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日，英国“剑桥分析”及其母公司“SCL选举”宣布破产，“剑桥分析”非法盗取Facebook数据事件暂告一段落。但“剑桥分析”的倒闭真的意味着数据滥用的停止吗？Facebook的诚意致歉真能改变社交媒体“精准营销”的商业模式吗？答案未必乐观。

一、“剑桥分析”原班人马再造车，是“关门大吉”还是“变相重生”？

早在“剑桥分析”运营模式开始受媒体关注时，其公司相关负责人就开始积极筹备新公司。

2017年8月，一家名为Emerdata的数据分析公司在英国注册成立，该公司使用与“剑桥分析”同样的注册地址（英国PKF利特尔约翰会计公司伦敦办公室），申报同样的业务内容（数据处理、托管及相关业务），并具备同样的董事会成员，“剑桥分析”母公司SCL集团总裁朱利安·惠特兰（David Wheatland）为该公司最早的董事。2018年1月，“剑桥分析”前行政总裁亚历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以及首席数据官（目前兼“剑桥分析”代理首席执行官）阿莱克斯·泰勒（Alex Tayler）相继加入Emerdata成为董事。2018年3月，特朗普主要赞助人同时也是“剑桥分析”的主要投资人罗伯特·默瑟 (Robert Mercer)的两名女儿丽贝卡·默瑟（Rebekah）和詹妮弗·默瑟（Jennifer Mercer）也入股Emerdata。也就是说，除丑闻曝光后被解雇的尼克斯，在Emerdata现在6名董事中，4名董事都是前“剑桥分析”与SCL集团的成员。

Emerdata公司发展迅速，在2018年3月7日又成立一家名为Firecrest的科技公司作为子公司，对外宣称主要从事“贸易和国内软件开发”，尼克斯曾是其首任董事，仅一天后辞职，由阿莱克斯·泰勒接任。由于Emerdata成立时间刚好是“剑桥分析”盗用Facebook数据受媒体质疑之时，一时间，关于“剑桥分析”借Emerdata进行数据转移的声音再起。前“剑桥分析”员工克里斯多·夫威利（Christopher Wylie）爆料称， “Firecrest和Emerdata公司可以在‘剑桥分析’中断业务后接管他们”，“公司关门不只是为了重塑品牌，甚至有逃避调查之嫌”。

《纽约时报》报道也认为，“剑桥分析”及其母公司SCL集团的班底计划有可能利用Emerdata“借尸还魂”，其中一个考虑方案是出售合并后公司的数据和知识产权资产。英国议会数字文化媒体和运动专责委员会主席柯林斯（Damian Collins）甚至将“剑桥分析”比作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虽斩断一颗头，但又立刻生出两颗头来，他认为“剑桥分析”只是换个名字重操旧业。对此，英国信息委员会办公室（ICO）发言人强调，对“剑桥分析”的调查不会因为该公司倒闭而结案，当局会继续追查涉案人士及公司原董事。英国反对党工党议员、影子司法大臣史蒂文斯（Jo Stevens）呼吁ICO当务之急是要在“剑桥分析”解散之前查获其设备与数据库。

二、Facebook危机过后决意向前，是“知错能改”还是“积重难返”？

不得不说，Facebook在此次数据泄露事件中表现出了高超的公关水平，先是高调表明致歉的态度，再相继公布系列整改措施，其中扎克伯格在国会听证会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成功将舆论批评焦点转移至“剑桥分析”。在5月1日的Facebook F8 全球开发者大会上，扎克伯格以“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年啊！我都不敢相信才过去了四个月”的感叹作为开场白，更被看作是为此场危机画上句号。扎克伯格在F8会上详细介绍了 Facebook 为了解决选举、假新闻和隐私泄露问题而采取的诸多举措，并宣布全面重启开发者应用程序申请审查。另据路透社和益普索(Ipsos)最新在线民意调查显示，Facebook的用户忠诚度依然很高，约四分之三的美国社交网络用户在“剑桥分析”曝光后并未减少使用Facebook的次数。

在业界普遍认为Facebook已走出危机之际，英国《卫报》5月6日又曝光了“剑桥分析”公司邮件，显示Facebook没能督促“剑桥分析”删除平台上的用户数据，导致该机构在美国大选期间保留了基于数百万用户数据的大选结果预测模型，这与扎克伯格在美国国会作证的证词有所出入，也引发了舆论对于扎克伯格证词是否准确的担忧。此外，虽然扎克伯格表示将严格限制开发者们获取Facebook用户数据，但他至今未回答（亦或是不清楚）还有多少开发人员正在使用和向第三方销售数据，以及第三方使用数据的目的，同时审计流程及其运作方式不透明也饱受诟病。

三、个人数据保护路阻且长，“剑桥分析”模式是结束还是开始？

行业观察者普遍认为，“剑桥分析”倒闭了，但“剑桥分析”背后所反映的深层次问题却并未消失，即基于“精准营销”的商业模式与个人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是互联网企业“精准营销”的商业模式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互联网产业的商业模式都不同程度地依赖营销，社交媒体更甚。在数据已成为金矿的背景下，基于追踪用户数据利用算法进行“精准营销”的商业模式已成为社交媒体的标配。这就可以解释即使在以致歉为目的的国会听证会上，扎克伯格仍极力为社交媒体“精准营销”的商业模式辩护。美国《连线》杂志统计，扎克伯格曾经有14年的“道歉史”，均是出于隐私问题。当然，在趋利的商业模式本质下，这个数字绝不会就此打住。

另一方面是“剑桥分析”模式的易复制性。“剑桥分析”采用的是一种基于心理测验学（一个由数据驱动的心理学分支）的个人信息分析模型，其过程就是将用户行为数据与人口统计学，地理和社会经济数据以及基于心理学态度的数据结合起来，找出可以由广告技术解决的有用信息。在破产声明中，“剑桥分析”也还在否认从事非法收集用户数据的指控，并以“受害者”口吻指责正是媒体的大规模报道致使其丧失所有客户并走向倒闭。不得不说，除去“作恶”的部分，“剑桥分析”成功地探索出一种高效的运营规则，并且极易被复制。就连最早爆料“剑桥分析”的《卫报》记者也坦言，“还有很多像‘剑桥分析’一样的公司潜藏在暗处，伺机而动”，透露出一种“一个‘剑桥分析’倒下了，千千万万个‘剑桥分析’站起来了”的悲叹。也许正如前“剑桥分析”员工克里斯多·夫威利所言，“剑桥分析”的倒闭并不是结束，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它只是刚刚开始。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人类在这场闹剧中正式告别了数据无罪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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