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连线》网站特约编辑加里特·格拉夫对美国白宫、政府、情报机构和军方（包括六名将军同事）官员，以及国会山领导人、外部观察员和外国情报合作伙伴等约30多人进行了50多个小时的采访，并撰文《轻言细语并且指挥一支庞大的网络军队的人》，详述美国现任网络司令部司令兼国家安全局局长保罗·中曾根成长及任职经历。
文章反映了采访人员对中曾根性格、立场以及能力方面的观点看法，美国网络司令部机构成立发展及美国网络战战略转变背景，以及其在美国面临战争方式剧烈变革的形势下如何登顶米德堡的故事，不仅有助于解释美国计划如何在网络上开展下一场战争，也有助于解释它已经在开展的战争。
奇安网情局编译有关情况，供读者参考。
轻言细语并且指挥一支庞大的网络军队的人
这位是保罗·中曾根（Paul Nakasone）将军。他在混乱局面下掌管了国家安全局，并教导美国军方如何发动无所不在的网络攻击。而他在你未注意的情况下做了这一切。
一
在保罗·中曾根成为美国权力最大的间谍之前，他对这个国家最严重的情报失误，有着不同寻常的个人体会。
他伴随着父亲埃德温1941年12月7日的回忆长大：当年14岁的埃德温，在吃一碗加了Carnation奶粉的玉米片时，看到日本零式战机从瓦胡岛的家门口飞驰而过，准备袭击珍珠港。他们是如此的近，都可以看到其中一名飞行员，埃德温长大后成为一名陆军情报官。埃德温在数年后回忆道，“我至今还记得，他系着头带，戴着护目镜”。
几十年后，保罗本人也近距离经历了另一次对美国的灾难性突袭：9月份那个晴朗的星期二，他正在五角大楼担任情报计划员，美国航空77号班机撞进了五角大楼。他记得袭击发生约一个小时后撤离，并抬头看着他每天上班的大楼冒出的巨大黑烟。
在接下来的15年里，随着美国由此发动的反恐战争，保罗·中曾根成为了美国的创始网络战士之一——这个精英团体基本上制定了指导美国如何在虚拟世界中作战的方针。到2016年，他已经升任为网络国家任务部队指挥官。当美国遭遇另一个外国对手伏击——克里姆林宫针对2016年总统大选的攻击时，他正在努力对“伊斯兰国”发动网络攻击。
然而，这种袭击不是突然发生，而是缓慢而阴险地蔓延开来。随着事态的发展，中曾根体验了米德堡内部混乱的经历。米德堡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一个当时初出茅庐的军事实体——美国网络司令部的玛瑙黑总部。2016年夏秋两季，随着有关俄罗斯干预大选的粗略情报得到整合，他的同事们措手不及，以至于网络司令部的一位最高级别领导人告诉我，他记得自己主要是从报纸上得知选举干预的消息。这位领导人称，“我们甚至没有关注它，那就是一个盲点。”
4年后，中曾根现在是掌管网络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的四星上将。他是最直接负责防止另一次突然袭击的官员之一，无论袭击何时何地发生，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他只是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情报职位第三任职，用政府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双帽制”。作为国家安全局局长，他掌控着世界上最大的监控（或称“信号情报”）机器之一；作为网络司令部的领导人，他不仅负责保卫美国免受网络攻击，还负责对美国的敌人实施网络攻击。
中曾根在危机中接管了并稳定了国家安全局，该机构被多年安全漏洞、慢性人才流失以及一位沉迷于所谓“隐形政府”行动削弱其权利的总统的敌意所动摇。与此同时，中曾根的网络司令部，是一个曾经受到限制的机构，现在已经解除限制可以在网上与国家的敌人作战。作为唐纳德•特朗普“细节见鬼”（details-be-damned）领导哲学的默默受益者，中曾根发现自己拥有无与伦比的历史性权力——拥有比美国军方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在线火力可供使用，在执行个别任务和打击对手方面拥有比以往任何军事指挥官都要大的自由度。这就好像在冷战期间，白宫授予负责维护国家导弹发射井的指挥官瞄准目标的权力。
中曾根的攻击性网络战略，是在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的关注下制定的，代表了美国在网络上对抗对手的模式转变。中曾根和美国网络司令部不是等待对攻击做出反应，而是转而谈论“持续交战”、“前沿防御”和“前出狩猎”，这些模糊的词汇涵盖了从对“伊斯兰国”和伊朗防空系统发动数字攻击，到为摧毁俄罗斯电网奠定基础的所有事情。
虽然具体行动仍处于严格保密状态，只有三项行动被公开报道过——2018年针对俄罗斯互联网研究机构的行动、2019年针对伊朗的攻击，以及近期旨在破坏庞大的Trickbot僵尸网络的行动——中曾根在短短两年任期内对美国对手发动的网络攻击很可能已经超过了米德堡在之前历史时期发起的所有攻击。据《连线》报道，自2019年秋天以来，网络司令部已经至少执行了两次没有任何公开报道的其他行动。在没有确认具体数字和行动的情况下，白宫明确表示这正是对中曾根的期望。特朗普政府官员称，他们要求他大幅加快美国数字战争的节奏。一名高级行政官员解释说，“我们不问‘我们现在能不能执行两次或三次行动？’我们问的是‘我们现在能执行10倍的行动吗？’特朗普总统的回答是肯定的。”
中曾根由特朗普总统任命，但按照惯例，他的任期将持续到2022年，他的影响力至少可以追溯到10年前。他比其他任何军事或文职领导人在那个时期做得更多，推动、拖动、拉动美国去思考21世纪的战争会是什么样子。正如中曾根的一位前任上级告诉我的，美国的网络战之路经过了10年历程的发展，由少数人引领，而“保罗从一开始就在这一历程中”。就美国网络战略而言，我们就一直在中曾根引领我们去的地方。
二
保罗・中曾根最奇怪的地方，就是他更喜欢用铅笔写字。他的朋友和同事——包括认识他几十年以及在办公室和战区，有时在压力极大的环境中，与他共事的几十个人——普遍很难想出关于他的趣闻轶事，或者说出他的个人特质或古怪之处。显然，他在思考的时候会撅起嘴唇，而且他读了很多书。
不过铅笔的事，让我印象深刻。一支超大号的2号铅笔，他此前的一个司令部送给他的告别礼物，如今成为他在米德堡简朴办公室里，仅有的几件个人纪念品之一。他在工作场所的布置，基本上避开了那些四星上将办公室通常贴有的牌匾、硬币、旗帜和荣誉照片等等东西。但是中曾根一直拿着那支大大的黄色铅笔，他总是有一支普通大小的铅笔，随时准备在会议上记录自己的想法；他的助手一整天都随身携带着备好的削尖铅笔，以备笔尖折断。
