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国平,曾任外交部欧亚司司长、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等职务;2011年起,担任外交部副部长;2016年1月起,担任国家反恐安全专员。
在2017年12月第四届互联网大会期间举办的“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国际合作”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网络犯罪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严峻威胁和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应对,包括制定全球性打击网络犯罪法律文书。”《中国信息安全》杂志近期刊发采访程国平的文章予以解读,篇幅因素略有删减,供参考。
未雨绸缪 建立跨部门跨地区反恐合作机制
我国于2016年1月首次设立“国家反恐安全专员”一职,作为首任两位专员之一,请您谈谈国家设立此职位的重大意义。
程国平:近年来,全球重大恐怖袭击数量增多,造成百人以上伤亡的重大恐怖袭击事件屡屡发生,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都面临着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
当前,全球反恐形势依然严峻。中东乱局后,恐怖组织趁机做大。这背后,除去恐怖组织利用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煽动,扩大组织规模、进行暴恐活动外,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与国际地缘政治的大国博弈以及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有直接关系。在这个大背景下,恐怖组织不断调整策略,重新分化、聚合。伊拉克和叙利亚是恐怖组织进行暴恐活动的两个主战场,但是在受到军事上的沉重打击后,他们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渗透,甚至重新聚合。其中,有些恐怖分子回到原籍国,甚至渗透到欧洲,导致欧洲在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发生多次暴恐事件。
不仅是欧洲,我国的反恐形势也不容乐观,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日趋严峻。恐怖组织正试图从中东向我国周边的中亚、南亚,甚至东南亚转移、渗透。对于这个动向,中国政府予以高度关注,因为这直接牵涉到我国西北边陲的安全,直接涉及新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我国正处在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如何有效地应对和打击“东伊运”等暴恐活动,仍然是我国反恐斗争面临的最主要任务。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反恐机制,包括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反恐机构的设置和加强相关立法和执法等行动、措施,成为国际反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反恐工作机构设置方面,早在2001年,我国就设立了“国家反恐协调小组”,专门负责组织和协调全国的反恐工作。根据201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国家设立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反恐怖主义工作。也是在这一年底,我国政府决定设立“国家反恐安全专员”。这个岗位是为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反恐形势而设,也迎合当前国家有效应对反恐形势、加强国际反恐合作所做出的创新的重要举措。从“小组”的“协调工作”,到“机构”的“领导工作”,再到“反恐专员”岗位的设置,中国在反恐机构设置方面的名称转换和岗位职责变迁等沿革,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反恐工作的重视,中国特色的反恐工作机制正在逐步完善。
国家反恐安全专员的主要职责是开展反恐外交,从国家层面协调跨部门、跨地区合作,从国家层面整合资源,协调中央与地方合力开展反恐合作,完善立体的反恐合作网络,并参与和推动国际反恐斗争。
作为资深外交官、外交部原副部长,您认为应如何将“反恐”和“外交”相结合?“反恐外交”与其他外交相比,其特殊性体现在哪里?
