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10月1日，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发布《2020年未来风险报告》（Future Risks Report 2020）。报告指出，技术革命、气候变化、流行病和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不稳定性使决策者、企业和个人更难预测即将发生的变化，克服挑战和把握机遇。大流行病和传染病将会是未来五到十年内社会面临的最大新兴风险，气候变化自2015年来首次下滑至第二位，网络安全风险被列为第三大风险，地缘政治不稳定性位居第四。各类风险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为应对风险，需要采取全球性、跨学科和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预防和保护措施。
1、COVID-19重塑新兴风险格局
受访专家称，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大流行病和传染病是社会面临的最重要风险。去年，此类风险位列第八位。今年，将大流行病列为主要新兴风险的专家数量增加了一倍多，从23%增加至56%。公众也将健康风险列为导致脆弱性的首要原因之一，与计算机相关风险并列。
图1 现在大流行病和传染病已经成为新兴风险之首
图2 公众认为最容易受到健康和计算机相关风险的影响
鉴于目前的重点是应对COVID-19，专家们在谈及大流行病和传染病时，最关心的问题自然是新的疾病毒株，而忽略了其他威胁。调查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例如，关注抗生素耐药性和超级细菌的专家比例从去年的29%下降到今年的9%。
（一）政府是否做好应对大流行病的影响？
接受调查的专家认为，与其他新兴风险相比，政府更愿意应对大流行病和传染病，认为政府准备充分的比例从去年的22%上升到33%。
虽然出现了明显的错误示范，但世界各地大多数政府都果断采取行动，以应对COVID-19的影响。例如，在法国，为了避免大规模破产和裁员，政府制定了“临时失业”计划。根据该计划，国家为企业提供补贴，向那些无法工作的人支付工资。截至2020年4月底，近900万工人受益于这一计划。许多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不过，各国政府虽可能已迅速采取行动，减轻COVID-19的直接影响，但各国如何应对可能随之而来的长期挑战，仍有待观察。
在世界各地，人们对政府能力的认识有很大不同。例如，在亚太地区，45%的专家表示政府为应对大流行病和传染病作好了充分准备，而欧洲为34%，非洲为22%，美洲仅为16%（如图3所示）。2019年，只有31%的亚洲专家和18%的欧洲专家表示，本国政府对大流行病和传染病作好了充分准备。这反映出许多亚洲国家在应对传染病方面有更多经验，例如本世纪初的SARS和最近韩国的MERS。
图3 亚太地区的政府被认为为应对大流行病和传染病作了最充分的准备
（二）增强的互联性要求协调一致的响应
去年的《未来风险报告》发现，风险之间以不可预测的方式相互影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COVID-19加剧了这种相互影响。
以社会不满和局部冲突为例，专家将其列为第五大新兴风险。到2020年3月，COVID-19可能使世界各地大约49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这将加剧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内的地方冲突和不满。
风险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需要加强合作:各国政府必须共同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等全球威胁。当被问及采取何种级别的决策以应对新兴风险时，50%的受访者认为应采取全球级的决策，11%认为应采取欧洲大陆级，只有30%的人认为应该在国家级，只有9%的人认为应在城市级。
（三）宏观经济风险提上了日程
COVID-19大流行既是一场健康危机，也是一场经济危机。在2020年第二季度，封锁导致欧盟GDP下降12%，美国GDP下降3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GDP将下降4.9%。
因此，现在专家们将宏观经济风险列为第七大新兴风险也就不足为奇了。去年，宏观经济风险排在第十位。具体来看，在宏观经济风险中，专家将持久的大规模失业排在首位。从长远来看，刚刚进入就业的年轻人受影响最大。
金融风险被列为第九大新兴风险，公共和私人债务水平的上升尤其令人担忧。预计今年全球净公共债务将从去年的69.4%升至85.3%。这将改变年轻一代的竞争环境，他们继承的债务水平将会前所未有。
2、忽视气候变化的国家将自食其果
（一）欧洲以外的专家以惊人的速度否定气候变化风险
近年来，气候变化对社会造成巨大威胁逐渐成为了共识。然而，现在这种共识似乎正在减弱。气候变化已经从第一位变为了第二位的新兴风险，将其列为重大风险的专家比例从67%下降到54%。
这可能是COVID-19危机造成的直接影响，政府和专家更加关注他们认为的更为紧迫的威胁，从而牺牲了气候变化等长期挑战。此种情况是因为COVID-19仍然是一种风险，需要世界各国、企业和公众采取紧急、协调的行动。然而，气候变化不仅会导致更多的极端天气，如洪水、森林火灾和干旱，还会加速其他风险的出现。例如，如果气候变化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大规模移民到欧洲，它将引发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这并非不可能: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预测，到2050年，将有多达10亿环境移民在境内或境外流动。