中曾根走在大街上，很少有美国人会认出他。他摆脱了中西部郊区父亲的气场。（他和他的妻子有四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刚刚进入大学，中曾根深深地忠于他长大的明尼苏达州。）“头脑冷静，不感情用事，准备充分，而且非常正派” ，他的老朋友，曾经担任巴拉克·奥巴马的白宫幕僚长的丹尼斯·麦克唐纳这样描述他。然而，中曾根不仅领导了网络司令部，他还是网络司令部的建立者之一，是网络司令部运营试验和发展各阶段的关键人物。
一直以来，他都是“泽里格式”（译注：Zelig-like，指能够改变外貌、行为、态度等以适合任何情况）的人物，终极的“灰人”（译注：可以不引人关注地经历某个过程、情况或事件，但仍留下显著或持久影响的人），他对于监视、情报和战争的看法仍然非常不透明。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更大、更引人注目的人物的阴影之下——担任网络司令部开创者和远见卓识者基思•亚历山大的关键助手，并在米德堡在迈克•罗杰斯的动荡的任期内工作——现在，他刻意避免在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华盛顿的混乱和争议中引起关注。
毫不奇怪，国家安全局的公共事务办公室不会让中曾根接受采访。但是本文是根据对白宫、政府、情报机构和军方（包括六名将军同事）官员，以及国会山领导人、外部观察员和外国情报合作伙伴等约30多人进行的50多个小时的采访得出的；几乎所有这些人都要求匿名发言，以讨论敏感的情报、行动和人员问题。他们对中曾根的洞察，以及他如何登顶米德堡的故事，不仅有助于解释美国计划如何在网上进行下一场战争——也有助于解释它已经在进行的战争。
是战争把中曾根一家，从日本带到了太平洋彼岸。1905年，保罗的祖父逃离了两个扩张主义帝国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敌对状态，并定居在夏威夷。保罗的父亲埃德温，从小就挨家挨户卖草莓给他家的白人邻居。目睹珍珠港遭到突袭后的第四年，埃德温参军。作为年轻的情报官，他被派往被占领的日本担任翻译。退役后，埃德温于1950年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the GI Bill）进入明尼苏达大学。他遇到了他的妻子玛丽·科斯特洛（Mary Costello），一名图书管理员，当时他请她在关于印度的论文方面提供帮忙。他们于1954年结婚，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保罗，在1963年约翰·肯尼迪遇刺前三天出生。
保罗长大后，忠诚于家人虔诚的天主教和父亲的兵役。他进入圣约翰大学读书，那是明尼苏达州一所本笃会学院，成为一名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学员。毕业后，他立即前往科罗拉多州的卡森堡，追随父亲进入陆军情报部门。
中曾根军旅生涯的前15年相对平淡。1990年代大部分时间他都在韩国服役，在五角大楼做文书工作。但是在后9/11时代，他对美国情报机构未能跟上数字时代的方式，变得特别敏感。当美国军队动员入侵伊拉克时，他率领一个营驻扎在佐治亚州戈登堡，那里是军方信号情报工作的中心。他和他的妻子忙于照顾新生的双胞胎，他们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孩子，而他在戈登堡的团队发现自己正在努力改变陆军向战场传递情报的缓慢方法。现已退休的准将、曾与他一起在戈登堡服役的詹妮弗•巴克纳回忆称，“他没有参加战斗，但他找到了一种方法，让我们得到的所有信息都与那些参加战斗的人有关。”2005年7月，他去了伊拉克，亲身体验了在现代战场上，情报是如何过滤分发（或者没有）到士兵手中的。
2007年6月，iPhone发布的同月，中曾根来到米德堡。他接管了米德作战中心（Meade Operations Center），该中心旨在调动国家安全局的能力，支持世界各地的作战部队。（国家安全局是国防部的一部分，但不是军队的一部分，从技术层面来说是一个“战斗支援机构”。）
当时，中曾根认为这可能是他在军队的最后一个任职。他刚刚升为上校，他前面的职业道路急剧变窄，在陆军情报部门成为将军的机会不多。在那之前，中曾根一直被认为是个聪明人，但并不是真正的志存高远者——不是，比如说，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一名曾是其几年上司的热门军官，当时在中东为美国中央司令部负责情报工作。另外，他是一个网络专家; 对于他这样的专业领域，没有什么已证实的职业道路。
但中曾根抵达米德堡正逢其时。国家安全局局长基思·亚历山大，当时是三星陆军将军，对于他的机构未能支持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人员感到越来越沮丧。他正在寻找志同道合的领导人，帮助他改变现状。
亚历山大接手的国家安全局，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机构，沉浸在战时密码破解和密码制造的历史中。一位前高级官员告诉我：“国家安全局最终的任务是超出对手的预期。这种大胆根植于一种观念，‘我们做不可能的事，把平凡的事留给其他人。’”然而，这也是一个很大程度上为了在电话陆线的世界里对抗苏联侵略的机构。国家安全局的历史性策略是拦截外国政府的电信，长时间监听固定目标。为了解释其战略耐心的文化，国家安全局资深人士有时会提到冷战时期内部的传奇密码学家劳拉·霍姆斯（Laura Holmes）的故事。当被问及她成功破解了苏联的通讯系统时，她曾简单地说: “没什么奇迹可言。我花了两年时间学习说俄语，花了两年时间学习俄语思维，花了两年时间学习理解他们的经历、自大和狂妄，然后我用我余下的职业生涯，等待他们这么做。”
这种文化越来越不适用于这个快速流动的无国籍恐怖分子、手机和数字通信的时代。当亚历山大检查国家安全局可以为增兵伊拉克提供的支持时，他意识到国家安全局让前线的部队失望了，发送的“直接情报”太少、太迟。该机构计算得出，事实发生18小时后，它提供了大约10％的已知信息。
亚历山大是个有远见的技术人员。他的管理风格是设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迫使组织重新思考问题，并提出激进的新方法。他告诉他的高级领导层，他希望国家安全局能在一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内，将100% 的相关情报和战斗数据传递到战区。这个目标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触发了对如何将后端情报收集与前线部队联系起来的大胆反思。
