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戈/编译
【知远导读】本文编译自美国《战略研究季刊》（SSQ）2021年春季号。1996年，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与时任参联会副主席威廉·欧文斯预见到信息技术和数据共享的重要性，认为美国如果不共享信息系统，尤其是卫星系统，其他国家将更有动力发展自己的信息系统。但他们的分析没有考虑到冗余联合系统弹性所带来的潜在效益。决策者应考虑数据共享的软实力优势，以及冗余、可互操作系统带来的弹性优势，从而在信息时代为获取和保持实力开辟一条更稳健的道路。本文讨论了奈和欧文斯预言的限制数据访问的弊端，进而针对侦察卫星、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太空态势感知系统等三个太空信息系统，研究提出了系统冗余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益处。
1996年，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与时任参联会副主席威廉·欧文斯认为，美国将引领信息革命，进而增强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实力。但保持技术优势的关键是共享这些信息。他们建议美国提供一个“信息保护伞”，共享信息以获得对盟国的影响力，保持其领导地位。他们指出，美国对这些技术领域的投资和经验具有相当大优势，如果美国不共享其知识，将会激励其他国家各自发展能力。如果美国这么做，可能是一种在行动前建立联盟或在冲突期间改变受援国决策的方式。
奈和欧文斯建议，美国的“信息保护伞”应该效仿“核保护伞”模式。与核保护伞一样，信息保护伞将为盟国提供保护，并为互利关系奠定基础。他们承认，这需要克服长期以来对公开分享情报的偏见。存在的担忧主要包括披露信息来源和获取信息方法的风险，以及美国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这些担忧可能会削弱美国的优势。但他们的结论是，“选择性地共享这些能力，不仅是建立联盟领导地位的途径，也是保持美国军事优势的关键。”
与核保护伞的比较提供了一个有用示例，可以预见信息共享（尤其是太空信息）的潜在益处，但这种比较并不完美。核武器发展受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严格限制，但太空信息技术没有类似制约。与该技术扩散相关的危险也几乎不被认为是危险。这一因素不仅使开发和维护信息保护伞变得复杂，也扩大了可用的政策选择。在许多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发现在盟国间共享数据并鼓励发展独立太空系统是有益的。
美海军研究生院国家安全事务系教授詹姆斯·莫尔茨指出，“以网络为中心”的太空技术，基于通过冗余系统和商业及国际伙伴关系获得弹性，在当今世界可能比单纯强调国家技术的传统权力观更为重要。此外，莫尔茨认为，在这种新的权力形式上，美国比潜在对手更具优势。美国拥有能够开发和维护先进太空系统的盟友，而其主要对手俄罗斯和中国几乎没有拥有这种能力的亲密盟友。这表明，将信息共享和协调的太空技术开发相结合，实现功能更强大、更具弹性的互操作系统，可能比单独共享信息具有更大的安全优势。
本文考察了三种军事太空领域信息技术的历史发展——侦察卫星、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和太空态势感知系统，证明在这些领域，奈和欧文斯的警告确实有先见之明。美国在数据共享方面保持沉默，促使盟国发展独立能力。但研究案例也表明，这些发展导致美国将在冗余和弹性方面获得不可预见的利益，这些利益目前在美国军事力量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三个案例表明，如果美国奉行一种既鼓励信息共享又鼓励发展互操作系统的政策，那么美国本应能够更早获益，也可以减少盟国间的紧张关系。从这些案例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可用于未来决策。
侦察卫星
自太空时代开始，侦察卫星的价值就显而易见。美国第一颗侦察卫星“科罗纳”于1960年发射。这颗卫星在两天内收集到的苏联图像比U-2侦察机两年收集的还多。在此基础上，美国的侦察计划迅速推进，至1972年，共发射100多颗侦察卫星。
在此期间，侦察卫星技术和数据受到严格控制。1972年，美苏签署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条约提到了通过“国家技术手段”进行核查。尽管条约双方都理解这指的是侦察卫星，但他们不公开承认这些装备的存在。甚至开发遥感卫星的美国国家侦察局（NRO），在1992年前都处于保密状态。
