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战争”是一种状态，且这种状态由来已久。以往“混合战争”主要局限在战争发生时通过综合采取多种手段打赢战争，而现在的“混合战争”，其内涵和外延正在扩大，除战时外，还包括平时综合采用一切力量来实现政治目的的“隐形”战。
一、“混合战争”的概念和特征
所谓“混合战争”，重点在于融合与模糊。所谓融合，或者是指对手在同一个战场空间使用了从高到低各种技术手段和从常规到非常规、包括恐怖袭击、网络战、舆论战、心理战等多种战术方法；或者强调综合运用一国政治、经济、军事、技术、传媒、情报等领域的优势，对对手施加全方位的压力，以不战或小战达成国家的政治目的。所谓模糊，是指战与非战状态、敌对与非敌对关系的不确定性。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局部战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第四代战争”、“复合战争”、“新型战争”、“非三位一体战争”等理论层出不穷，包括中国学者提出的“超限战”等理论，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混合战争”的基本特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一是国家、非国家行为体甚至个人等战争主体的混合；二是常规作战、非常规作战、恐怖袭击和犯罪骚乱等战争样式的混合；三是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信息等战争领域的混合；四是作战、维稳、安全、重建等军事行动的混合；五是击败敌军和争取民众等多种战争目标的混合。从近期几场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看，“混合战争”特征日益明显，引起美西方和俄罗斯军事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二、“混合战争”理论的演变
“混合战争”的出现并不是西方战略专家发明的专利，而是国际安全形势和战争形态演变的必然结果。早在2005年，美国海军中将詹姆斯·马蒂斯和军事学者弗兰克·霍夫曼就在美国《海军杂志》上撰文，提出“混合战争”的理论。2007年，美国军事专家霍夫曼撰写的《21世纪冲突：混合战争的兴起》一书，对“混合战争”进行了系统探讨。基于对全球化和技术扩散等因素的分析，他认为现代战争的形态正在从传统的较为明晰的“大规模战争”或“小规模的非正规战争”向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为融合的形态发展。混合战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是由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将完成的。2013年，格拉西莫夫在《科学在预测中的价值》一文中指出并督促俄罗斯使用一种军事、科技、媒体、政治和情报策略多管齐下的“混合战争”战术，以最少的成本动摇敌人的根基。混合战争理论适用于弱势一方对优势一方的不对称作战。在战略上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方，如果对这种“混合威胁”认识不足或准备不够，很容易陷入被动。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被奉为混合战争的经典运用。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为了实现收回克里米亚半岛的目标，采取多种威慑与战略欺骗措施，同时快速前出部署特种作战部队，利用各种信息手段展开大规模的心理战和舆论战，赢得先机之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除了挥舞制裁大棒之外显得束手无策。
三、“混合战争”登场源于安全威胁的复杂性和信息技术发展
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是战争形态转变的直接推手。与冷战时期大国竞争与对抗主导世界安全形势走向不同，21世纪的国际安全环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度复杂性，由此对战争形态带来直接影响。
一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利益的高度相关性使隐形信息战比重大增。全球化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体现了国家之间荣损与共无法切割的关系。当今世界，不仅没有任何一国能够脱离全球化进程而获得发展，而且也无法通过损害他国实现自身的繁荣。在这一背景下，国家之间已难以用传统的大规模战争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矛盾与冲突。与之相适应，其他破坏力和附带毁伤较小的方式，如贸易战、政治施压、经济制裁、网络攻击、舆论与心理战等更受青睐。
二是信息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运用突出了科技强国的优势地位。运用其他手段施压可以达成比军事强制更有效、成本更低的结果。以美国为例，其在对外关系中频频使用金融制裁、技术封锁、贸易禁运、网络攻击、社交媒体操纵等手段，不仅给相关国家带来巨大困难，还成功颠覆了一些国家的现政权。
三是技术扩散和获取门槛的降低以及互联网的开放性、隐匿性导致国家对各种资源的垄断能力大幅降低，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和他国渗透变得更加容易。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的能力都在同步增长。非国家行为体有机会掌握了从前只有国家才有的高端技术和武器装备，并学会利用网络进行渗透宣传，策划各种活动，而国家之间的干涉和颠覆也可以绕过各种有形障碍以更隐蔽更有效的方式达成。