解决方案之一是在伊拉克安排密码专家，接收来自米德堡的加密情报，然后分发给作战部队。决定派谁去的任务落到了中曾根身上，那时他还是个相对年轻的中校。1990年代，他曾在陆军情报部门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指派官，对军队中的人才了如指掌，因此他能够为这项工作召集一批特别有效的领导人。他当时的一位同事称，“他是士兵的士兵，无私，非常以人为本。我不会说他很聪明——这不是批评。他的方法就是‘给我一份艰苦的工作，我会努力完成。’”
中曾根的表现给亚历山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很快就让这位年轻的上校领导一个新的团队，该团队创建一种全新的战争方式。在那之后的几年里，中曾根累积了四颗星，其速度几乎超过了他这一代其他任何官员。
三
2008年10月，国家安全局官员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有人成功渗透进了军方的机密网络，而这个网络本应该与公共互联网完全断开。虽然他们从未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美国官员相信，俄罗斯在驻阿富汗美军基地附近的集市上销售的电子产品中，混入了感染了恶意软件的优盘。调查人员推测，一名毫无戒心的军人可能购买了优盘，并违反规定在机密系统上使用。
美国的反应后来被称为“扬基鹿弹”（Buckshot Yankee）——一个由亚历山大领导的、秘密的、24小时不间断的、为期18个月的行动，旨在把俄国人从网络中清除出去。它永远改变了军方对网络空间的看法。最重要的是，它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即互联网不仅对情报收集有用，它还是一个真正的战场。如果网络空间是一个战场，美国最好想清楚如何在那里指挥自己的部队。
2009年，奥巴马政府和亚历山大开始思考这种“网络司令部”会是什么样子。亚历山大热衷于大创意，他召集了一个高级军官的小型智囊团来研究细节。中曾根是其中之一。2018年，他对一位听众开玩笑说，他被亚历山大逼到了绝路， “他说，‘我有个主意。’这时，对于那些了解基思·亚历山大的人来说，要么逃跑，要么躲起来——我错失了这两个机会。”
中曾根发现自己和其他三名相对年轻的军官一起被征召。这个四人小组被正式命名为实施小组，但所有人都称他们为“四骑士”（尽管其中一名成员——网络安全专家珍•伊斯特利(Jen Easterly)中校——是一名女性）。他们面临着一个百年一遇的机会，重新思考国家在新世纪的战斗方式——一场与19世纪从单发步枪转向机关枪，或者是20世纪从陆战场转向战斗机和轰炸机的空战场同等重要的军事革命。
中曾根，公认的四人组领导，在亚历山大办公室走廊尽头的会议室里成立了这个小组，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网络司令部的样子。他们每周工作六天，每天都工作到深夜，通常星期日也工作半天。中曾根的技术背景不如其他人，但他密切了解军事情报领域，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能让上司听得进去。当时的空军上校、小组成员之一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 L. Davis）回忆称，“他可能是亚历山大将军最信任的人。”
他们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实体，既能保护美国军事网络免受网络攻击，又能偶尔发动攻势——对美国敌人的数字基础设施发动网络攻击。但他们一直在纠结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是否公开讨论后一种取向。在2000年代后期，亚历山大的国家安全局与以色列和中情局合作，开启了现代网络战争的帷幕，他们开发了一种名为“震网”（Stuxnet）的蠕虫病毒，并用它来破坏伊朗的核离心机。“震网”成为全世界范围的头条新闻，但是天生神秘的国家安全局从来没有因为这次攻击而得到任何赞许，而且许多美国情报人员在涉及网络战时宁愿装聋作哑。戴维斯回忆称，“这是部门内部的一场大战。”戴维斯称， “四骑士”全都赞成直接公布司令部的全部任务；折中办法是公布它，但含糊其辞。
作为在两个机构之间的灰色地带运作的一个部门，它们也经历了机构间的嫉妒。小组成员回忆说，国家安全局深信，该小组的闭门会议预示着军方对米德堡的敌意接管，而五角大楼则确信，这是国家安全局对军方行动的地盘掠夺。
每周有几个晚上，亚历山大会在结束一天的工作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会顺便来会议室看看小组的进展。他会坐在他们的桌子前，翘起他的脚，然后他们会详细解释他们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为了构建军队的数字战争机器，他们必须构想出一套全新的作战原则，以及一个组织结构图的开端。认识到网络司令部本身没有自己的工具或数字基础设施，他们决定重点依靠国家安全局的资源来完成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一份长达数百页的工作计划归结为一系列的故事板——一本关于网络战争的复杂挑战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图解指南，借鉴了一个涉及封闭社区的扩展隐喻。戴维斯回忆说， “最后，这基本上成了一部绝密卡通片。”
手里拿着故事板，他们向白宫、五角大楼和国会山的官员简要介绍了情况。在一次国会简报会上，他们把机密文件锁在“锁袋”里了，不得不用剪刀剪破袋子。为这项工作提供帮助的巴克纳回忆说，“他们花了两年时间，辛辛苦苦地完成了‘扬基鹿弹’的行动指令，并把它写成了一个真正引人注目的故事，说明我们如何考虑以不同的方法行事。”
2010年，网络司令部正式成立，基思·亚历山大担任第一任指挥官。新职位使他赢得了第四颗将星，尽管起初只监管数百人。
最后，这个团队的图形设计师想出了一个也许是最书呆子气和最具体的方式来纪念他们的愿景:他们在网络司令部的官方徽章中加入了一个加密的复活节彩蛋，一串看起来像是胡言乱语的字符串，环绕在徽章的中心，9ec4c12949a4f31474f299058ce2b22a，这可使用MD5哈希算法解码成实施团队起草的任务声明。（解码的任务声明本身用五角大楼的官僚措辞写成，只比128位编码版本稍微容易解析一点点。）
四
网络司令部的诞生，给米德堡的大家庭带来了不和谐。国家安全局大部分文职分析人员长期以来一直与军方领导人尴尬地相处在一起——下午5点，当军队的标准“撤退”号角响彻米德堡时，亚历山大会对那些没有站起来、手抚左胸并对每天降下的国旗表示敬意的文职感到愤怒。这种文化冲突由于穿制服的网络司令部人员涌入国家安全局总部而加剧，他们在本已拥挤的园区里争夺关注、资源和空间。这些新来的军人像野葛一样蔓延开来，就像一位国家安全局官员告诉我的那样，“寄生”在米德堡，填补他们能填补的任何空缺。