美国对侦察卫星高度保密，不愿分享技术和数据，也延伸到了盟国。1973年，以色列提出希望获得美国的侦察图像，以支持赎罪日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但美国回应，由于卫星受损，无法获取信息。尽管这可能是事实，但以色列不相信，并选择发展自己的侦察卫星。1988年，以色列发射了第一颗侦察卫星“奥费克1”。这使以色列成为继美国、苏联（1961年）和中国（1975年）之后，世界上第四个拥有侦察卫星的国家。
1991年的海湾战争证明了美国与盟国共享侦察数据的持续局限性。1992年，法国要求美国提供卫星图像，遭到拒绝后，法国开始了自己的侦察卫星计划。1995年，法国发射了第一颗侦察卫星“太阳神1A”，随后，系列卫星的性能越来越强。法国是第五个研制侦察卫星的国家，卫星数据被用来支持法国的独立决策。2015年，一位法国军方官员表示，正是由于“太阳神”捕获的图像，法国才拒绝参加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行动，因为法国对卫星图像的独立评估与美国的情报解读相互矛盾。相关国家侦察卫星首次发射日期参见下表。
相关国家第一颗侦察卫星发射年份
尽管其他因素可能会影响这些决定，如技术能力和威望，但美国不愿分享自己的侦察数据也对以色列和法国发展各自的侦察卫星系统起到作用。此外，一旦这些国家发展这项技术，他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政策自由分享由此产生的信息或技术本身。
与美国不同，法国选择合作开发侦察卫星。“太阳神1”号卫星是与意大利、西班牙联合开发的。随后，“太阳神”卫星项目将希腊和比利时纳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德国开发了自己的侦察卫星系统“合成孔径雷达-放大镜”（SAR-Lupe），卫星配备了雷达成像设备，可在任何天气和照明条件下收集信息。德法进而签订了一项合作条约，允许两国共享“太阳神”卫星和SAR-Lupe卫星数据。法国也与意大利签订了类似协议，根据协议，法国可以访问意大利两用卫星COSMO-SkyMed数据，该卫星于2007年和2008年发射，也搭载了雷达设备。2017年，意大利发射了第一颗专用侦察卫星，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IAI）制造。
除国家间数据共享外，以色列、法国等国比美国也更愿出口先进卫星遥感技术。尽管从2009年开始，美国对出口管制法规进行了多年改革，但具有军事用途的遥感系统仍被严格控制在《美国防务目录》中。这些系统包括具有高空间或光谱分辨率的系统，以及具有雷达遥感特性的系统。相比之下，在美国推动下开发自己侦察卫星系统的盟国，已显示出愿意出口这项技术的意愿。2009年，印度发射了第一颗侦察卫星“雷达成像卫星-2”号（RISAT-2），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制造。同年，土耳其与法国泰利斯阿莱尼亚宇航公司和意大利空间通信公司（Telespazio）签订合同，购买2016年发射的高分辨率图像卫星。
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促进了能够提供高分辨率图像的商业遥感公司的发展。事实证明，企业出售的数据对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都很有价值，因此这些公司受到严格监管。这些图像的空间分辨率受到限制，确保精度低于军事侦察系统的数据。公司通常被禁止在特定地理区域、向特定客户、在特定时间销售数据。不仅企业受到所在国的监管，美国还实施“支票快门控制”（checkbook shutter control）。也就是说，美国以独家授权方式购买所有可用图像，这样其他人就无法获取这些图像。因此，美国甚至可对外国商业体系施加某种程度控制。一些国家可能发现，其国家安全需求只能通过商业卫星数据得到满足，由于数据获取的持续限制及能力差异的存在，各国侦察卫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正如奈和欧文斯所言，由于未能充分共享数据，美国为盟国更快开发自己的卫星系统创造了更多动力。别国一旦开始研发，美国就放弃了作为数据提供者的影响力，也放弃了对信息和基础技术扩散的控制。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美国有限的数据共享也激励了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的独立联合开发。1959年，美国防部发射了第一颗试验性导航卫星——“子午仪1A”。该系统通过测量卫星信号中的多普勒频移来确定接收机在地球上的位置。美国防部计划使用该系统精确定位携带“北极星”导弹的潜艇，该系统于1964年投入使用。第二套卫星导航系统“Timation”（时间与导航）于1967年发射，用携带精确时钟的航天器进行试验。该项目进而发展成为1973年建立的“全球定位系统”（GPS）。至1978年，共有4颗GPS Block 1卫星投入使用。尽管直至第24颗卫星入轨（1993年），GPS系统才被视为在全球范围内运行，但该系统在早期已被证明具有实用性。
