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期，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性蔓延加剧，美军认为围绕新型冠状病毒的全面信息宣传战正在展开。为此，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官员和专家评估了美国防部应对信息舆论宣传能力和准备情况，提出信息领域多种作战功能融合是美军必须面对现实挑战。现将有关内容编译如下：
外媒报道，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USSOCOM）网络规划部主任马修·科夫林（Matthew Coughlin）上校和保罗·利伯（Paul Lieber）博士认为，在过去二十年来，美国防部对于将如何应对与信息相关的攻击仍然处在定义概念和确立条令阶段，现在美国需要确认一种新的应对方法。如果国防部不改变其当前信息领域作战模式，将在该领域落后于竞争对手和极端主义团体，因为对方在国家信息战略方面采用了更加系统的方法。
一、美国防部与其他机构间在信息影响行动上缺乏协同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国防部因应最紧迫的问题和挑战，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来定义信息领域作战。随着非动能影响（non-kinetic shaping）变得至关重要，信息领域作战催生出了信息战概念。其中，电子战将基础设施作为最关键要素，尤其是关于敌方国内领导层的通信；心理作战体现出对手的公开表态能够影响其是否会开展进攻性行动；在网络域，由于数字空间被视为一个技术集合体，一旦引入“影响力作战”一词，网络域会变得更加复杂难测。作为国防部信息能力整体的一部分，电子战、心理战、网络域影响应该相互补充和/或交叉，而现在这方面很少被关注涉及。
最成问题的是，上述所有作战都由特定的主管部门和组织牵头，并且这些组织希望在类似空间和类似受众中展开作战行动。在线下调查和履职调查时，国会和这些相同组织就计划和活动所需信息的问题进行现场解答/回答。从中发现，国防部及其他机构之间都清楚，各部门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类似的协同需求。因此，制定适当的国防部战略性信息传送策略，同时打造精心的影响力系统，还是一场艰难的战役。
二、美国防部条令限制了信息影响行动的认知和发展
一旦条令编纂对某个特定的术语和程序做出解释，这就成了一个长期问题。尽管国防部条令规定了细分信息的定义和权限，但还是会有许多（偶尔和无意间发生）的冲突。作为细分信息，它阻碍了在评估方法方面达成共识。并且，条令还规定了针对各个组织及其功能的培训标准。当每个组织遵循不同的指导方针，国防部如何培养和装备一支国家信息中心力量就成为难题。此外，那些接受先前理念和条令训练的人，会发现自己与当前的观点矛盾。
典型的例子是，美国陆军21世纪初成立了一支心理作战部队，并以此支持心理作战理论。该部队从属于信息作战，这是基于人们认为有必要扩展/整合当时有限的心理作战，这种心理作战能够与其他信息平台传递消息。
陆军信息作战专业人员过去和现在都在接受培训，以整合以陆军为中心的信息作战的“传统”五大支柱(电子战、军事欺骗、作战安全、心理战和计算机网络作战)。尽管如此，在这个细分领域之外的大多数人仍将陆军信息作战视为一种信息传递和影响力，而非整合功能。其次，从逻辑上说，陆军信息专业人员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全才型专家，擅长所有类型信息作战。本质上，综合培训的方法可以培养出一个非常好的参谋人员，但这样的参谋能够做的主要是按照条令附件的规定（即战术级作战命令和/或作战概念）运用支柱性信息作战，其结果是，他们可能无法预测信息环境中的实际行为变化。
从内部和整体领域看，即使是更专注的军队心理战专业人员也受到教条和辅助教育的限制。他们学习了围绕主题的基本领域原则及相关说法，但是教学未强调人的维度、认知/文化推理、影响力衡量。许多心理作战批评都可以追溯到这种分歧。当前和未来的影响力战斗需要真正掌握社会科学理论及其应用以解释发现，使方法论研究能力与调查相结合，聚焦小组计划，以及如何创建基于结构化数据的评估方法，可以彼此交流。那些用于解决当前和未来战斗需求的规范工具不是万能的，编制规范的官员们并没有受过特殊的培训，他们不了解上面所提到的各种作战的区别。
此外，国防部公共事务条令(跨军种)限制了官员认识，将影响力视为只是信息渗透，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大众媒体规范。虽然这些人在这方面非常有效，但这种观点无意中并没有考虑到它直接触及到的广大受众。
三、美国防部在信息影响行动上没有明确的战略推进路线
上述问题在过去的战略性信息传递路线图斗争中变得十分突出。国防部如何才能以一种战略性方式成功地进行信息传递？当前通过以下途径：一是公共事务；二是信息和心理作战；三是关键领导人交战（由国防部高级领导人和国务院外交人员执行）。这三种途径没有一个真正对彼此负责，没有一个会下令制定战略以取得综合效应，也没有一个会超越单个条令和授权的视野进行综合考虑。
2005年，美国中央司令部尝试解决该问题，并设立了一个联合战略传播局。与之相呼应的是，其目的与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共事务融为一体，而这两种功能有时在角色上混淆了。信息作战部门最终采取了一条单独的道路，现在与其他国防部作战司令部的信息功能进行了分组，以期出现一种统一的方法。然而，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更大的国防部信息和影响形势应该是什么样。
作为信息领域的新手，美国网络司令部面临自身的身份危机。什么是网络或网络空间？是技术、虚拟、电磁和/或影响力吗？当计算机网络作战与信息作战共同加入时，人们试图寻找答案……但是这带来了更多的问题。解释一下，曾经创建的网络战小组的作战概念嵌套在“军事影响力支持”和“网络作战”之下，同时与特别技术行动、电子战和军事欺骗平台有交集。目前存在许多能力，但在确定融合互补时也是最大的障碍。可以说，2020年，美国网络司令部可能认为自己是国防部影响活动的指导者，但该组织之外的一些人认为重点应放在技术方面(如网络和传感器)。
四、美国防部需要通过科学评估解决信息集成问题
如上所述，本文的目的不是批评，而是要针对国防部难以集成信息战的问题提供建议。更重要的是，提出一种更接近竞争和作战对手系统的解决方案。
默认的下一步措施是要跨国防部集成信息功能，这最终是更广泛的美国政府信息系统计划的一部分。后者是全球接触中心执行任务的成果。但是，除非其目标超越了收集和指导形成信息战能力系统的目标，否则该倡议可能不会达到目标。现有的条令和条例不需要重写，而是重新赋予特定实体职责，以使其能够在当前和各自的领域中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此外，全球接触中心也没有理由不应该这样做，这不是所有权的问题，而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国防部最大的障碍和机遇可能在于评估。国防部必须刻意朝着全系统、基于科学的信息方法评估实践迈进。评估理念推动专业人员的教育工作。美国国防部正在开展一项重点突出的重要计划，一个评估小组专门通过统一数据和社会科学最佳实践来解决信息战问题。
最后，本文必须探讨一下国防部的领导层。20年来，他们一直在接收与信息有关的情况汇报，其作用仅限于选择可用的行动方案。这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前述的、不兼容的信息机构、条令。领导的角色是选择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不是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的竞争对手抓住了这种领导到行动的隔阂，精心实施其战术和战略。作为一个整体，美国必须齐心协力地克服困难。
本文作者：
马修·科夫林（Matthew Coughlin）上校，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USSOCOM）网络规划部主任。
保罗·利伯（Paul Lieber）博士，首席科学家，为多个国防部机构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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