此外，国家安全局耐心、长期的情报收集观念很快与网络司令部明确显示自身能力的愿望相冲突。这两个组织的高层官员不知道如何在不暴露国家安全局的重要“来源和方法”给外国对手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国家安全局的观察员也开始注意到，网络司令部似乎在等级排位上占据了显著位置。公开声明总是把网络司令部排在国家安全局之前，在官方活动中，网络司令部的旗帜出现在国家安全局的旗帜右边，这意味着更高的地位。
在这一切之中，一本正经、守口如瓶的国家安全局老大哥陷入了一生中最大的麻烦。2013年春天，爱德华·斯诺登辞去了国家安全局合同工的工作，飞往香港，将国家安全局最隐秘的机密交给了记者劳拉·波伊特拉斯、格伦·格林沃尔德、巴顿·盖尔曼等人——超过150万份文件，似乎勾勒出了一个可怕的全球监控网络，远远超出了公众对美国间谍能力的想象。日复一日，米德堡被新的发现和争议所震撼。国家安全局作为情报机构一直保持着独特的低调；它在政府圈子里的绰号就是“查无此局”（No Such Agency）。然而，这种低调也意味着这个局不习惯于公开争论，缺乏华盛顿其他大型情报机构的政治头脑，如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国家情报局首席副局长、曾在饱受政治困挠的中情局任职的斯蒂芬妮·奥沙利文在一次会议上对国家安全局高管开玩笑称，“欢迎加入俱乐部”。
公众对斯诺登泄密事件的谴责，震惊了国家安全局的普通成员。时任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的黛博拉·普兰科特回忆道，“这立刻让我们开始质疑自己。”突然间，在公众的想象中，国家安全局运行了一个无所不知的全景镜头，一视同仁地自由破坏有罪者和无辜者的公民自由；机构官员以严格遵守法治而自豪，他们觉得他们让国会监督者知悉他们的活动，这都并不重要。2016年，时任国家情报总监的詹姆斯·克拉珀告诉我，“这的确是一个震惊。”
持续不断的丑闻进一步加剧了米德堡内部的紧张局势。斯诺登泄密事件严重损害了国家安全局的公众形象，但却没有损害日益增长的网络司令部的声誉。一位高级官员当时表示，“每当有人谈论网络司令部时，你就会听到天使在歌唱。每当你谈到国家安全局，你都会听到‘你们这些心怀恶毒的卑鄙小人。’”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仍在执行网络司令部的大部分工作，就像一个仍在洗衣服的不受待见的孩子。
米德堡正面临其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2013年9月接任陆军网络司令部司令的爱德华•卡登回忆称，“当时有很多内部动荡和内讧。”卡登在组织改革方面享有盛誉，另一位以稳健著称的领导人不久也加入了他的行列。在阿富汗服役一年后，中曾根于2013年8月重返华盛顿地区，担任卡登的陆军网络司令部副司令，负责该部门新网络战士的日常行动。
由于斯诺登泄密文件每周不断发布，中曾根和卡登整天在华盛顿南部的贝尔沃堡（Fort Belvoir）一间没有窗户的保密会议室（专为防止窃听而专门设计的“安全隔间信息设施”）里一起工作，试图将司令部内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交织在一起: 来自陆军通信部队的通信技术人员，来自军方和国家安全局的情报人员，以及卡登所谓的“硬核网络人员”，即未来派技术人员和极客，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军事纪律和传统不感兴趣。卡登称，“将其整合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团队？好吧，你可以想象。”
卡登和中曾根仍在建设网络司令部最基本的能力。陆军中只有大约100人拥有适当的网络安全技能；他们的目标是想办法将其增加到大约2000人。他们意识到，从长远来看，要让陆军中的网络职业发展道路职业化，这样就可以有职业化的网络军官，就像职业化的步兵、骑兵和炮兵军官一样。
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2014年9月，美国陆军建立了一个网络部门，这是自30年前特种部队成立以来的第一个新部门。那时，中曾根已经升任下一职。那年五月，他担任了所谓的网络国家任务部队的领导，这是美国网络司令部的攻击部队。这个新职位标志着中曾根可能是美国最重要的网络战士。唯一的问题是，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是否有兴趣将其网络战士投入战斗。
2014年基思·亚历山大退休，他的告别仪式显示出政策制定者希望美国军方在网络空间控制火力。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在亚历山大退休仪式上称，“国防部将对在美国政府网络以外的任何网络行动保持克制。我们正敦促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中曾根则持不同观点，卡登称，“他非常强烈地主张，我们需要证明这些团队的能力，以及他们在做什么。”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一个机构发展的问题。卡登说，“展示出来的能力会带来关注和资源。如果人们认为你有能力做事，它就会吸引优秀的人员。我们志同道合。他知道该怎么做。”他们只是在等待网络司令部能证明自己的时机。这个时机比他们想象的来得更快。
五
2015年，美国对“伊斯兰国”的打击突然发生，使一个已经对伊拉克无休止的战争保持警惕的国家，重新回到中东开始新的战斗，并在国内灌输了逐渐增强的恐惧感。叙利亚持续多年的内战催生了一个残暴的恐怖组织，他们创造性地利用社交媒体，成功地激发了全球潜在“圣战”分子的浪潮；在伦敦、巴黎和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自称是“伊斯兰国”成员的人发动了致命的袭击，使西方处于紧张状态，这是自9/11之后从未有过的。当时五角大楼的一名高级官员回忆称， “我们随后寻求一切办法（包括压箱底的东西），帮助结束这场战斗。”。
美国政府内部的压力越来越大；“伊斯兰国”被证明是一个顽强的对手，中东局势有可能使美国陷入地缘政治的噩梦，因为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介了叙利亚战争，支持不同的对手。在国内，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抨击奥巴马政府在面对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时表现出的无能为力。