苏联也并行开发了另一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即“格洛纳斯”（GLONASS）卫星导航系统，至1985年已有10颗在轨卫星。该系统于1996年全面投入使用，但没有得到维护。1998-2006年间，该系统平均只有不到10颗卫星。2010年，又恢复了全部运转能力。
1983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韩航空007航班空难事件。大韩航空KAL007号航班误入苏联领空，被苏联一架苏-15战斗机击落。事件发生后，里根总统宣布将GPS信号提供给民用。但民用信号精度只有约100米，远远低于军用信号的10米精度。美国政府还具有“选择性使用”的能力，可将民用信号降级或禁用。尽管有这些限制，民用GPS接收器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生产。
1992年，欧盟委员会在给欧洲议会的一份信函中指出，尽管美军方目前允许GPS信号免费用于民用，但有可能随时终止。此外，民用信号精度不足以用于民用航空导航系统，而这一应用需求非常迫切。1994年，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制定欧洲卫星导航战略，欧委会对此做出回应，提出建立独立的欧洲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议。
为响应这一运动，并认识到建立在GPS上的日益增长的商业产业，时任美总统克林顿发布指令，声明美国将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连续不断提供GPS信号，免费供直接用户使用。”该指令还表示，美国将在十年内停止选择性使用GPS，美政府将倡导将GPS作为国际标准。但这为时已晚，欧洲仍将继续推进其独立的“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卫星系统的开发。
2001年，时任美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致函部分欧盟国家国防部长。他指出，欧洲的“伽利略”系统可能会使美国改进GPS的计划复杂化，因为“伽利略”的信号可能会干扰升级后的美军GPS信号。此外，伽利略系统的民间论坛不足以充分评估该系统对安全的影响。
欧洲领导人对这一行动反应不佳。法国总统希拉克警告说，如果欧洲放弃这个项目，将面临“沦为附庸国”的危险。负责该项目的欧盟委员对“美国对伽利略项目施加压力”以及进一步推迟的前景表示失望。欧盟委员会于2002年批准了下一阶段的开发，并组织了国际合作，以确保与美国GPS、俄罗斯GLONASS系统兼容。2016年，伽利略系统达到初步运行状态。伽利略全面运行后，将成为继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后，世界上第四个全面卫星导航系统。美国再次拒绝以一种有意义、可靠的方式提供数据，从而激励了盟国建立一套独立系统，而美国为阻止事态发展的所作所为又导致了日益紧张的局势。
太空态势感知系统
上述情况在太空态势感知（SSA）系统中再次上演。太空态势感知系统用于跟踪和分析太空物体，以确定它们在哪里、它们是什么、以及它们未来可能在哪里。1957年，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 I），标志着人类进入太空时代。自此，美国一直在跟踪太空中的物体，1958年至今，美国已拥有一套运行中的太空监视系统。美国防部与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开展合作，后者也需要跟踪卫星，两家实体的观测结果由国防部分类。1960年，在第一颗“日冕”侦察卫星发射后，美国防部出于安全考虑，决定保留一些数据。美国防部首先对敏感信息目录进行筛选，然后将数据提供给航空航天局，再由航空航天局将这些信息共享。在此过程中，美国防部维持着一个完整的跟踪系统，同时向航空航天局提供子集数据，进行广泛分发，这个过程持续了40多年。
