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桂畅旎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不仅影响到各国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等方方面面，冲击着传统的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同时也深刻改变了各国民众的生活方式，封城门、断面谈、戴口罩等举措让每人都感受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处境。在这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各国普遍呈现出国家交互、企业运作以及民众生活由线下转向线上，由现实世界向虚拟空间转移的趋势，其中互联网技术成为此次防疫抗疫中的利器，网络空间成为维持国家韧性的稳定剂，但信息化、数字化的加速也带来许多挑战，如何在后疫情时代更好发挥网信技术在维护国家利益、促进企业增长、保障民众生活上的作用，同时趋利避害减少信息技术带来的次生危害，是后疫情时代我国网信发展和网络治理的当务之急。
一、新冠疫情的三大突出特点
在这场被冠以近代史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黑天鹅”事件中，新冠疫情突发性强、传播快、影响广的特点，对于当前国际秩序的方方面面来说都是一场大考，众多国际关系学者和战略学家均认为此次疫情将较大地改变现实国际秩序，并以此划分为“疫情前时代”和“疫情后时代”。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此次新冠疫情呈现出区别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全球性流行病的特点：
（一）实体贸易全球化受阻，数字贸易逆势增长
新冠疫情下各国政府实施封国封城、断航断路、停工停产等防疫措施使得以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全球化陷入瘫痪或停滞状态，根据经合组织（OECD）6月10日的估算，2020年上半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近13%，这对于遭受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并在全球开启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后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也使得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对于全球化的疑虑到达了顶峰，甚至有学者判断新冠疫情将成为全球化发展的分水岭，随着各国实行产业回归政策，逆全球化将成为常态。与实体贸易停滞形成对比的是数字贸易的逆势上涨。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初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网上销售同比增长了50%到150%；美国2020年第一季度在线零售额同比增长14.5%。而在商品、服务、人员和资本的跨境流动受到影响的情况下，跨境数据的流动反倒成为维持全球化的破局之道，世界经济论坛调研发现，从跨境电子商务和电子支付到与全球商业伙伴的电话会议，再到用电子记录取代实体文件，商品和服务的数字化交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新冠疫情将根本性地改变全球经济形态，实现从实体经济为主，数字经济为辅的阶段，向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并重阶段的迈进，为疲软的全球化注入新的血液。
（二）“大政府”回归下国家权力增长，科技巨头加快崛起
新冠疫情正在改变西方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盛行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理念，政府干预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各国政府行使权力集资抗疫、关闭边境，减少通航，停工停产等举措后，疫情将催生“大政府”已成为共识，在国际关系的理论探讨中，自由主义逐渐式微，现实主义理论学派再次活跃，秉持“在危机事件中，各国国民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寻求本国政府保护，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最为主要的行为体”的逻辑。政府在危机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这有利于国家在推行产业政策、重组供应链等市场行为中体现越来越多的国家意志。疫情同时也造就了另一权力行为体的壮大，即科技巨头。如果说疫情前各大科技巨头在西方国家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境界，受到政府在市场垄断、隐私保护、信息操纵等方面的调查和罚款，那么此次疫情却让科技企业成为“最大赢家”。根据路孚特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谷歌母公司“字母表”、亚马逊、苹果、脸书和微软今年以来已宣布了30多笔并购交易，这也是自2015年以来的最快速度，虽然其中涉及低价时购入初创企业的投机性交易，但是不得不说新冠疫情所创造的刚需进一步增强了科技巨头的实力，2020年一季度，五大科技巨头的研发投入总额达到290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了17%。科技巨头的“攻城略地”带来的数据垄断以及行业垄断对国家权力形成了一定的挑战。
