展，“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是不是会导致一些钓鱼（troll）现象，而且确实之前就有一点迹象。”为了保持对话公平中立，《多伦多星报》专门请一位经验丰富的主持人来筛选评论，并确保问题不会过于失控。
《多伦多星报》的透明度工作发挥了一定作用。“埃德曼信任度晴雨表“显示，在过去的一年中，加拿大新闻业的信任度上升10个百分点，达到61％。 虽然不能说完全是《多伦多星报》的功劳，但作为加拿大最大的报纸之一，它可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达拉斯晨报：社交媒体积极互动
越来越多的媒体试用社交媒体，创建用户社区，方便其与记者、员工直接互动。9月《达拉斯晨报》为订阅用户定制了一个特别的Facebook Group，记者和编辑接受他们关于报纸决策的询问，目前最多有1400名成员。编辑Hannah Wise说，“我们想了解他们，希望他们也了解我们，由此克服一些偶尔存在的不信任感。”
最初，Wise担心这个Group会不会沦为大型投诉论坛。但是，公开场合的讨论展现了《达拉斯晨报》对误解的关心和希望纠正的决心。当读者抱怨自己没有按时拿到报纸的时候，总编辑迈克·威尔逊积极帮助他取得报纸。报纸的标题出现错误，一些订阅者抱怨该报纸没有文字编辑的时候，Wise解释说 “现在是深夜，我们确实有编辑，他们现在仍在努力工作，欢迎您与他们相识。”
《达拉斯晨报》网站首页
有些时候，承认错误换来更加开放的对话。 有一次，记者在附近郊区报道教会与国家分离问题时，无意中使用了“十字军东征”这个词。读者强烈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坚持这是对宗教术语的不公正使用。记者承认了错误并解释自己并不是故意以这种方式使用这个词，将来自己会更加小心。Wise 说，“从那以后，这些曾让她伤心难过的读者‘喜欢’上了她写的每一个故事。”
还有一次，一些读者认为周末指南以同性恋情侣为封面有失妥当。Wise解释说，《达拉斯晨报》的作用是折射社会现实，而不是审查读者可能不喜欢的事。“我们给予他们充分讨论的权利，我也很高兴看到讨论组的大多数人反驳道：你怎么能这么说这些彼此相爱的人？”
策略3: 设定条框 检验质量
Trust Project可谓是最为雄心勃勃的透明度尝试。该项目源自圣克拉拉大学马尔库拉应用伦理中心的倡议，由新闻记者Sally Lehrman牵头，与75家媒体机构合作，制定了一套通用的透明度标准，也就是“信任指标”。11月，约10家媒体包括《经济学人》，Mic，和《华盛顿邮报》在全球范围内推出指标。不仅如此，该项目还是Facebook，Twitter，Google和Bing等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的合作伙伴，这些网站均已同意在消息流中使用其指标，为用户评定文章的可信度。
Lehrman说“在工作内容与品牌脱节的情况下，你可以通过一些标志来了解、确认新闻的质量”但相异于产品质量许可证，Trust Project并不依赖外部实体对品牌的认证，而是为世界各地的媒体公司提供标准化的的公开性标准，包括8个核心问题：作者的专业知识、标准和实践、引文和参考、多元化的声音、工作类型、来源本地、可操作的反馈、方法。合作伙伴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使用TrustMark的标识。
拿“标准和实践”来说，Trust Project要求新闻媒体在网站上和每篇文章里都明确列示文章目标、道德承诺和更正政策。Lehrman叹言“这些标准对记者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但它们常常没有明确列示在页“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即使是在那些遵守相关政策的网站，这些标准也往往隐藏在网站的二、三级分页上。
Facebook上Trust indicator
记者不隐形
除了更多地提供媒体机构相关信息之外，Lehrman和其他透明度倡导者还在推动曝光记者的专业素养，比如他们的人口信息，报道主题的经验，之前赢得的奖项以及工作语言，这些对那些报道少数群体或难民的记者来说尤其重要。