大约在同一时期，一批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人——他们不太倾向于克制——填补了奥巴马政府的空缺。哈格尔的国防部长职位被阿什顿·卡特取代，卡特是个技术爱好者，很快就因为网络司令部停滞不前而感到沮丧。国家安全局的一位官员说，卡特不止一次地发泄他对迈克·罗杰斯的愤怒，敦促他使用他的新工具。海军上将罗杰斯已经接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也是网络战司令部的第二任司令。最后，“伊斯兰国”似乎为网络司令部提供了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这是爱德华•卡登和保罗·中曾根等待已久的机会。2016年4月7日，网络司令部开始组建联合特遣部队—阿瑞斯（Joint Task Force-ARES），一个以希腊战神命名的由50到100人组成的小队。到了6月，卡登已经组建完成美国首支公开承认的网络空间作战部队，而中曾根将指挥该部队。国家网络任务部队的创新之一是，所有的不同军种的团队都按照同样的标准接受训练——空军的交互操作员拥有与海军陆战队员相同的技能，对于一支通常让每个部门根据自己的优先事项进行训练的军队来说，这是一个半激进的想法。这意味着中曾根能够从各军种汇集最好的战士。中曾根在他的国家网络任务部队办公室开辟了一个空间，用来容纳阿瑞斯小队，从他自己的办公室乘一小段电梯下去就能到达。
这个团队——在屏幕和立式办公桌环绕的开放空间里工作——对于来自硅谷的访问者来说看起来很眼熟；其团队精神对于军方来说是异乎寻常地平等。巴克纳回忆称， “我们不在乎军衔或军种。我们有很多真正的低级军官、士兵、空军人员、海军陆战队人员、海军人员——在这场战斗中都是平等的。”
中曾根会定期出现在作战室。当团队提供最新情况或者权衡潜在的攻击途径时，他会仔细聆听，嘴唇在思考的时候撅起。曾担任阿瑞斯参谋长的海军预备役人员斯蒂芬·唐纳德回忆称，“我们做这些简报，在45到50分钟的会议结束时，他会坐在那里，用两分钟总结整件事情。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可以把一切都记在脑子里。”
他们必须从零开始制定作战计划。首先，他们必须弄清楚“伊斯兰国”是如何在网上运作的——这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然后才能弄清楚如何在地图上标绘出正确的目标。网络司令部副司令凯文·麦克劳夫林主持目标选择委员会，他经常在早期的简报中说，“用英语告诉我，这对他们会有什么影响？”答案往往就是一次黑客攻击，充其量只会给用户带来一点不便。相反，麦克劳夫林告诉团队不断地问自己，“你在网络上能做哪些事情，真正对战争一方产生影响？”
和以往一样，国家安全局经常踩刹车。斯诺登泄密事件暴露了该机构的许多秘密项目和能力，迫使该机构煞费苦心地重建其漏洞和在全球的基础设施。现在，网络司令部冒着泄露它幸存项目和新基础设施的风险。经常有关于特定资产或漏洞的使用和危害权衡问题的争论。
卡登回忆称，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军方战士与情报专业人员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旧理念冲突，前者面向战场，而后者在暗处行动，本能地保护自己的藏身之处和秘密后门。对于阿瑞斯来说，这样的冲突首当其冲。卡登称，“他们会说，‘如果你这样做，他们就会知道是你！’我只是看着他们说，‘谁在乎呢？当我使用火炮、攻击机、喷气式飞机的时候，你以为他们不知道这是美国吗？’”
自始至终，来自上层的压力始终如一。一位高级官员回忆道，罗杰斯“想全力以赴通过这次考验”。即使这项工作只进行了几周，五角大楼官员还是开始在媒体上抱怨进展缓慢。工作人员每天工作14小时，每周工作7天。
最终，阿瑞斯完成了侦察并奠定了基础，渗透了“伊斯兰国”的网络和通信渠道，安装了恶意软件和后门，以确保以后的访问。总统听取了简报。这个计划被称为“发光交响乐行动”（Operation Glowing Symphony），它试图利用一个粗心的弱点在线对抗“伊斯兰国”。阿瑞斯小组发现，尽管“伊斯兰国”的全球媒体活动复杂多样，恐怖组织和大多数互联网用户一样懒惰。它所做的几乎所有事情都能通过仅10个在线账户进行关联。
2016年11月8日——美国大选日——D-Day来临。阿瑞斯有条不紊地发动了一场数字攻击，目标是该恐怖组织进行内部通讯和招募潜在成员的能力。唐纳德回忆称，“我们启动了所有东西。”
几乎立刻，他们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障碍：他们试图入侵一个目标账户，突然冒出一个简单的安全问题: “你的宠物叫什么名字?”作战区弥漫着一种恐惧的感觉，直到一名分析师从后面大声讲话。他说答案是1-2-5-7。这位分析师解释说，“我已经观察这家伙一年了——他什么都用这个。”果然，密码起作用了。“发光交响乐”开始启动。
这个小组一个接一个地阻断“伊斯兰国”账户，删除文件、重置控制、禁止该组织在线行动。中曾根去年在一次罕见的采访中告诉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的狄娜·邓波-拉斯顿称，“在开始的60分钟内，我就知道我们将取得成功。我们会看到目标开始倒下。这很难描述，但你可以从气氛中感觉到，战士们知道他们做得很好。”
在第一天的几个小时里，战士们在每个目标被下线时都会从挂在墙上的一张大纸上将其划掉。但那仅仅是开始。在之后的阶段，阿瑞斯小组开始动摇“伊斯兰国”对自身系统和成员的信心。该小组降低了该组织的上传速度，删除了关键文件，并在其网络上散布IT小精灵，目的是给伊斯兰国迄今为止的平稳全球发展注入阻力和挫折。特遣部队也开始寻找“致命火力”的候选人。总而言之，阿瑞斯总体上是成功的——“伊斯兰国”的媒体帝国，从在线杂志到官方新闻应用程序，一点一点被关闭后，“伊斯兰国”的运作逐渐放缓。
这次攻击成为美国可以在网络空间发动攻击的重要证据。巴克纳称， “‘发光交响乐行动’炸掉了大坝，它提供了一个人们可以理解的实际行动案例。”