（二）随着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加剧，专家们忽视了自然资源风险
与气候变化一样，自然资源管理和生物多样性风险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专家们将其列为第八大风险。2019年此类风险位列第五，2018年排在第四位。欧洲以外的专家甚至不认为其属于十大风险。
根据联合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大约100万种动植物正面临灭绝的威胁，其中许多将在未来几十年内灭绝。这种情况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重，而且它不单单是一种环境问题：联合国发现，生物多样性的下降将减缓80％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这些目标与贫困、健康、饥饿和水有关。
3、网络安全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仍然是可怕的“敌人”
（一）专家和公众高度警惕
在未来五到十年内，网络安全虽然已降低至第三大风险，但仍然是主要风险。超过一半（51％）的专家认为是最高风险。公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计算机相关风险是第二大威胁。
COVID-19加剧了网络安全风险。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在线设备和系统与同事、朋友和家人进行通信，从而增加了网络漏洞的严重性。而且，居家办公的人可能会使用个人设备，这与办公设备不同，个人设备可能未配备最新的网络防御工具。
网络攻击的次数在不断增加。例如，在2020年2月至2020年3月期间，钓鱼邮件的数量增加了600％，犯罪分子利用人们希望了解流行病的心理诱使其点击危险内容。这其中，医院是主要目标。布尔诺大学医院是捷克最大的COVID-19检测实验室之一，在遭到网络攻击后，被迫关闭了整个IT系统。
网络攻击对社会是一项重大威胁，因为它可以攻击任何地方，从持有数百万客户个人数据的零售银行，到控制关键电力基础设施的公共事业企业。日益复杂的攻击也意味着网络安全与另一个重要的风险密切相关，即网络战。网络战的排名从去年的第九位上升为第六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法国的专家尤其担心网络战的风险。在认同网络战时重大风险的专家中，47%认为网络战是他们的主要担忧，高于去年的37%（如图4所示）。
图4 网络战争被认为是对安全最大的新威胁
组织应当如何应对网络安全风险？最有效但又被忽视的方法之一是广泛培训员工，这意味着必须维持或增加网络安全支出。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减少投资可能很诱人，但这种做法将会是一种高风险的策略。
（二）技术增强了COVID-19期间的经济弹性
随着COVID-19在今年早些时候在全球蔓延，各国迅速的封锁使得数以百万计公民、学生、企业将他们的工作、教育和娱乐转移到数字世界。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转变，将需要数年才能实现的数字商业模式的演变压缩到短短几个月。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大流行病充分展示了互联网的力量。尽管早期有人担心电信和数据网络如何来应对大幅度增加的负荷，但总体而言，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危机期间表现良好。据经合组织（OECD）称，电信运营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相关企业已经适应了对带宽的特殊需求，一些地区的互联网流量增长了60%。
事实上，通过宽带向远程办公和学习的快速和前所未有的转变并未对服务造成重大破坏或中断，这一情况反映了互联网分散架构以及大多数国家对基于设施服务的投资的基本恢复力。
（三）地缘政治风险促使企业重新评估供应链
受访专家将地缘政治风险列为第四大重要风险，去年排在第三位。这并不意味着地缘政治风险的下降，而是为了适应大流行病风险的迅速提升。
在认为地缘政治风险是重大风险的专家中，51%的专家最担心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上升，31%的专家最担心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地缘政治不稳定被视为一种重大新兴风险的程度因国家而异。例如，在中国，69%的专家认为地缘政治是一个重大风险，是与网络安全风险并列的新兴威胁。这一比例在比利时是为56%，澳大利亚48%，德国47%，法国45%（如图5所示）。相比之下，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爱尔兰和墨西哥，只有不到30%的专家认为这是一重大风险。
图5 中国专家最担心的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企业如何应对?考虑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COVID-19的影响，许多国家正在审视本国的供应链:减少对某些供应商或特定国家供应商的依赖，建立更灵活和/或更地区化的供应链。
