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黄竞天/编译
自：《小型战争》杂志
【知远导读】本文主要介绍俄罗斯“新一代”战争的内核——基于信息和舆论控制的心理战和舆论战，并通过分析俄罗斯夺取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行动，阐述了心理战和舆论战的组织过程和发展，为美国做好心理战和舆论战等非常规战争准备提供经验并总结教训。
被分析家称为“新一代”战争的俄罗斯非常规战争，从心理战和舆论战领域提升了俄罗斯的实力，令俄罗斯领先于其在地缘政治层面的所有伙伴和对手。在一个公众参与度和国际冲突不断升级的时代，这种人本位维度的战略评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重要。俄军近年对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干预，证明了俄罗斯新一代战略的有效性，揭露了美国在非常规战争中的一些致命弱点，并为美国未来的战略设计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
公众参与的历史根源
理论家们早就认识到，在战争中，人的因素是非常关键的。具体而言，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和中国军事思想家孙子都将民众的支持与战争的道德因素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一场战役的道德风向或合法性取决于支持者的利益和意愿，他们为之战斗，为之投票，为之受苦。因此，领导者既要以自己的人民为目标，也要以敌人的人民为目标，既要以“仁爱、正义和正直”来对待自己的人民，同时也要精神攻击敌方的人民，逐渐耗尽他们体力和精神上的反抗。“人”是克劳塞维茨三位一体理论的第三个要素，在非常规战争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耗尽民众的意志比占领领土或造成身体伤害更能伤害敌人——事实上，这已经造成了夺占或毁伤的最终结果。
那些得到正处于非常规战争中的国家援助的游击战理论家和实践者，同样认识到“人”是一个关键要素。无论是毛泽东指导的革命战争的三个阶段、切·格瓦拉的“游击中心论（foco，又称“格瓦拉主义”）”或是其他案例，无论抵抗的过程和方法是什么，这些游击型领导人都同意，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革命就会夭折。在毛泽东和格瓦拉编撰的游击战手册中，都反复体现了这一经验教训。甚至在革命升级为暴力斗争之前，毛泽东的首要目标就是“说服尽可能多的人投身于这场运动，让它逐渐获得‘群众性’”。格瓦拉也坚信，“人民的绝对合作”对革命的长期胜利至关重要，为达此目的，“必须深入进行群众工作，以说明革命的动机和目的，并宣传‘人民是无法战胜的’这一无可争辩的真理。”由此可见，无论在革命或反革命、传统或非传统、过去或现在的所有战争中，人永远是重中之重。
由于近年来媒体、技术和文化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人的因素在21世纪的非常规冲突中的角色也变得更加关键了。这是一个24小时被新闻报道包围的时代，在智能手机、有线电视和社交媒体的帮助下，人们能以迅疾的速度追踪政府和军队的行动。人们的联系更加紧密，但他们也可能更善变。人们的注意力被接连而来的干扰所淹没：从关于政治争议的传言，到可能会导致体育比赛取消的暴风雨，观众的关注力持续时间很短。更令人担忧的是，大众容易被错误信息所误导。电视台无底线地追求收视率，在黄金时段推出未经验真的“爆炸性新闻”。“专家”分析师在屏幕上发表评论，他们的言论可能会受到情绪或冲动的影响，而这些情绪或冲动便会传递给在家收看节目的观众。
对于参与非常规战争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层来说，这些因素构成了独特的挑战。非常规战争的胜利需要长期部署，从“零”阶段就要开始，远早于武装暴力爆发之前。零阶段接触是有效的，因为他们寻求使用非军事手段来塑造作战环境，从一开始就致力于防止暴力的发生。然而，对于持怀疑态度的公众来说，它们产生的回报并不明显。并且，作为非常规战争的手段之一——软实力工具，如外交、经济援助和宣传，需要领导层耐心坚持，软实力不能产生切实、直接的胜利迹象。且在实际上，公众可能会觉得这种软性接触是非必要的，甚至是一种浪费。
面对缺乏耐心和持怀疑论的公众，战略家们必须通过鼓励耐心来维持公众的支持，因为他们希望使用各种各样的非军事手段来先发制人。换句话说，民众必须“接受”非常规战争。此外，战略家还应该欺骗和操纵其国际对手。俄罗斯的新一代战争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些目标？俄罗斯在否认其敌人具有同样能力时，还能得到本国人民的支持吗？这些问题将有助于评估俄罗斯类似战略的有效性。
俄罗斯的“新一代战争”理论
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俄罗斯的新一代战争崇尚战争的非传统元素。在为拉脱维亚国防学院(National Defense Academy of Latvia)撰写的报告中，詹尼斯·贝尔津斯(Janis Berzins)恰如其分地将俄罗斯的战略描述为心理或舆论战。相比过去的战略侧重于后勤或物质方面，例如分析敌军时，俄罗斯现在专注于心理空间的评估。