四是以法律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趋势更加明显，强调自身行为合法性成为各国的普遍做法。当今时代，发动战争的门槛越来越高，利益诉求的正当性不能成为战争正义性的理由，国际社会已形成一种氛围，即不问是非曲直，只关注程序的合法性与正义性。这就使战争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受到严格限制，无论其诉求本身是否合法，各国都会强调自己的合法性，舆论战、法律战的地位大大提升。
四、美俄对“混合战争”的认识存在明显差异
目前，对“混合战”研究得比较深入的是美俄两国。由于面临的安全威胁、综合国力、国家利益、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不同，美俄对混合战争的界定和理解存在明显差异，也反映了混合战争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微妙性。
美国对混合战争的认识来源于其战争实践，主要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这两场战争中，美军在常规战场上进展顺利，但是在战后稳定、政权建设、民事支持等方面频频遭遇挫折，显示了美军在应对这些挑战上的无能为力。尤其是随后崛起的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攻城掠地，占据了大量油田和基础设施，他们不仅使用恐怖组织通常使用的手段，还掌握了只有国家才有的重武器，并娴熟地运用互联网为自己扩大影响、实施心理战，使美军和伊拉克政府军难以招架。上述战争极大地冲击了美军的战争观。美军意识到，一种融合了先进技术与低端武器、正规战与游击战、恐怖袭击与犯罪活动及网络宣传与心理进攻为一体的新的战争形态——混合战争正在成为美军在21世纪面临的重大挑战。基于自身的战争实践，美军对混合战争的界定重点在于对手挑战的多元性与融合性，强调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同时运用高端与低端技术、正规与非正规作战对美军构成的威胁。因此，在美军的描述中，混合战争主要是一种弱者对强者的挑战，采用了混合战争形态的弱者，其作战方式既具有非常规战的灵活性、长期性和狂热性，又具有常规战的致命性。
俄罗斯对混合战争的认识则来源于美国在前苏联国家推行的“颜色革命”和2011年以后发生在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在这些安例中，美国和西方国家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媒体、网络、军事、情报等手段，煽动社会不满，利用代理人进行政治颠覆，没有触及或只少量运用常规军事行动，最终实现政权更迭，达成国家政治目的。俄认为，混合战争是在不事先歼灭对方武装力量的情况下直接摧毁现行制度，利用提前在敌境内建立的己方“军队”，即“第五纵队”，控制敌政权，正规军在混合战争中只起辅助性作用。在俄军看来，美国发动的“颜色革命”就是混合战争，混合战争是美国军事战略的轴心，是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有效手段。因此，在俄罗斯的语境之下，混合战争更多是强者对弱者使用的战争形态，属于不战或小战而屈人之兵的性质。
目前，俄罗斯正不断丰富和完善“混合战争”理念，从体制机制层面推动俄军实力整体跃升。俄军认为，“混合战争”作为当代战争的主要形态，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信息等领域动用所有传统、非传统手段，达成战争和政治目标的行动，其中信息心理战是重要组成部分。为此，2018年俄军设立军事政治管理总局，通过重建军队政治文化、强化信息传播职能两个手段，提升俄军信息战、舆论战、法律战、心理战等能力。
五、对我经验启示
实践证明，虽然混合战争理论出自美国，美也高度重视对“混合战争”的研究，但纵观近几场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美国似乎并未做好打赢混合战争的准备。相反，俄罗斯通过对自身威胁的清醒认识，迫切而积极地借鉴探索混合战争理论，逐步形成以“格拉西莫夫战术”为代表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完善，创造了该理论最经典的运用。在应对乌克兰危机中，俄采用综合应对措施，高效调动国家战略资源，以达到其地缘战略目标，给美国等西方大国制造了系列难题。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一些传统的作战规则。在“混合战争”中，处于优势的一方有时弱点比劣势一方暴露得更充分、更明显。劣势一方通过采取非对称作战行动，可能把自身的能量成倍放大。
当前，我周边安全环境问题复杂，挑战多元，内外安全矛盾相互交织，陆海方向威胁同时存在，历史与现实矛盾叠加。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不同领域的安全问题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要实现国家总体安全目标，须密切关注国际和周边安全形势的变化，关注研究现代战争的发展演变，通过提高国家安全决策效率，深化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完善军队力量结构，加大投入发展战略情报侦察监视和精确打击能力，特别重视技术对战争形态演变带来的深刻影响，提高战略情报对抗能力和开展舆论战的能力，以便更有效应对“混合战”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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