程国平:反恐是各国政府都面临的一项严峻任务,联合国也把反恐斗争作为其主要任务之一。今年1月(2017年,编者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职后,提出要增设主管反恐事务的副秘书长,可见,联合国也高度重视反恐工作。此外,各国在这方面也有很多新的举措,包括美国新设总统国土安全和反恐事务助理,缅甸也设立总统反恐事务助理等。在反恐问题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亦是如此。反恐也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第一要务。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不仅重视国内反恐,也重视国际反恐合作。迄今,我国已经与十多个国家建立反恐合作机制,开展实质性合作,这对维护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尤其是对促进中国同毗邻地区国家的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我国还深入参与联合国、上合组织、全球反恐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
在联合国框架下,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叙利亚问题和平谈判进程。我们主张在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基础上,采取政治协商的方法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中国也积极有效地同有关成员国加强反恐方面的安全合作,例如通过军事演习,以及向有关国家提供安全方面的援助等,帮助这些国家提升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防卫能力。
在双边框架内,我国与有关国家,特别是周边毗邻地区国家,加强国际反恐合作。以阿富汗为例,我国不但主动帮助其增强安全执法行动能力,推动其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维持稳定,召开首届“阿中巴塔”四国军队反恐合作高级领导人会议,并使其机制化。此外,公安部等相关部门与毗邻国家成立了对口的、成熟的反恐合作机制,也与美国、法国、英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建立了情报信息交换、反恐合作磋商机制,只不过层级不一样,行动能力也不一样。
近年来,恐怖组织的网络活动日益猖獗,网络反恐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各国在网络反恐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程国平: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网络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成为助力恐怖主义滋长与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恐怖组织不断利用新技术手段传播暴力极端思想和策划恐怖行动,网络空间成为恐怖组织蛊惑人心、招兵买马、密谋策动的重要平台,成为国际安全领域最棘手的难题之一。
与传统恐怖手段相比,网络恐怖主义将暴力破坏和思想渗透深度融入互联互通的网络空间,导致“独狼式”恐怖主义袭击出其不意,利用网络手段的游击战、快闪战层出不穷,令人难寻其踪,这些新变化使恐怖主义危害更重,防范更难。网络恐怖主义利用网络的优势,导致暴力极端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传播,催生更多极端化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网络恐怖主义利用隐形的加密“暗网”等手段,降低了恐怖活动成本和技术门槛,提高了行动能力,缩短了策划和发动恐怖活动的周期;同时,网络恐怖主义突破国家和地域边界,激活了散落各地处于“休眠”状态的恐怖组织,这就使各国恐怖势力更快速聚合勾连。
为防范和应对网络恐怖主义,欧美等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纷纷采取行动,包括美国成立“跨部门反网络暴力激进化工作组”;法国成立反恐网络部队、出台新的《反恐法》、通过《紧急状态法》修正案;英国组建“反恐互联网举证部门”和“脸谱部队”;德国设立“网络巡警”制度,并成立“安全领域信息中央办公室”负责开发打击网络恐怖主义行动的技术方案和战略,其中部分工具用于暗网调查;欧洲刑警组织创办“互联网举报部”,在社交网站上确定、标注及删除恐怖及极端内容等。
中国一直是应对网络恐怖主义国际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中国不断在各种国际场合强调国家的反恐原则、反恐立场和反恐举措,不仅积极推动发挥联合国、上合组织的作用,而且积极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参加国际维和行动。在中国倡议下,第68届联合国大会第4次会议评审并通过的《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首次写入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内容。此外,中国推动上合组织在厦门举行首次网络反恐演习,在“全球反恐论坛”框架下成功在京举办两次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国际研讨会,为防范和打击网络恐怖主义提供有效平台,促使反网络恐怖主义国际合作形成最大合力。
程专员,最后问一个轻松的问题,最近有一部受到全国人民热议的电影《战狼2》,不知您看了吗?“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也是恐怖活动频发区,您对保护我国海外人员安全和我国全球战略利益有何深远思考?
程国平:我知道这部电影。《战狼2》的热播反映了人民对反恐和安全问题的深层关切。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单纯依靠外交部保护中国在海外公民、华侨的安全显然是力量不足。因此,要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国家总体安全观和要求,这就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紧密合作,将保护中国海外公民和华侨的安全、利益等问题上升至国家战略,包括建立中国海外公民、华侨早期风险评估、预警、响应和危机处理机制等。实际上,这也是国家在反恐工作机构设置、开展“反恐外交”等国家反恐顶层设计的必然内涵。而且,中央也提出,要打“一场反恐的人民战争”,只有将广大人民群众发展成依靠力量和基础力量的时候,我国反恐工作才会取得更大进展。
目前,无论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还是对推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来说,“一带一路”倡议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可以说,真正体现了中国推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思路。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如何为“一带一路”经济项目、海外中国公民、华侨提供安全保障,如何以创新的方式同驻在国政府进行更有效的安全合作,是中国和有关国家不容置疑、不容回避的重要任务和严峻挑战。
2017年以来,在阿富汗包括其同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频频发生针对平民和公职人员的大规模恐怖事件,造成大量人员的伤亡,这是恐怖活动的一个新特点。如何保障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安全和顺利实施,确实是中巴正在共同研究解决的问题。在年初我率领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时,也就这方面问题与巴方深入交换了意见。为此,巴基斯坦还成立了两支安保部队,组建了两个特别师,每个师建制1.5万人,其他方面安保措施,也正在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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