阿瑞斯的成功也很引人注目，因为在米德堡似乎没什么其他事进展得利。2016年整个夏天，一个被称为“影子经纪人”（Shadow Brokers）的组织一直在发布以某种方式从国家安全局窃取的黑客工具和漏洞。同年8月，联邦调查局秘密逮捕了一名前国家安全局合同工，原因是他从该机构窃取了大约50 TB的数据。调查泄密事件的特工对于他们在国家安全局最精英的单位之一，发现的某些安全程序不足感到震惊。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和国防部长卡特都开始觉得罗杰斯在锁定国家安全局皇冠上的宝石方面做得不够，而且他通常不是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
虽然他是一位出色的技术专家，但这位职业海军军官似乎不适合指挥庞大的文职人员。他会对员工发脾气，在会议上严厉斥责高级网络司令部官员，与国家安全局的文职发生冲突，后者有时似乎认为他的指令更多的是建议而不是命令。克拉珀和卡特还严厉批评他在公众演讲和巡回演讲上花了太多时间，告诉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米德堡。（克拉珀在一次谈话中告诉他，“待在家里也许是个好主意。”）到那年秋天，他们已经开始敲定让罗杰斯淡出的计划，将“双帽”职责一分为二——将米德堡分拆为军事网络司令部和民用国家安全局。奥巴马对于这样的重大改组犹豫不决，认为最好留给他的继任者来做这个决定，他当时以为希拉里·克林顿会接任总统。
但是随后，由于“发光交响乐行动”头几个小时给“伊斯兰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唐纳德·特朗普的意外胜利颠覆了所有的计划和假设。事实上，这次选举在很多方面让情报界措手不及。由于俄罗斯实施了复杂的“三管齐下”的攻击——入侵和泄露民主党电子邮件、渗透投票系统和数据库的努力，以及旨在扩大党派分歧的广泛的社交媒体运动——美国情报官员在竞选过程中只抓住了这场运动的模糊轮廓，他们担心公开对抗它可能会促使俄罗斯企图破坏11月的选举。米德堡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做出足够的回应: 国家安全局没有认识到俄罗斯的努力范围，网络司令部从未被告知要进行反击；当时的官员回忆，军方从未真正参与其中。当时网络司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称，“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盲点。我不记得有人找我们，告诉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阻止这一切发生。”现在，随着选举结果的涌现，俄罗斯人似乎已经摆脱了干预，甚至看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唐纳德·特朗普当选。
罗杰斯明白在克拉珀和卡特面前自己的职位有多脆弱，他很快就接受了特朗普，利用个人假期在选举结束几天后在特朗普大厦会见了这位当选总统。突然之间，奥巴马的白宫放弃了改变国家安全局结构或领导层的任何希望，担心被认为是在惩罚一位与其对手结成政治联盟的军方领导人，尤其这名对手似乎对构筑俄罗斯丑闻至关重要。奥巴马政府五角大楼的一位高级官员解释称，“他们认为解雇他和谈论分割完全是有危害影响的。”
所以最后，国家安全局的功能失调以及政府对美国如何在网络空间开展作战不确定性，都被奥巴马不可预知的共和党继任者踢到了横梁上。
六
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的头几个星期，并没有让一直处于困境的国安局振作起来。就在他上任几周后，他愤怒地发表推文说，他怀疑泄密源自米德堡。他在2月15日凌晨7点的推文中写道，“情报部门（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非法向《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提供信息。就像俄罗斯一样。”很快他就把整个华盛顿的情报和军事机构描述为“隐形政府”（deep state）。这样的评论震惊了国安局内部人士，他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对于任何统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可以提供其开展工作的日常知识并保证美国安全。正如一位国安局内部人士告诉我的，“就像我父亲说我是妓女；你根本无法理解。”
尽管总统不断攻击情报界，特朗普还是为自2010年网络司令部成立以来最重大的网络政策转变提供了机会。早在本届政府成立之初，特朗普的幕僚们就知道他们想要改变现状。他们对美国需要在网络上更具侵略性的直觉，与在奥巴马政府后期在国防机构内部建立起来的消极反抗思想相左，与中曾根这样的网络鹰派相一致。一位国防部官员表示：“为了使网络成为真正的战略能力，它需要随时可用，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我想我们已经得出结论，我们过去的克制，实际上是自身的升级。”
五角大楼官方顾问团——国防科学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已经或多或少地开始提出这样的论点，即美国传统的网络拘谨壮了外国对手的胆。尽管“发光交响乐”表明美国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但此类行动仍然是个例外。伊朗、中国、朝鲜和俄罗斯可以随意发动虚拟攻击和行动，这些攻击和行动未达到战争阈值，却在削弱美国力量。美国一次又一次地在相对沉默中经历了网络暴行: 中国2014年盗窃政府人事档案; 朝鲜2014年涉嫌黑客入侵索尼; 俄罗斯2016年试图操纵总统选举。一位前白宫高级官员称，“他们拿走了我们的午餐。我们说我们拥有所有这些能力，但是我们的官僚程序却没有实现这些能力。”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孤立无援，这位官员称，“两党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另一位高级网络官员总结了特朗普执政初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三部曲，“止血，停止制造流血的东西，让对方流血。”
2017年，特朗普政府开始制定全面的国家网络战略，旨在使美国处于更灵活、更积极的立场。这项工作来得并不是很快。当特朗普本人积极淡化任何有关俄罗斯干预选举的言论时，总统办公室以外的每个人都感受到即将到来的2018年中期选举的时钟在滴答作响，并渴望对外国干预采取更强硬的立场。2017年，随着两起由国家支持的大规模勒索软件攻击肆虐全球，这种预感有所增强。这两个勒索软件分别是俄罗斯的NotPetya病毒（实际上包含了一个从国家安全局窃取的黑客工具）和朝鲜的WannaCry。这些攻击通过企业网络造成了数亿美元的破坏。