俄罗斯的现代战争基于这个观点：新一代战争的主要战场是心理空间，是通过控制信息和舆论来展开心理战，以此体现军队、武器控制、道德、心理压制能力和公民人口的优势。
随后，贝尔津斯为了应对新的战场，为“俄罗斯军力发展2020”的计划制定了10条指导方针，其中包括：影响优于破坏；内部消亡优于外部湮灭；文化重于武器和技术。可以说，非常规战争是一个全面战争的真实战场，其中涵盖了政治、经济、信息、技术和生态手段。这一理论的具体实施分为8个具体阶段，最基本的第一阶段是在冲突尚未开始前就建立一个“有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此阶段目前正在进行中。事实上，战争与和平并不是人为的二元对立，它们都只不过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资源形态下的战争。
由于俄罗斯倾向于采取非军事、非暴力的手段，这场新一代战争不太会演变成全面武装冲突。此外，俄罗斯战略强调欺骗和错误信息的重要性，以掩盖其侵略性的行动，这一政策被称为maskirovka(俄语中的“伪装”)。俄罗斯战略学者列兹尼琴科(V.G.Reznichenko)将maskirovka（伪装）定义为“一套旨在误导敌人的措施，其中包括军队的存在和部署、各种军事设施、其状态、战备和行动，以及指挥单位的各项计划”。俄罗斯的非常规战争中充斥着这类欺骗，让战争状态看上去像是和平状态。
俄罗斯的“新一代战争”实践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巧妙地实施了新一代战争的战略。以入侵克里米亚为例，俄罗斯打着人道主义干预的幌子，悄无声息地实施了这一行动。在当地几乎没有遭到抵抗或流血的情况下，俄罗斯小心翼翼地将半岛拉回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本次行动的成功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衡量：在短短三周内，不费一枪一弹，乌克兰军队的士气被击垮，190个基地全部投降。克里米亚战役没有大规模部署坦克和大炮，而只是部署了不到1万名战斗人员的突击部队——主要是已经驻扎在克里米亚的海军步兵，另外加强几个营的空降部队和特种部队突击队——来对抗1.6万名乌克兰军事人员。此外，行动中所使用的最重的车辆是轮式BTR-80装甲运输车。
俄罗斯遵循其非常规战争理论，默默发动了全面战争。它早在2014年以前就利用各种软手段来塑造作战环境，培养了必要的公众支持来维持这种干预。俄罗斯与乌克兰地方势力合作，并通过地方势力来完成以下几个行动：其一，收买寡头，让他们管理自己的地方民兵；其二，用新的影子政府中的职位来贿赂地方官员；其三，向分裂势力提供情报、大炮、口粮和其他必要的后勤支持；其四，与该地区的乌克兰企业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在工业和能源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最后，它通过俄罗斯拥有和资助的广播和电视网络进行亲俄宣传，这些媒体持续痛斥基辅是西方的傀儡，并强调俄罗斯和乌克兰一衣带水，共享历史和文化遗产。通过这些机制，俄罗斯为乌克兰民众的支持与合作提供了正面激励，同时始终坚决否认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或顿巴斯的存在——这就是真正的maskirovka(伪装)行动。尽管这在国际社会看来存在争议，但当地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当地民众支持俄罗斯人的到来。民众抵抗和暴力的缺失，以及地区影子政府的过渡，都印证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乌克兰公众对战争的兴趣迅速消退，乌克兰军队受困于青年人逃避兵役和逃兵问题。
战略性沟通：鼓舞支持者，愚弄反对者
俄罗斯对媒体和传播的巧妙运用是新一代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确切地说，俄罗斯如何向国际社会和本国人民传达并塑造其行为合法性的方法，比它的所作所为更重要。干预乌克兰的行动正是最好的例子：首先，俄罗斯欺骗了国际社会，规避了传统的威慑机制，并自行定义了自己行动的合法性；其次，俄罗斯获得并维持了国内民众的支持。
首先，俄罗斯与联邦议会(即俄罗斯国民议会)合作，进行广泛的宣传，确立了其行动合法性。克里姆林宫以一种被称为“法律主义”的方法，说服议会发布官方合法授权，允许在乌克兰使用武力的行为。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提出了两个使用武力的合法理由：一是保护居住在顿巴斯和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公民，允许其自卫行动；第二，是来自顿巴斯和克里米亚领导人、被罢黜的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直接发出的干预邀请——俄罗斯始终认为亚努科维奇是2014年乌克兰的合法领导人。
