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安全和情报服务部门之间的业务经常存在重叠而且彼此竞争，而克里姆林宫正是借此构建多种情报来源、鼓励采取冒险行动并让它们彼此相互密切监督。

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这种让情报机构之间角逐以防出现夺权情况巩固着自己的权力，但同时这种机构冗余的情况也造成了俄罗斯经济所无法承担的低效率。

苏联曾经主要依靠两个情报服务机构：国家安全局 （克格勃，KGB） 和总参谋部下属的主要情报总监（格鲁乌，GRU）。克格勃主要负责外国政治和经济情报、秘密行动（积极措施）以及国内安全事务，而格鲁乌主要负责军事情报事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将克格勃基本分拆为三个服务部门：联邦安全局 (FSB)、对外情报局 (SVR) 和联邦保护局 (FSO)；而格鲁乌的力量被大幅削弱。

  • 最具影响力的情报机构仍然是克格勃，它负责一切事务：从国内安全到外部活动如对外情报收集、网络行动、犯罪培训等外部活动以及信息行动、甚至是暗杀等积极措施。例如，2006年11月俄罗斯叛逃者和前 FSB 官员 Alexander Litvinenko 在伦敦遭暗杀，英国公众调查于2016年1月得出结论称这起行动是克格勃所为，而且很可能获得普京的直接批准。作为前克格勃官员和后来的 FSB 总监，普京基本上将克格勃视作他在国内外最受信任的部门。
  • 其它专注于俄罗斯国内安全服务的机构包括 FSO 和内政部 (MVD)。FSO 类似于美国的特勤局，主要负责保护政府政要和设施以及监控其它俄罗斯情报部门的不当行为。MVD 类似于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侧重于打击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和反恐怖主义的执法。普京在2016年4月宣布组建一个新的国民警卫队，这可能是用于打击异己人士的禁卫军，不过最终可能会损耗其它执法机构。
  • 对外情报收集和行动事务理论上来讲属于 SVR 和格鲁乌的工作范畴，后两者同时负责开展网络间谍活动和维护在全球各外交部大使馆内“合法”掩盖下的人力情报官员网络（例如军事或文化专员）以及伪装成学生、商人、记者和其它职业的秘密警察或“非法移民”。2010年6月，FBI 逮捕了在美国活动的由10名 SVR“非法移民”组成的间谍组织。一个月之后，这些 SVR 官员交换了多名俄罗斯囚犯，其中包括被指受雇于英国情报部门的前格鲁乌官员 Sergei Skripal。2018年3月，Sergei Skripal 及其女儿遭投毒，据悉他们被注入由俄罗斯研发的神经毒剂。
  • SVR 主要致力于在外国发展长期的深度隐藏的侦探网络，而格鲁乌激进的冒险文化为战术情报收集和行动奠定了基础。格鲁乌的文化包括网络间谍和攻击、战场侦察和使用 Spetsnaz 或特种部队开展地下活动。格鲁乌的能力已经通过开展一系列行动得到锤炼：在不稳定地区行动以及培养代理人如犯罪军火商如 Victor Bout、黑手党老板、民兵以及在车臣、格鲁吉亚、乌克兰和世界其它地方培养的雇佣兵。

俄罗斯情报服务的组织结构或许和西方国家类似，即多个服务机构分担责任，但主流文化和对这些情报服务机构的专制控制导致这些部门为争取普京和其最亲密盟友在克里姆林宫安全委员会和总统府内的声望和恩宠而起内讧。再加上俄罗斯特有的腐败，导致情报圈为证实普京的世界观而存在而非指出冷酷的事实和可能不受欢迎的真相，而且优先考虑能够交换内部商业机会的短期结果。