（三）民粹主义持续泛滥，专业知识共同体逐渐形成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认为，“重大危机孕育重大影响”，“大萧条催生了孤立主义、民族主义和二战，9·11事件引发了美国两次干预行动，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反建制民粹主义兴起，此次全球性大流行将会带来什么值得观察”。目前来看，新冠疫情进一步刺激了西方国家已经泛滥的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一直以来，西方民粹主义者的共同特点是反科学、反权威、反精英，并联合草根“民众”反对知识分子和其他精英。疫情爆发后，激进的民粹主义再次裹挟政策决策者，对于疫情进行泛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和判断。但与此同时，疫情的应对需求也使全球更加意识到专业精神和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前美国亚太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认为，“疫情肆虐证明民粹主义的局限，专家与制度还是很重要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也多次撰文呼吁回归事实、科学和理性，摒弃狭隘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即使是在美国推行“脱钩”政策强行分割现实联系的背景下，各国医学界、科技界、智库界都在加强沟通，推动合作，加速形成各类专业知识共同体，如来自全球48个国家智库组成的全球智库抗疫合作云论坛，60余个技术组织合作开发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新冠病毒免疫证书等等。
二、新冠疫情给网络空间带来的机遇
此次疫情犹如一场外部压力测试，不仅创建了广泛的网络空间运用需求，并且实现了全球信息化、数字化质的飞跃，对于网信技术也具有“去除沉疴”、“鼎故革新”的检验功效。
（一）创建广泛的网络空间运用需求
此次疫情对于网络空间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目前来看，机遇仍大于挑战，这主要是疫情所造成的地缘分割和物理隔离亟需通过网络空间来弥合，由此创建了广泛的网络空间运用需求。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我国在线教育、网络购物、远程办公的需求激增，直接推动了5G的商业化运用，加速了“新基建”的建设进程；各类网络需求也倒逼了网络安全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在应对疫情期间激增的网络攻击上，还是在培养民众安全用网的意识中，新冠疫情催生了新型网络安全服务形式，成为网络安全产业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良机。
（二）推动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加速融合
应对疫情的现实需求有利于破除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的藩篱，加速现实国家、企业和民众各个层面的线上化：在国家层面，电子政务飞跃式发展，数字经济逆势上扬，数字外交加快转型，网络空间从最初的工具属性逐步向平台属性、资源属性转变。在企业层面，疫情成为企业家思考优化资源配置重新布局的助推器，特别是远程办公的常态化，以及机器人、无人机等智能设备带来的职能替代，推动了许多企业（特别是数据型企业）的转型升级，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直播经济等新型经济形态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剂。在民众生活层面，网络全面贯穿个人“衣食住行”，隔离在家的民众开启线上购物、线上医疗、线上教育、线上娱乐的全面网上生活，全社会的网络化正在加速形成。疫情使得原本需要数十年的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化和数据化在短短几个月内实现完成。
（三）促进新兴网信技术加速落地实施
各类新兴网信技术在此次疫情中的作用凸显，直接成为各国抗疫和维持生产生活的主要手段。各国政府借助人工智能、面部识别和大数据进行精准的流调管控，利用机器学习和分析学建立预测模型，依赖智能装备和医疗通信工具实施远程筛查问诊，甚至是利用3D打印技术快速生产防疫物资等。此外，在疫情期间 的复工复产中，机器人、无人机等技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能够带来技术革新和推动社会数字化进程的“新冠科技”已呈蓬勃发展之势。可以说，疫情成为检验网信技术的“试验场”，加速了科学与技术的转换，推动技术的落地实施，也为大规模的商业化运用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数字化。
三、新冠疫情给网络空间带来的挑战
疫情与网络空间的问题非常类似，均具有爆点突发性强、全球性影响大、持续时间难以预料等特点，因此疫情与网络空间的叠加既衍生了新挑战，也暴露了许多网络空间本身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一）疫情之下网络攻击活动激增
疫情在重创全球经济、政治、医疗和社会体系时，也为网络犯罪者留以可乘之机：首先，疫情导致的全球规模的在线办公，在线社交等活动使得各国对于数字关键基础设施依赖前所未有，这直接扩大了攻击面，增加了“失灵”的风险，针对数字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将带来更大的影响。其次，黑客正在利用疫情造成的恐惧和不确定性实施犯罪，如利用新冠病毒信息作为诱饵的网络钓鱼攻击和勒索攻击在疫情期间激增。第三，关于疫情相关的疫苗信息、治疗数据窃取的国家级黑客行动增多，甚至演变为国家间的“口水战”，严重阻碍了各国的抗疫合作。
（二）疫情防控技术滥用威胁个人隐私
在此次疫情中，各国各政府各科技企业采取了多种检测、追溯和数字化监控手段以遏制感染，这对于疫情防控非常必要，但是由于不按规使用带来的个人隐私、数据安全、国家秘密泄露等问题也开始显现：各级政府部门信息采取多头多方，信息处理不公开透明，数据共享不合标准；各科技企业利用普及的智能设备作为“触角”竞相投入使用路径追踪App，搜集和使用用户的行踪数据；面部识别、无人机、热成像相机等监控式技术的投入使用还引发了个人生物数据安全问题。根据盖洛普和毕马威的联合调研发现，在重大健康危机中，公众相比于隐私更关注健康安全，但是在疫情常态化后如何处理好个人隐私保护与公共卫生安全之间的平衡仍考验着各国决策者的智慧。