无处不在的网络攻击给米德堡日益恶化的局势又增加了一个复杂因素：大公司正在挖走它的人才。摩根大通（JPMorgan）甚至在几英里外开设了一个安全中心，通过免除搬迁麻烦来吸引国安局的工作人员。
2018年春天，有消息称迈克·罗杰斯即将离任。对于那些在过去十年里一直与中曾根一起工作的人来说，当他被提名为下一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和网络司令部领导人时，真正令人惊讶的只有一件事: 一位前国家安全局高层领导人说， 来得“比人们想象的要快”，“他很快就接手了那个职务。”
七
在一个政治两极分化的时代，通过参议院的确认程序，中曾根脱颖而出。他最大的挑战是在大斋节期间与参议员进行强制性的见面会。虔诚的天主教徒中曾根选择在那一年放弃肉类和咖啡因；他经历了这个使人精疲力尽的过程，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没有喝一杯咖啡。（即使是现在，作为国家安全局局长，如果他的行程安排碰到了“圣灰星期三”这样的圣日，他的车队也会停在教堂。）
最终，他的确认听证会只是一次坦诚交流。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提出，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的网络沙袋”。中曾根直言不讳地表示赞同。中曾根在谈到外国攻击者时称，“我想说，目前他们认为自己不会出太大事情。他们不怕我们。我们无所作为的时间越长，我们的对手建立自己的准则的时间就越长。”
沙利文问中曾根那是不是好事。中曾根回答说，“这可不妙，参议员。”这也许是中曾根对他自己战略愿景的最简洁的公开声明。
中曾根在米德堡的升职，完成了美国三大情报机构一个鲜为人知但重要的转变：三个具有争议的、传奇性的公众人物——詹姆斯·科米、迈克·蓬佩奥和迈克·罗杰斯——他们在本届政府开始时曾领导过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但在18个月内都被相对平淡的专业人士所取代: 克里斯托弗·雷、吉娜·哈斯佩尔和中曾根。根据各种说法，在特朗普时代美国政府的日常混乱中，这三个人都满足于淡出人们的视线，而且都密切合作。
中曾根的低调和沉稳是米德堡特别受欢迎的变化。一名监督中曾根的前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人们喜欢为他工作。这一点在所有地方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专业、敬业、谦逊。”甚至连国家安全局的气氛也变轻松了。这位前特朗普官员表示，“在短短六个月里，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转变。现在，突然之间，你有了一个正在制造出许多惊人的好东西国家安全局。”
在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行动速度不够快，无法应对无处不在的网络战争威胁的时，中曾根上任了。2018年，一位前官员对我说，“我们现在正处于9/11事件。就好像9/11那天被放慢到5到10年，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周围的高楼正在倒塌。”
中曾根继承了自亚历山大时代以来显著改变的政治和军事格局。网络司令部已经成熟，从中曾根起初建立其时的几百人大幅增长至超过6000人。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约有38000名工作人员，外加近20000名合同工。
中曾根不仅拥有庞大的帝国，还拥有新的权力。白宫授予他对进攻行动进行决策的权力，而这一权力一直由总统本人紧握。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已转向所谓的Auftragstaktik，一个普鲁士术语，翻译过来就是“任务式命令”：白宫提出目标，指挥官决定战术。正如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所说，“总统明确了他的目标和战略方向，然后指示他的团队在适当的范围内实现这些目标和方向。”（这种方法似乎既反映了支持敏捷性的真正战略愿景，又反映出对总统关注范围的妥协。这位前白宫官员表示， “无论是网络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总统并不特别关心细节。”）正如一位国防官员解释的那样，“特朗普，只有他有勇气（或者你可以称之为轻率）说，‘当然，做那件事，放开这件事。’他实际上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思考二级或三级效应。”
这种方法在2018年9月被编入政府完成的网络战略，这是15年来的第一次，由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约翰·博尔顿指导。博尔顿在中曾根接管米德堡的几周前刚刚进入白宫工作，他也推倒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网络行动的审批程序。一位前白宫官员表示：“我们已经认识到，不减少官僚作风就不可能变得更具侵略性。”
中曾根在他称之为“持续交战”理念下迅速接受了他的新授权。2018年秋天，网络司令部将目标对准了干涉2016年大选的俄罗斯黑客，直到今年夏天，特朗普总统才正式确认了这次网络行动。这次行动被称为“综合神学”（Synthetic Theology） ，目标是“互联网研究机构”（译注：俄罗斯政府所属机构）的网络巨魔，对他们发出特定警告（信息是“我们知道你是谁”） ，并在2018年大选日当天将“互联网研究机构”踢下线。
这个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为了让敌人陷入困境。一位官员解释称，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事情，可能只是在和你的敌人进行纠缠，让他们花同样多的时间试图弄清楚他们有什么漏洞、谁搞砸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将会消耗你的敌人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网络司令部对“互联网研究机构”的骚扰似乎奏效了; 中期选举进行得很顺利。众议院情报和军事委员会（上述委员会监督中曾根的部门）成员、美国众议员伊莉斯•斯蒂芬尼克（Elise Stefanik）称，“2018年的选举取得了巨大成功。”从许多方面来看，“持续交战”策略是一种尝试，旨在将中曾根2016年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经验，与国家安全局战略耐心的旧理念相协调。网络攻击不能像战斧导弹那样在几小时内部署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曾担任陆军网络政策负责人并于去年退休的巴克纳称，“对于网络作战，你不能只是问军方，‘好的，我们等你了’，那些访问和对敌人如何在网络空间工作的了解是多年积累起来的，如果你想在几年后能运用，你需要现在就着手。”
