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和科技部于2020年8月调整并重新发布了《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特别在限制出口目录的计算机服务业部分增加了对部分人工智能、密码安全、信息防御对抗技术的出口控制。尽管时间节点与TikTok相关交易有关，但目录的“功用”既应超脱于个案之外，又应印现在个案之中。
一、
对于技术出口的管制，其实主要体现出两个方面的诉求，一是管制意愿，二是管制能力。对于管制意愿，从2008年到2020年，版本更新频率非常之低，除了禁止和出口技术本身升级迭代的因素外，也显然考虑到了在国际贸易规则下，以繁荣市场和促进贸易的“全球化”趋势，因此管制意愿并不强烈。然而这一趋势随着中美贸易谈判胶着产生了重大不确定性，2020年新冠疫情加剧了不确定性，并发生了与“全球化”相反的逆转趋势。
当然，再进一步深究，按照《对外贸易法》《密码法》《出口管制法》（草案）《数据安全法》（草案）等规定下的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是非常重要的决定意愿的法律来源。而这些法律中隐含的从物项到技术再到数据的“深化”也提供了监管意愿变迁的有力线索。
二、
对于管制能力，本次增加条目技术体现了我国在相应领域的进展，包括生物药物技术、北斗卫星相关技术、部分基建相关技术和与信息处理相关的计算机技术。
但如何实现网络下的限制技术出口，仍需要将目录落实的过程。如果还是以TikTok举例，则在“人工智能交互界面技术”“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相关限制技术下，至少需要考虑：（1）技术许可审批，按照《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的规定，其中限制类技术出口必须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申请技术出口许可，商务厅与会同部门是否具有相应的技术审查能力，是首要的技术问题；（2）协议安排方面，由于涉案技术可能涉及的技术主体包括境内主体字节跳动、境外主体TikTok，对境内形成的技术、相关技术出境、出境技术衍生的新成果，都需要进行技术和权属（例如涉及算法的专利、软件版权登记等等）辨识和安排，这是需要认真审视的法律问题。在此之上，如商务厅批准的，还需要设计完整的交易文件，包括交易主合同、技术出口（服务）合同等等，考虑限制出口技术对交易估值的影响，以及在所有合同下的各方权益安排。
因此，出口监管涉及的意愿和能力，既是目录调整的动因所在，也构成了对目录实施的效果评价依据。这确是后疫情时代必须直面的对国情国力的重大考验。
文章作者
黄道丽 博士，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 浩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声明：本文来自公安三所网络安全法律研究中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安全内参立场，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如有侵权，请联系 anquanneica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