  • 腐败现象在俄罗斯政府内部仍然普遍存在，而情报机构获得的额外保密和控制导致它们更易受影响。俄罗斯情报官员实际上通常和犯罪黑社会成员接触、通常会在俄罗斯境内外融合金钱、犯罪和政治权力。作为国家的工具，刑事代理提供了全球影响力、积极措施中的看似合理可否认性和官方渠道外的专业知识和资源。
  • 例如，2017年3月，美国司法部披露的起诉书显示，两名 FSB 官员伙同三名犯罪分子攻陷雅虎，获得访问超过5亿账户的权限。爱沙尼亚的内部安全服务部门 KAPO 持续观测到 FSB 特工受雇于俄罗斯境内的犯罪走私集团，而他们所犯的罪行成为合作的杠杆。
  • 尽管格鲁乌具有军事背景但却转向了政治情报和行动，说明它与 FSB 和 SVR 之间的业务存在重叠之处。例如，格鲁乌和 FSB在2016年春同时渗透到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网络中，不过正是格鲁乌将被盗邮件“武器化”为 Guccifer 2.0 和 DCLeaks，成为克里姆林宫政治影响力运作的一部分。格鲁乌和 SVR/FSB 之间的重叠之处从2014年发生的事件也可看出。2014年，一名格鲁乌官员因主动提供找到时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个人生活的淫秽材料作为妥协材料而被赶出法国，这种勒索手段在俄罗斯情报部门中间普遍存在。
  • 布拉格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Mark Galeotti在2016年5月为欧洲委员会外交关系撰写的报告中指出，“这种竞争可成为一种优势，它意味着情报部门通常具备侵略性、想象力和创业精神，它也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计划冗余。从理论上来讲，这种情况应该能提供多种独立的观点。不过它也具有严重的劣势。要求快速出结果的导向往往迫使情报部门追求易于实现的目标。更重要的是，需要取悦克里姆林宫的现状和信息已收集以及分析进程的完整性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如果情报要具有真正的价值，这一点至关重要。”在2017年4月总统选举前夕，盗取现任总统马克龙竞选活动中看似平常的邮件一事也说明了这一点。

前美国中情局高级情报服务成员 John Sipher 指出，“俄罗斯人在情报和秘密行动方面是专家，然而他们从未发展出相应的分析和理解情报的能力。他们太愿意相信阴谋论，而且承受着报告领导层想要听到的而非真实情况的压力。普京强大的信念、对西方的愤恨、腐败以及伤害威胁他的人员的权力表明，这些情报服务机构很可能无法提供无偏见的信息，而是提供先入为主的观点。”

尽管北约最初被认为是对抗苏联军事侵略威胁的集体防御组织，但俄罗斯向“混合战争”的转变说明紧靠传统的军事手段不足以对抗俄罗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北约成员国之间在对抗俄罗斯积极措施方面分担责任。这些积极措施包括信息行动和网络入侵，后者包括针对犯罪代理人及其资金流支持的活动。

美国和其它北约成员国也可暗中在俄罗斯情报周期中插入错误信息、阴谋和疑点，淡化情报部门想取悦普京的欲望。就像俄罗斯试图加剧西方社会的分化一样，北约也可寻求扩大俄罗斯情报服务部门之间的差距，导致它们祸起萧墙并榨干他们有限的资源。

2016年9月，俄罗斯媒体报道称，克里姆林宫计划重组安全和情报服务机构。概述的计划包括通过将 FSO 和 SVR 归到 FSB 领导层的方式，创建类似于克格勃的被称为“国家安全部 (MGB)”的巨型机构。然而，重组方面的进程几乎没有任何公开消息。

俄罗斯对情报机构的整合似乎始于2003年，当时类似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俄罗斯前情报机构联邦政府通信和信息局 (FAGCI) 被解散。FAGCI 的作用被融入到 FSB、SVR 和 格鲁乌中。虽然继续开展这样的整合行动肯定会消除当前系统中出现的一些低效率情况，但普京已积极地否认了 FSB 实施建立帝国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让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人员足够弱，可通过内部竞争予以控制，同时也能保持获得多种独立情报来源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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