2001年，时任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领导的美国国家安全太空管理与组织评估委员会发布《美国太空军事化管理与组织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评估报告，该报告也被称为“拉姆斯菲尔德报告”。报告认识到美国军事和经济对太空资产的严重且日益增长的依赖，指出太空资产对对手具有潜在吸引力。该报告警告避免出现“太空珍珠港”，强调有必要提高太空态势感知能力。太空态势感知对避免卫星与太空碎片意外碰撞、探测与认定对太空资产的攻击都至关重要。
对太空态势感知数据的需求除军事目的外，人们也认识到，随着商业活动及太空资产民用依赖的增加，美空军应对美国和其他友好卫星运营商提供威胁预警。2000年，一份美国防部备忘录指示美空军研究向商业和外国实体提供太空态势感知支持问题。美《200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指示美空军太空司令部对该问题实施项目试点，该试点项目后来演变为“太空态势感知共享项目”。
尽管该试点项目的既定目标是鼓励国际合作、提高透明度，但最初的实施并未达到预期。美空军维护着两个目录，一个是内部高精度目录，包含所有被跟踪物体的详细信息；另一个是可公开访问的太空轨道目录，包含太空资产的更多基本信息。美国防部例行性地进行联合分析，以确定美军用航天器发生碰撞的风险，而公共目录不足以支持进行此类分析。2009年，美国铱星卫星通信公司的一颗商业卫星与俄罗斯已报废的“宇宙2251”军用通信卫星相撞，事故导致产生大量太空垃圾，而事故发生时，铱星公司并未收到预警。该事故将这种目录运行方式的局限性暴露无遗。
铱星-宇宙卫星相撞事故后，美国开始对所有运行卫星进行联合分析，并在可能发生碰撞时联系卫星运营商。然而，这些工作难以在卫星运营商合作愿望和保护敏感数据需求之间取得平衡。美空军一位分析人士称，早期协助运营商规划避碰演习“有点像玩‘马可波罗’游戏”。
此后，美军采取措施极大改进了这一状况。截至2019年，美战略司令部已与19个国家、2个国际组织、超过77家商业卫星所有者、运营商和发射公司签署了太空态势感知服务和数据共享协议。这些协议允许更系统地共享更高质量数据。美军方也开始通过公共目录增加数据获取量。此外，近些年出现了商业化太空态势感知实体，尤其在美国，这些实体可向国内外卫星运营商出售太空态势感知数据和分析报告。
但太空态势感知数据共享仍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虽然最近有所改进，但公共目录提供的数据仍然不够准确，不足以进行关联分析，美国对其共享的信息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即使共享更准确的信息或关联分析，美国也不提供对其数据源或算法的深入见解，这使得用户无法独立评估准确性或进行深入分析。
此外，美国还保留在不事先通知或解释的情况下拒绝参与者访问太空态势感知数据和信息的权利。太空态势感知数据共享的参与者，在未得到美国明确批准的情况下，不得重新分发数据。用户还注意到，虽然目前数据是免费提供，但美国政府不保证将来会继续如此。除了这些特定限制外，一些合作伙伴仍然不太愿意依赖美国军方的项目，因为项目的优先事项和关注点可能与外国、商业和民用用户有所不同。
美国数据共享系统发展缓慢，再加上这些系统的持续局限性，促使一些盟国开始开发独立系统。2005年，欧盟委员会召集一个太空专家小组，就欧洲太空政策安全问题拟制报告。该小组指出，虽然美国目前免费提供跟踪数据，“但这种情况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改变，已经提供的数据并不详尽，也无法做到在需要时提供。”小组建议将发展欧洲太空监视能力作为一项高度优先活动。欧盟委员会于2008年宣布将发展这种能力，强调欧洲需要政治和技术上的自治。2016年，“欧盟太空监视跟踪系统”开始运行。
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IDA）2018年一份报告指出，对美国防部提供的数据缺乏信心，是许多外国和商业实体发展自主能力的主要驱动力。美国防部数据透明度不足，特别是缺乏对处理方法的深入了解，是令人担忧的主要原因。有些人则提请注意所提供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韩国政府官员估计，在美国防部跟踪的目标中，韩国只能接收到约40%的数据。除了欧洲和韩国，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发展或提高国家太空态势感知能力。
意想不到的受益：系统冗余与性能提升
正如奈和欧文斯所指出的那样，在上述情况中，美国都拥有基于先进技术的信息优势。虽然美国确实向盟国提供了一些数据，但并未满足盟国的需求和期望。在这三个案例中，盟国直接将美国缺乏数据共享作为开发独立系统的一个因素。美国选择限制数据共享（与使用数据共享作为联盟领导的基础、并保持技术优势相比），导致美国与盟国间的紧张关系，并促使盟国决定开发独立系统。