2019年6月，俄罗斯行动结束8个月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机。作为回应，网络司令部攻击了伊朗军事通信网络，并删除了帮助伊朗在波斯湾锁定油轮和其他船只的追踪数据库。几个月后，网络司令部派遣了一个小组前往黑山，亲眼看看俄罗斯是如何渗透那里的网络的。中曾根将其称为“前沿狩猎”（hunt forward）任务，可为未来对美国的攻击做好更好的准备。小组还去了乌克兰和马其顿。
在今年秋天的《外交事务》中，中曾根与他的高级顾问迈克尔·苏尔迈合作撰写文章，试图勾勒出新的战略，“我们了解到，我们不能等待网络攻击影响我们的军事网络。我们了解到，捍卫军事网络需要在军事网络之外开展行动。”
美国国家安全局还采取了更多举措，与更广泛的安全界进行了更多沟通；过去一年，针对漏洞和恶意软件发出警告的公告速度明显加快，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制定的正式披露程序。网络司令部在米德堡附近建立了一个会议空间，用来与业界举办非机密的简报会和讨论会。
奇怪的是，考虑到总统最初对国安局很愤怒，认为国安局是他幻想中的“隐形政府”阴谋的关键人物，白宫似乎对中曾根以及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司令部的工作很满意。“中曾根”从未出现在特朗普的推文中，网络政策已经成为混乱政府中比较稳定的政策之一。在白宫，网络事务长期以来一直由一名年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约书亚·斯坦曼（Joshua Steinman）负责。斯坦曼曾是一名海军军官，是硅谷奢侈袜业企业家，也是迈克尔·弗林的门生。在特朗普的高级幕僚中，他的任期比十几名更高级的官员都长。他的三件套西装、温莎结领带和奢华的袜子已经成为一种罕见的常态，他一直在管理一个愿景，即国家安全局的进攻性和防御性任务不应该是例外，而应该是常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称，“总统上任时明确表示，我们需要开始在网络空间与对手展开更积极的竞争。在过去的三年里，约书亚和中曾根将军密切合作以执行总统的目标。”
如今，美国的网络攻击已经司空见惯，白宫对其结果也很满意。2019年9月接任特朗普第四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奥布莱恩已经在网络司令部成功执行任务后给网络司令部写私人便条（打印并亲笔签名）。值得注意的是，从他任职开始到今年9月中旬，奥布莱恩至少寄出了两封这样的信件，尽管在此期间没有公开承认的美国攻击事件。（《华盛顿邮报》最近披露了一项干扰 Trickbot僵尸网络的行动，美国政府尚未公开承认；根据《连线》的报道，这似乎是又一次新的攻击。）
八
尽管网络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对捍卫2020年大选的具体计划保持沉默，中曾根一再表示美国将比2016年更加努力、更加迅速地进行反击。他在7月的时候承诺，“我们要采取行动。我们在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司令部的首要目标是：安全、可靠、合法的2020年选举。”
无论11月发生什么，中曾根的帝国将继续是一个相对稳固的岛屿。一位前网络司令部官员表示，“保罗刚刚使各个组织的人群平静下来。”根据各方说法，中曾根是军队41名最高指挥官中仅有的四名少数族裔成员之一，在米德堡很轻度运用他的权威。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抓住任何机会从朋友那里搜集建议，然后用自己最喜好纠缠他们：“你读过这本书吗? ”（他最近一直在推介雷蒙德•科斯雷奇的《先好好领导自己：透过独处启发领导力》，这是一本无关科技的思维论著。）他很讲礼仪、很亲切、训练有素。他的助手和同事开玩笑说他很少回答问题超过两三句话，他的助手也习惯了他用三个要点发号施令。巴克纳称，“他这样做的时候，大家都会记录。他的沟通很简洁，这对与他一起工作的人很有帮助。”
几年前，回到戈登堡，中曾根的团队和他们的家人每周五晚上都会聚在他家的车道上，吃他们称之为“石头汤”的便餐和烧烤。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在现任职务上，他曾在国家安全局局长的餐厅招待政府高级官员参加四人晚宴。有精心打印菜单，有精湛的厨师来招待，来宾们将听取一些国家安全局最聪明的头脑的介绍，然后就该机构面临的挑战进行讨论。
米德堡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曾根是否会成为国家安全局最后一位军事指挥官；这个有着十年历史的“双帽”角色，监管着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司令部，经历了无数次将美国网络战争机器的军事部门从民用信号情报部门分离出来的尝试。特朗普的第一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曾在2018年底谈到职责分离的问题，但在付诸实施前就卸任了。军事情报部门和国会山的观察者称，他们现在几乎看不到任何此类行动的迹象。
部分原因可能是中曾根作为领导人的稳健性暂时消除了这种需求。奇怪的是，在这样一个政府和华盛顿官僚机构似乎已经支离破碎、僵化或丑闻频发的时代，中曾根最大的成功似乎只是避免引起注意——无论是好的是坏的。因为在是否要保持他现在的帝国完整的问题上，中曾根恰好观点坚定。一位官员表示，“保罗坚决反对网络司令部与国家安全局分离。” 这位官员称，这一点就像在美国网络战略的许多领域一样，“保罗的意见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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