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唐新华
美国对中国科技领域的打压和遏制政策被普遍解读为“科技脱钩”，“中美科技大脱钩”论成为解释当前中美科技战略竞争态势的通用逻辑范式。但是，仔细观察美国不断出台的对华战略规划和措施可以发现，“脱钩”论无法完整解释美国对华科技战略遏制目标，美国计划推动的对华科技政策风险远远大于“科技脱钩”带来的影响。
一、“脱钩”只是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战略的冰山一角
自2018年中美爆发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对华科技创新的战略遏制全面开启。美国以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为借口，利用其国内法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发起调查，滥用其国家安全理由对中国科技企业进行制裁和投资审查，密集出台出口管制政策加紧封堵中美技术合作，通过驱逐、拘捕、拒签等手段切断中美科技人员交流互访等，这一系列对华政策动向被普遍研判为“脱钩”战略，由此，“中美科技大脱钩”论在政策界和学术界产生了普遍影响。
从国家间科技各领域互动而言，即使是“大脱钩”，也无非是带来两国科技交流中断、技术合作停止、科技产业链切割等后果，各国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仍然可以广泛开展。随着美国对华战略遏制方向和框架日渐明晰，可以明显地发现，美国对华科技领域遏制远远超出“脱钩”论的战略目标和逻辑，“脱钩”论与美国不断加码的对华科技遏制战略并不在同一空间维度。美国对华科技进行战略遏制，目标主要有三个层次。
首先，美国要维护其在新科技革命中的霸权地位。美国在上一次科技革命中抓住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奠定了其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和科技霸权。美国已将高科技领域竞争上升至国家安全战略优先事项，通过《美国人工智能倡议》《国家量子计算法案》《国家频谱战略》《5G安全战略》《国家战略性计算计划》《国家机器人计划化2.0》《国防空间战略》《无尽边界法案》《国家先进制造战略计划》《21世纪治愈法案》等一系列国家战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5G、超级计算、航空航天、半导体、先进制造、生命科学与生物医药产业、绿色能源等领域加大投入，争夺各产业技术和价值链制高点，再图世界科技霸权。
其次，美国要全面遏制和打压中国科技创新竞争力。中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逐渐融入全球创新体系，通过自主创新、合作创新等模式，实现了科技领域的追赶，尤其依靠市场优势孕育出很多新的技术和业态，科技创新的价值链和产业链也与全球实现了高度融合，尤其在5G、量子信息、航天科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培育出市场优势。这一发展变化刺激了一些美国政客的神经，他们称“中国取得的科技进步成就主要得益于美国的帮助和技术转让，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2019年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报告》称，与过去的技术现代化相比，中国的科技发展举措对美国利益构成了更大的挑战。因此，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制裁实质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等科技发展计划的遏制与封杀。随着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的实施，通过更严格技术出口限制，出台行政令和法案，加大对ICT领域的审查，加强对数字平台的审查和监管，利用国内法对中国企业发起调查，调整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通过切断人员交流阻碍人才发展，加大中资科技企业投资审查，禁用中国企业应用程序并强行收购，联合盟友推动和主导国际规则和准则等，美国对华科技打压闭环正逐步形成。
再次，美国最终企图达到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美国对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担忧，本质上是对中国和平发展成就的不满，对中国发起科技打压实质是企图遏制中国发展的硬实力，构筑创新围栏，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2020年5月19日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中，美国认为其40年的对华接触战略“失败了”，美国将对华展开长期战略竞争。2020年7月22日，美国国会参议员提出《加强贸易、区域联盟、技术以及关于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举措》法案，其中就包括制裁中国“窃取知识产权”“通过加强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技术合作应对技术竞争”等关键内容。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里希称，该法案将是第一套全面为美国提供2020年后对华战略竞争的方案。2020年4月，美国防部国防创新小组（DIUx）联合发表《为中美超级大国马拉松做准备》报告认为，技术和创新是中美之间的超级大国竞赛核心制胜要素，美国政府高层已形成以“对抗为主线”的对华战略共识，未来或调动更多力量在贸易、人才、技术创新、国际标准制定等方面与中国进行直接对抗。