（四）COVID-19时代的贸易、供应链和去全球化
COVID-19可能在帮助重塑全球供应链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毫无疑问，COVID-19大流行将给跨境贸易和投资带来更多摩擦，加剧供应链国家化、区域化的新趋势，以及在大流行病之前发挥作用的更广泛的去全球化力量。COVID-19对全球众多行业造成了冲击。当然，其中一些来自需求的突然下降，当长期失业和供应链中断可能会对供应方面产生更持久的影响。
新冠病毒造成的生产放缓（或在某些情况下结束），导致基本商品（包括医疗设备、药品、食品或其他基本必需品）出现短缺，并难以将其分发至需要的地方。
经济民族主义将以“后疫情安全”的名义加速发展
近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采取了被广泛视为民族主义的行动。它们采取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包括更频繁地使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增加了对移民的壁垒，无视甚至积极削弱旨在促进多边治理的国际组织。与几年前相比，现在更多的全球数据流受到数据本地化政策和压力的影响。在应对本国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的崛起时，一些发达经济体对全球化破坏其国内工业和制造业产能的担忧更加敏感，它们现在正更加积极地试图将大部分产能“迁回”国内。
在大流行病之后，对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将会越来越多地被纳入监管当中，而这正是一度被战略部门所忽视的。换句话说，政府会辩称需要加强国家干预，以确保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卫生保健、食品和技术将会是疫情之后最有可能受到加强审查的三个国家安全领域。
4、专家习惯了技术风险，但是新的风险已出现
今年，专家们似乎不那么担心技术相关风险造成的社会影响。例如，专家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列为2018年和2019年第六大最重要风险，但今年仅将其列为第十二大风险。此外，很少有专家认为今年会“迅速出现”一些与技术相关的风险。例如，与2019年相比，认为颠覆性技术和人工智能相关风险“迅速崛起”的比例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
与医学进步和创新相关的风险排名大幅下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2020年，专家将这一风险排在第22位，相较于2019年的第13位大幅下降。这可能是因为，在当前健康问题日益严重的环境下，如果医疗进步和创新能使人们获得更高质量的医疗保健，人们可能更能接受与之相关的潜在风险。
但是与新技术相关的风险正在逼近。例如，尽管专家只将技术使用相关的道德风险列为第14大风险，但是公众意识到此类风险的比例从去年的19%上升到32%。
技术相关的道德风险中最大的担忧来源于数据隐私和算法潜在的偏见和歧视。随着技术越来越多地被企业和政府使用，公众对这一风险的看法将持续恶化，除非采取谨慎的措施来消除技术的偏见。
5、心里健康与错误信息：未来最大风险的候选项
尽管去年大流行病和传染病仅被认为是第八大新兴风险，但我们将其列为潜在的可能造成重大破坏的潜在威胁。今年，我们强调目前可能被低估的另外两个风险:心理健康和错误信息。这两大风险都不是新出现的，但这两种风险在COVID-19之后都有可能成倍增长。
（一）心理健康：COVID-19加剧了现有的主要挑战
只有7%的受访专家认为，不断变化的卫生习惯和新的职业病（包括精神健康）是一个主要的新兴风险，这意味着它甚至没有进入前20个最重要的威胁。
然而，决不能忽视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战。抑郁症影响着全球2.64亿人。自杀是15-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因，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人的损失是巨大的，但同时对经济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抑郁和焦虑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超过1万亿美元的损失。
（二）假新闻和错误信息破坏了对新兴风险的理解
现在，受访专家并不认为与虚假新闻和虚假信息传播相关的新风险是当务之急。只有14%的专家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新兴风险，主要关注在于假新闻。
然而，这种新兴风险需要密切关注。世界各地的政治家批评其他国家通过加速传播错误信息来干涉他们的民主进程。假新闻也会影响公众健康。2020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有关COVID-19错误信息(即所谓的信息危机)的迅速传播，让人们很难找到可靠的建议。
关于COVID-19的错误信息的传播以及部分人对其严重程度的低估，表明它深刻影响了公众对新出现风险的理解。只有充分理解和认识到社会面临的风险，我们才能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编译 | 李书峰/赛博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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