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波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面临失业率激增、经济增速下降甚至陷入衰退的风险，为当今百年变局增添了更多变数和挑战。在此环境下，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的演进。我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机遇和挑战并存。

国际形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首先，世界经济面临下行风险，中国或成为唯一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24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经济在2020年将萎缩4.9%，比4月的预测下调了1.9%，其中美国经济将萎缩8%，欧元区经济将萎缩10.2%，日本经济将萎缩5.8%，而中国将增长1.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仍然非常显著，国际贸易额下降、失业率上升、贫困人口增加等因素都会加剧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但目前来看，中国因对疫情进行了有效控制，可能成为2020年全球经济图景中的亮点。

其次，全球化逆行加速，供应链可能出现重大调整

在疫情暴发之前，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就开始推动逆全球化，而此次公共卫生危机中所凸显的供应链安全的脆弱性更是加剧了这种趋势。

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又细又长的供应链，虽然在经济上、市场上的效率是最好的，但在安全上是非常脆弱的。在某些涉及关键民生以及科技竞争核心要素的产品上，基于国家安全和供应链安全的考虑，一些国家会不遗余力地推动供应链布局的多元化，从而可能形成一种产业链的重大调整。

再次，疫情冲击部分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大国竞争加剧

受疫情影响，旅游、航空、餐饮等众多服务业遭受严重冲击，世界多国失业率上升，并且直接影响到部分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当经济下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一个国家的社会往往会更加排外，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助长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从而导致大国竞争加剧，国际合作达成的难度明显增加。

网络空间国际秩序将更加不稳定

网络空间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大国博弈的重要场域。疫情过后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加剧的大国竞争，将对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的形成带来更大的变数和挑战，加速原有的演进格局和趋势。

网络空间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对抗加剧，多边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被削弱

大国间的竞争聚焦于科技、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以及网络安全能力建设等方面，竞争的手段将会是科技、人员、资本、贸易等多种要素的捆绑和融合。由于竞争性上升，国家间合作的意愿就会大大降低，从而限制多边合作机制作用的发挥。

在国际社会，没有超国家的一个“中央政府”来掌控所有的事务，决定多边国际合作机制是否起作用的仍然是主权国家。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多边合作机制的式微会助推一些周边国家或“志同道合”国家在小范围内进行合作。

网络空间安全形势恶化，军事化和武器化进程加快

此次疫情带来了新一轮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浪潮，但依赖信息化和数字化的程度越高，其网络安全的脆弱性也会越高。国际刑警组织警告称，网络犯罪正在通过勒索软件威胁医疗卫生关键设施；钓鱼软件、恶意网站和恶意软件增长率急剧上升；数据泄漏事件更是频频发生。疫情期间严峻的网络犯罪态势，凸显了当前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严重赤字。

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网络空间的军事化和武器化将会改变未来的战争形式。今年，兰德公司发布《2030年的战争》，建议美国就未来十年的战争做准备，其中就包括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军事领域以及提升信息战能力。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被运用到军事领域，自主性武器的使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战争的格局，这急需新的规则来规范各国的行为。此外，网络空间还面临着被武器化的安全风险，即国家把网络技术作为一种武器来达到它的政治目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社交媒体的武器化。

网络空间碎片化和无序态势将会进一步加剧

疫情过后，数字经济和社会建设将会在世界范围内迎来一轮新的发展机遇；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办公的需求大量增加，更广泛的互联网接入以及数字技术的应用将得到深入挖掘；网络空间的内涵和外延将会在更广泛的领域进一步拓展，相关的治理需求也将会在主体、机制和议题层面呈现出更加异质化的趋势。

网络空间的碎片化加大了规则制定的广度，大国合作意愿的下降增大了网络空间规则制定的难度，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的形成还需更长的时间。没有规则就意味着没有约束，可能导致强者横行。无序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网络空间国际秩序形成的难度。

我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机遇与挑战并存

疫情之后世界将迎来新一轮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浪潮，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中国的网信企业也可以通过“走出去”在世界市场上参与竞争，积累经验，寻求发展，为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

机遇的另一面是挑战。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面临的困难加大，我们应做好充分的准备。

美国将会联合其盟友加大对我国的遏制和围堵

今年5月，美国白宫出台《美国对华战略方针》称，美国将加强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其两大战略目标包括两方面：一是提高与各组织机构、盟友和合作伙伴之间关系的弹性；二是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等三大战场对中方发起挑战。

近两年来，我们已经看到美国正在极力拉拢其传统盟友，在网络空间加大了对中国的遏制和围堵，先后炮制了关于5G的“布拉格提案”和就网络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问题提出的“27国联合声明”。

疫情期间，美国政府更是采取了一系列遏制中国的举措，从限制华为产品的供货商使用美国的软件和技术，到将33家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再到限制一些学者和学生的签证，美国对华遏制手段已经扩展到技术、人员、资本、投资、贸易、金融等众多领域。

近年来欧洲国家政策独立性增强，与美国立场保持一定的距离。例如欧洲国家积极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这为中欧关系的互利互惠发展提供了条件。

外部市场环境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两个平行体系的可能性上升

疫情结束后，我国可能会面临海外市场萎缩、供应链重新布局的外部环境。

针对当前不确定、不稳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5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项主动调整、主动谋划的大战略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

我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也应该更多遵循“国内治理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逻辑，以国内网络空间治理为主体，先把国内的事情做好，在此基础上向国际治理领域延伸，通过分享治理实践和贡献中国力量来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推进网络空间国际交流与合作，统筹协调网络空间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两个场域，形成相互促进的两个循环，为我国实现网络强国的目标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世界形势更加复杂多变，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是加剧了这种不确定和不稳定的态势和前景。但愈是如此，愈可以肯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和开放，坚持多边参与、多方参与，深度参与和积极推进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扩大网络空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我们破开迷局、应对变局的有效路径。

✿本文作者郎平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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