从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目标的三个层次可以看出，美国一系列对华科技打压措施和步骤不是简单的科技“脱钩”，而是为实现其对华大战略目标的系统性战略设计和科技霸权体系。
二、美国“分层金字塔”结构科技霸权体系
美国正在建构的科技霸权体系并不是要迫使世界形成两大技术生态并存的“平行宇宙”，而是要搭建可严格阻隔技术创新要素流动的“分层金字塔”结构体系，这一结构体系主要由四大支柱组成。
第一，安全规则标准体系。美国对华科技战略打压以5G领域最为突出，为了对中国5G技术产品和公司进行打压和封锁，美国于2019年5月联合北约、欧盟成员国及瑞士、日本、韩国等32个国家，以5G安全规则和供应链的安全为核心推出《布拉格提案》，拉开了美国企图主导全球5G安全规则的行动序幕。2020年3月，总统特朗普签署《美国保护5G安全国家战略》明确强调，美国要评估5G基础设施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并确定其核心安全原则，通过“布拉格5G安全会议”机制参与国际5G安全原则制定。美国的“网络空间日光委员会”提出“分层网络威慑”战略，计划在ICT领域直接派遣外交官参与安全标准制定，力求让美国在高技术标准领域拥有绝对话语权。在人工智能领域，围绕伦理规则主导权的竞争也甚嚣尘上，美国国防部针对未来智能化战争已推出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在基础设施领域，美国计划重点围绕ICT、交通以及电力和能源领域创建“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以主导建立国际规则、标准和治理体系。在太空探测领域，美国航空航天局（公布了月球探索国际合作的“阿尔忒弥斯协定”，该协定要求参与“阿尔忒弥斯”探月计划的国家遵循其一系列原则。科技战略竞争既是创新力的比拼，更是规则话语权的较量，而掌握安全规则标准主导权就容易建立科技霸权“软”约束条件。
第二，政治意识形态划分标尺。美国主导的安全规则标准并非对全世界所有国家一视同仁，而是基于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建立的多重标准，是一把可变长短的“尺子”。2020年5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根据美国国务院要求，发布了《电信网络和服务的安全性和信任标准》，该标准划分了电信设备供应商可信赖性的评估标准，将供应商所在国划分为10个等级，分别是民主选举政府国家、具有独立司法机构国家、具有明显法治指导国家、安全合作伙伴国家、具有明显保护个人数据记录国家、遵守国际人权承诺国家、政府对公司干预和情报合作国家、法律强制特权国家和从事掠夺性贸易政策国家等。政治意识形态的划分，成为美国选择科技产品供应商的主要标准，也为构建分层结构的科技霸权体系做好了铺垫。
第三，分层结构供应链体系。在政治意识形态划分的结构框架下，科技产品供应商将被打上不同的政治标签，被划分为不同“安全信任等级”，这导致原有紧密交织的全球供应链网络被打碎和割裂，形成分层供应链梯级，这些分层供应链因安全规则约束而只能在同一层级网络内流动，层与层流动变得困难，跨越多层流动基本被隔绝。这一战略趋势已非常明显：“分层网络威慑”战略要求，将中国企业封杀在关键IT和通信设备供应链之外；《外国直接产品规定》规定，使用美国芯片制造设备的外国公司，在向华为供应半导体芯片和敏感组件之前必须获得美国许可证；美国还施压台积电赴美建厂。分层结构的供应链或使前沿高科技技术约束在同一层内流动扩散，从而对供应链中的技术流动构成“硬”约束条件。
第四，新技术联盟体系。美国正在主导建立新技术联盟，这一联盟互动已非常活跃。“分层网络威慑”战略计划在IT和通信技术领域形成类似北约的“数字联盟”；布拉格5G安全大会的最终目的也是以5G安全规则和供应链安全为核心，建立数字版的“北约同盟组织”；《美国保护5G安全国家战略》明确强调，美国要与最紧密的合作伙伴和盟友共同领导全球安全可靠的5G通信基础设施开发、部署和管理；美国和欧盟正在探讨“跨大西洋人工智能防御合作”，计划在AI标准制定和应用方面建立深层战略关系，形成对全球AI标准规则的制定，在获取数据规模和数据治理和价值观上领先于中国。特朗普政府推出的“数字互联互通与网络安全伙伴关系”，通过提供2650万美元资金，为印度太平洋合作伙伴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这一新技术联盟正在塑造若干对华支点国家，美日正在联合建立全新的5G网络安全和采购的国家间合作框架；美国太空军与英国测试“天网”卫星系统的兼容性，为美军及其盟国提供卫星通信系统服务；在美国驱使下，英国改变对华为的态度，宣布2027年年底前彻底清除其5G网络中的华为设备。另外，美国还发起七国集团加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等国的“D10俱乐部”，以减少对中国电信技术的依赖。为实现科技霸权体系，美国将通过军事、安全、金融等各种手段不断培植新技术联盟，这一技术联盟正与“印太战略”融合。
综合看，以安全规则标准为依据，以政治意识形态划分为“软”约束条件，以分层结构供应链为“硬”约束条件，美国企图主导构建的“分层金字塔”科技霸权体系，将对全球科技供应链网络、科技交流合作网络、全球科技治理秩序构成巨大冲击，也将严重阻碍全球科技的发展与进步，这些负面作用远远大于“科技脱钩”带来的影响，因为，“科技脱钩”只是美国构建科技霸权进程中一个维度的体现。
（本文刊登于《中国信息安全》杂志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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