美国和欧洲的批评人士认为，这些理由是不合法的：它们服务于俄罗斯的自身利益，同时践踏了乌克兰的领土主权。然而，在议会的立法支持下，俄罗斯通过宣称支持自卫和主权，颠覆了传统的威慑机制。事实上，《联合国宪章》第51条明确允许自卫。虽然北约条约第5条规定，“对某一成员的武装攻击”等同于对北约的攻击，但当侵略者改变或否认武装攻击时，北约应如何应对？俄罗斯的新一代战争有意模糊了军事行动和非军事行动之间的界限，使得人们更加难以确认“武装袭击”实际上已经发生，特别是当侵略者声称其行动是为了捍卫《联合国宪章》的主要原则之一。实际上，俄罗斯和它的对手都在用同样的词语来使他们的政策合法化:比如“自决”、“自卫”和“主权”。然而，俄罗斯是唯一一个无论在零阶段还是在需要军事力量的后期阶段都采取实际行动来支持其言论的国家。
在迷惑和操纵国际受众的同时，俄罗斯政府也对本国民众采取了同样的做法，用一种一贯的、乐观的说法，来维持群众对长期干预的支持。俄罗斯有许多报纸、杂志和广播电台，但是电视是俄罗斯人获取当下冲突新闻和信息的主要来源，而且电视对公众舆论具有主要影响。电视制片人彼得·波梅兰采夫在他的《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一切皆有可能》一书中这样描述电视的影响：
这个国家覆盖了九个时区，占据了地球1/6的面积。从太平洋延伸到波罗的海，从北极到中亚沙漠，从人们仍用手从木井中取水的近中世纪村庄、穿过工厂密集的城镇、再到新莫斯科被蓝色玻璃和钢铁覆盖的摩天大楼，电视是唯一一个能统一、统治和约束这一国家的力量。
俄罗斯政府直接拥有俄罗斯三大电视台中的两个——第一频道和俄罗斯第一频道。与此同时，国有寡头拥有第三大电视频道NTV，以及主要的报纸和广播电台。政府会严格审查其认为具有攻击性或批判性的言论。它甚至雇佣社交媒体中的“喷子”，不断地在Twitter和VKontakte等热门网站上骚扰调查记者、乌克兰同情者，甚至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等政治对手。这些“喷子工厂”的成员，往往以团队形式进行狂热辩论，迷惑互联网的被动用户。
政府对媒体的影响力为它提供了一个接触民意的直接渠道，让克里姆林宫得以强调新一代战争的胜利及其在乌克兰轻易取得的成果。因此，作为非常规战争关键支柱的民众支持率在俄罗斯居高不下。根据卡内基基金会、乔治敦大学国际事务杂志、英国广播公司、自由之家等机构的研究，俄罗斯观众相信这些国家电视台的客观性，而且这种信任实际上还在增加。事实上，大约88%的人认为，美国和欧洲在一场针对俄罗斯的“舆论战”中操纵媒体，而他们自己的政府只是报道事实。
因此，俄罗斯民众继续支持其政府对乌克兰进行干预的理由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他们倾向于反对与北约(NATO)的冲突升级，或在海外部署更多的俄罗斯军队，但俄罗斯的新一代战争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冲突升级而设计的。事实上，俄罗斯的“小绿人”（俄罗斯伪装成平民的特种兵）已经占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部分地区两年多了，而西方几乎没有证据证明它准备发动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事实上，欧洲对使用非军事威慑手段(如经济制裁)的兴趣正在减弱。
美国得到的经验教训
俄罗斯新一代战争为美国战略学者提供了数条经验。首先，美国应该认识到零阶段行动的重要性，并采取心理、信息和其他非军事措施，先发制人，防止冲突。目前的美国军事理论过于僵化地集中在传统的军事行动上，反倒对这类新一代战争的应对较弱。例如，美国认为，战争准备的第一步，从执行“非常规战争行动”得到许可开始——这就好像非常规战争是一件可以在接到通知后立即启动或停止的事情。其实不然，新一代战争是一种全天候存在的战争，它利用一个国家的全部资源来塑造作战环境。这不是一场可以给定的行动，而是一种渗入式生活方式。美国领导人必须接受这种观点。
第二，美国领导人必须利用媒体来鼓励民众对军事活动的耐心和信任。冲动的、快节奏的电视新闻周期要远远快于军方的行动节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或福克斯新闻(FoxNews)可能会把顿涅茨克的一座机场或某个关键建筑的失守描述为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军方知道，这只是漫长冲突过程中的一步，可能需要多年时间才能解决。不像俄罗斯，政府和军方控制着媒体渠道，进而控制舆论，美国媒体是更独立的，而且也应当保持独立。不过，美国官员应该在这些渠道更有力、更频繁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公开准备采取长期军事行动的态度，并反驳那些要求速成、要求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声音，因为这两者都不是非常规战争的特征。美国领导人还应该设法限制泄密事件的数量，因为泄密会让军方看起来缺乏组织，并进一步分化民意。
最后，除了制定美军自己的非常规战争战略之外，美国还必须用自己的非军事手段来控制和对抗俄罗斯的新一代战争。这些措施包括：在顿巴斯建立新的电视台和电台，以传播亲乌克兰的宣传；引导经济援助，鼓励私营企业，加强乌克兰与西方的联系；减少伤害和疏远当地民众支持的制裁行动；以及积极揭露俄罗斯的缺陷和弊端，从而煽动鼓励俄罗斯内部的焦虑和怀疑。从根本上来说，乌克兰的新一代冲突是损耗性的。通过这些非军事措施来削弱敌人的意志，从长远来看，会有巨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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