新闻媒体还可以考虑在发表的文章中添加作者的个人陈述，尤其是那些具有争议性质，政治色彩的报道，并开放聆听批评的声音。伊丽莎白认为：“这将敦促记者思考，为什么我要采写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为什么重要？”举例来说，在农业报纸上发表的关于使用有毒肥料的文章，可能会让记者面临对农业产业存在偏见的指责。“你需要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你要报道这件事，我们报道这些，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水体含有过多的营养物质。只有这样，人们才不会觉得这是‘自由派民主主义者试图拖垮经济’。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严肃话题。”
错误不逃避
媒体通常倾向于偷偷修改在网络上发布的文章，怀有一丝侥幸认为读者不会注意到。但是，透明度倡导者认为，这种做法可能会带来糟糕的后果。读者不仅会注意到一篇文章的变化，久而久之会削弱他们对文章的信任度，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修改的故事不会是准确无误的。
正如NewsCo/Lab的Dan Gillmor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可能会更信任媒体机构，但也会保留质疑精神。与《堪萨斯星报》合作开发错误更正模型政策的Gillmor提出，“你解释得越多，群众就更容易认识到新闻业存在缺陷，所以人们对新闻100%的信任度就会下降。……但是我希望人们能够更加信任记者，相信他们努力不懈地告知每一位读者缺陷所在，适时更正。”
透明度倡导者建议在与原始错误相近的地方刊登更正声明，如果错误是在首页上，那么更正也应该登在第一页。至于线上的文章，应该在文章的开头或结尾清楚地注明相关更正说明。也有一些媒体尝试校正内联的方法，比如插入更正文本、在页边空白进行更正、或附上更正超链接。
倡导者还达成了另一个共识：“更正错误的时候无需重复错误”不再是媒体的真理。如今，用户可能没有每天都阅读新闻文章或看过故事的原始版本，他们并不清楚错误所在，因而“不重复错误”的做法可能会引发更多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他们提倡，更正需要同时列举正确的信息和错误的信息。
来源不隐瞒
Trust Project主张单独划列“引文和参考”栏目，内含文章的关键参考信息来源。一些合作伙伴如Mic和《经济学人》已经将这一设想落到实处。Trust Project聚焦这一栏目，并评估其有效性。他们发现，就算读者没有点击相关超链接，该栏目也着实改善了读者对可文章的信任。 只要让读者知道记者进行了额外的研究，即使这些信息没有在文章中有所体现，也可以增强读者对文章的信心。
Trust Project网站首页
一些媒体正在进一步推动扩展“引文和参考”栏目，除了采访资料一外，还希望涵盖一些文献资料来支持报道的主张。长期以来，非营利新闻调查机构ProPublica一直推进此项工作的进展，使用文献云上传和注释文档供读者阅读。 “这一直是我们新闻报道的核心，”总编辑史蒂夫·恩格伯格坦言， “在这个抱怨虚假新闻的时代，我们能够给出的最佳答案是：尽可能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事实。”
策略4:面对面交流 心与心相交
除了上述做法之外，一些媒体将透明度进行到底，欢迎读者实地到访。每周四晚上。芝加哥非营利性新闻机构City Bureau都会举办“公共新闻编辑室”，在这里，记者就其调查报道的过程举办讲座和讨论会，征求公众的意见和想法。
Digital First Media的康涅狄格州编辑MattDeRienzo更进一步，新开“新闻咖啡厅”向公众开放。这既是一家咖啡厅，也是社区活动中心，还是一座图书馆，收藏着Digital First Media的档案。社区群众作为新闻编辑室的一员，将会为记者提供更多的材料和不同的视角，打磨出更为细腻和有趣的故事。
新闻咖啡屋
除了邀请读者实地到访之外，Digital First Media还在网络上通过更正政策积极征求反馈意见。在发现错误时，网站并不局限于更正错误发布说明，他们还在每个故事中穿插显示空白框，希望读者能够主动核查文章所涉及的事实，一旦发现任何错误，就可以在空白框里写下意见，与记者联系。除了纠正错误之外，读者通常还会写下文章缺少的信息和新颖的观点。
透明度效用究竟如何？
最大的问题是：透明度是否能够重建读者信任。乔治城大学传播学教授Michael Koliska的研究表明，在建立信任方面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在他的博士论文（2015年）中，Koliska与同事KalyaniChadha进行了多次实验，向受访者提供六个版本的文章（信息完整程度不同），从没有署名到有署名、作者简介、消息来源和撰写过程。