（三）假新闻泛滥带来“信息疫情”危机
纵观历史，大流行病往往伴随着假消息、阴谋论的传播，新冠疫情亦不例外，而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新冠疫情相关的虚假信息传播更快，影响更广。皮尤调研显示，那些更依赖于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公众更容易相信和传播虚假信息。疫情爆发至今，虚假信息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疫情爆发初期，各类有关疫情应对的卫生健康虚假信息广泛传播，这反映了人类对于这一未知病毒的恐惧心理；在疫情扩散至全球后，关于疫情起源的阴谋论开始甚嚣尘上，甚至发展成为国家之间“污名化”的政治行为，全球合作抗疫的信任赤字越来越明显。对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呼吁，我们抗击的不只是一场流行病疫情，而且还要与新出现的“信息疫情”（infodemic）作斗争。
（四）全球供应链面临“脱钩”和重组
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全球市场数十年形成的供应链几近断裂，也被称作是“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以来全球市场面临的来自供应端的最大冲击”。此次疫情也暴露了欧美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加剧了这些国家在疫情前已显现的对外依赖恐慌，再加上疫情造成的经济停摆，要求加快在外资本的回归，以本国优先调整供应链政策的趋势逐渐明显。美欧等国持续通过泛化的国家安全名义加速收紧关税、许可证、产品标准以及出口管控，加强贸易管理，推行在数据流通和通信领域的“脱钩”。在这轮全球供应链重组中，“去中国化”的特点非常突出。
四、发展趋势
（一）互联网“两用”技术的特征更加突出，将在后疫情时期发挥关键作用
在此次疫情中，各类网络信息技术由企业的商业运用迅速向国家和民众双向层面拓展，不仅成为国家经济、外交和军事等高政治领域的重要支撑技术，还发展为保障民众衣食住行的重要保障手段，互联网的两用性再次得到凸显并将进一步发展，必将在后疫情时期的国际关系和全球化中发挥关键作用。
（二）网络基础设施承压问题凸显，各国加快布局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疫情发生以来，远程办公、远程访问和在线门户使用量暴增，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社会化运用，使得全球数据量和网络流量急剧增长。统计显示，与2019年同期（以3月为例）相比，今年全球宅家的数据量使用增长了18%，每日平均量提高了38%。我国春节期间互联网流量也同比增长36.4%。全民上网带来了极大的网络安全压力，部分国家和城市出现了整体断网、网速减缓、流量过载等情况，网络基础设施的承压问题凸显，数字基础设施对于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显露无遗，必将成为各国战略竞争的新前沿，围绕5G、卫星互联网、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等下一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将持续增加。
（三）数据资源价值再次得到体现，数据占有、流通等规则之争将更加激烈
疫情加速数字化的普及与运用，数据成为国家核心资源的重要性再次得到证明，但是区别于国家对于传统资源的垄断性，数字资源更多聚集在掌握关键技术的科技企业，疫情使得科技巨头掌握的数据量再次得到攀升，这不仅容易形成行业垄断限制创新，挑战政府的治理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对于个人生物数据等敏感信息的收集和占有也将严重威胁个人的隐私。此外，随着实体贸易的数字化，数据流通领域的国际规则竞争将更为激励，美除联合欧盟、日本等盟国加固现有的跨境数据流通联盟外，必将加大对实施数据流通规制国家的贸易制裁，围绕数据的贸易纠纷将越来越多。
五、启示
此次疫情将带来国际关系、全球经济、跨境贸易、民众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革，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利用好网信技术，趋利避害，助力恢复我国的经济发展，提高我国的抗风险能力，是下一阶段我国网信工作的重点。
（一）充分利用网信技术应对疫情长期化
疫情防控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如何利用好疫情期间出现的“新冠科技”、“新冠应用”不仅是技术使用的问题，还考验着决策部门治理理念、支撑条件和组织能力，这就需要将短期有效、性价比高、便捷的应急类技术发展完善，充分利用网络的广泛连接和应用特性，做到技术抗疫、防疫的新常态。
（二）重视疫情期间出现的网络安全问题
政府部门应加强与科技企业的合作，着力解决个人隐私、假新闻、敏感信息等网络安全问题，特别是要平衡好精准防疫与个人隐私，信息公开与敏感信息管控，政务公开与信息疫情管理，国际合作与社会舆情等之间的关系，提前谋划疫情常态化的网络治理方式。
（三）加强国际合作抗疫
数字化技术在疫情应对中作用明显，但是对于数字基础设施不发达的国家来说，“数字鸿沟”的存在则严重影响到抗疫成效，这反过来也成为全球的“抗疫短板”，特别是在当前欧美等发达国家争先实施本国优先“自扫门前雪”的国际背景下，我国应利用本国的技术优势和抗疫经验，通过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一带一路”等多边机制积极协助广大技术落后国家的抗疫工作，助力全球共同抗疫，体现我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责任。
（本文刊登于《中国信息安全》杂志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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