但是，额外的信息并没有增加读者的信赖感。实际上，Koliska表示，读者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信息。 他先是在文中附上记者的照片，然后，向受访者展示一系列照片时，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参与者选出正确的照片。“这类人们根本不在乎的东西其实有很多，透明度信息对于这篇报道来说太过边缘了。”
在2016年《媒介伦理杂志》上的另一篇论文中，Koliska和Chadha提出，记者应该将透明度相关信息融入整篇文章，在文中给出关于报道的过程、背景、消息来源等等，将它们纳入其中，而不是另附超链接或者是作者简介，也不是给网页打上透明度标签，或者单独发布该文章撰写过程的系列文章。
当然，Koliska也不是反对透明度指标，并不完全否定透明度指标的意义。人们对“假新闻”和虚假信息的意识不断增强，他们可能会寻求更多关于透明度的信息。“他们会慢慢意识到，自己没有得到想要的高质量产品，并且更渴望更好的东西。”
Trust Project的研究表明，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媒体参与中心合作，Trust Project资助了一项研究，其中，约1200名参与者阅读了不同主题的线上文章，有一些涵括信任指标，如作者简介，链接，“背后的故事”的系列文章，以及该媒体是否属于Trust Project的标志。
一部分参与者认为这些指标会增加他们对出版物的信任度，63%的参与者认可带有Trust Project标志的文章，59％信任附有“背后的故事”系列文章的报道，53%则偏向于列示更正和道德政策的文章。
此外，读者更倾向于用“有信誉的”，“可靠的”和“可信的”等形容词来指代涵盖信任指标的文章。研究报告的作者指出：“大背景是，各家新闻媒体用尽各种方法以期打赢这场信任战役，研究的结果给我们以胜利的希望。结果表明信任指标确实影响了人们对新闻的看法。”
而且，就目前的实践而言，ProPublica和《多伦多星报》都收到了透明度赠送的礼物，有效地改善了媒体在人们心中的形象，进一步激励媒体机构给予透明度更多的关心。随着更多的媒体追逐“透明度热”，也许更受读者信任的新闻业将获得新生。
但对于那些习惯自己决定采用或不采用哪些材料的记者来说，公开所有的原始资料以供群众审查可能是令人不安的。民主基金组织的斯登斯赞同这一点，“有时这让记者觉得不舒服，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自己成为了故事中的一部分，而不是隐形的。”
记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雕琢自己的报道，以使文章公正平衡，长期以来扮演“翻译”的角色，这样的曝光可能会伤透他们的脑筋。斯登斯说，“这些恐惧绝对是合理合法的，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完全同意并尊重这一点。对我来说，问题不是我们应该或不应该做，而是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做。
“媒体主动拥抱透明度，并不意味着记者必须公开每个故事的采访纪要和笔记。”透明度倡导者澄清，媒体应该具备战略眼光，审慎选择一些比较重要的或有争议的文章作为公开的起点，比如一些调查报道、披露民众极为关心的问题的企业新闻等。斯登斯说，“这可能有一定风险，但它也会让你无懈可击。”
DeRienzo（现任“本地独立在线新闻集团”（LION Publishers）执行董事）说：“除非你坦率地说出来，否则人们不会觉得你是开放的。更多的背景资料，能确保新闻更为准确。”对于考虑提高透明度的媒体来说，这个决定需要周密的思虑和规划。
维基媒体的克莱默认为：“这项工作非常耗费精力。”她建议，首先，媒体需要考虑他们希望变得更加透明的原因，是获取更深入的资源，还是提高读者的信任度，抑或是激发更多关于当地问题的互动。然后，媒体可以选择能达成这些目标的透明度要素。不过，她表示，推动透明度的力量必须来自高层，并与员工的绩效目标挂钩，这样，他们才有动力做额外的工作。她说：“管理层必须要予以支持，并为之设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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