在奈和欧文斯看来，这种做法被视为美国战略上的失败。但盟国独立系统的发展却最终使美国受益。随着美国对太空资产的依赖程度增加，其脆弱性已日益令人担忧。美国《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认识到，对军事和民用太空的新威胁正在出现，应对太空领域进行投资，并优先考虑太空能力建设。对于如何战胜或阻止对太空资产的攻击，有一种被广泛认可的方法，是开发冗余、有弹性的系统。
例如，假设系统间具有足够的互操作性，如果对手破坏了GPS，美国可以切换到“伽利略”系统。对GPS的攻击可能会产生其他后果，如核信号探测，需要以其他方式进行处理。然而，如果目标是禁用GPS，使用“伽利略”的能力仍然是一种威慑。理解了这一点，对手可能首先决定不攻击GPS。冗余太空侦察和太空态势感知系统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盟国开发冗余军事太空系统，可能会显著提高美国的国家安全。通过与盟国建立伙伴关系，实现信息与技术的共享，美国可以减少在这些领域的脆弱性。
除了弹性的益处外，合作与互操作性还可以提高性能。如果美国能够通过谈判获得来自外国侦察系统的数据，这将增加分析的数据量。即使不能定期访问，美国也可以合理地认为，有共同安全考虑的盟国可能正在进行类似的监视和分析。增加收集的数据量、及分析这些数据的个人和组织数量，可以降低安全威胁未被发现的风险。
协调导航系统也同样有益。除GPS系统外，能够接收“伽利略”信号的接收器将具有更精确的定位能力。即使在崎岖地形或城市峡谷中，他们也更有可能访问足够数量的卫星来精确定位，也更有能力抵抗干扰和欺骗。美国和欧洲已经开始为建设这种军事系统而努力。
太空态势感知技术主要基于地面，但冗余的益处和性能提升的益处相似。依靠高质量的太空态势感知数据，精确探测和识别太空资产攻击的能力是阻止此类攻击的关键。就像传统的侦察数据一样，收集和分析的太空监视数据越多，就越有可能探测到不法行为并准确归类，从而提高威慑力。
虽然以上示例着重于让盟国参与冗余系统的开发运行，从而带来军事效益，对于GPS系统和太空态势感知，性能提升也将使这些系统的民用和商业用户受益。
启示与经验教训
奈伊和欧文斯在1996年认识到，能够在信息革命中领先的国家将积累力量，他们正确地将信息共享视为与盟国关系的重要杠杆。正如在侦察卫星、GPS和太空态势感知案例中所展示的那样，他们也正确地预测到，缺乏共享将增加盟国建立可与美国相匹敌能力的动机。但他们未能充分考虑到的是，独立系统可能带来的重要军事利益。
这种益处表明，奈和欧文斯的信息保护伞愿景必须更新。美国不应该通过共享数据来保持技术优势，而应该通过共享数据来鼓励合作伙伴的贡献、互操作性和弹性。正如美海军研究生院莫尔茨教授所指出的，这些属性是21世纪太空力量的关键。美国应像奈和欧文斯设想的那样，成为联盟的领导者，而联盟的目标应该是将盟国聚集在一起，在一个“可互操作的信息保护伞”中共享信息。
与盟国互动，鼓励其技术发展，而不是阻止其发展，可能会产生更牢固的关系并缓解紧张局势。美国作为信息交换和互操作的领导者，也让美军在数据共享决策方面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因为盟国并不完全依赖美国。因此，保留某些数据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小。此外，在数据共享范围内，当盟国以实物回应时，美国可以看到具体利益，从而提高了美国的军事能力。
在侦察卫星领域，这种立场可以推动与欧洲盟国进行更正式的国际协调和数据共享。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将有多种选择。与其公开最先进、高度机密的侦察系统数据，不如协调共有系统的发展，或向专门为补充盟军能力而设计的系统中提供数据。
对于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与欧洲“伽利略”系统互操作的合作工作已经顺利开展。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这种合作在10年前开始，美国本可以避免与盟国的激烈争吵。如果英国继续推进开发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计划，则可能从一开始就追求互操作来做不同的事情。
对于太空态势感知，数据共享和参与可能是最先进的。2019年7月重新成立的美太空司令部继续开展美战略司令部的相关工作，寻求达成数据共享协议，与合作伙伴实现更大程度的信息共享。这些协议还使美国能够访问来自许多不同实体的数据源，并为理解和解决系统和数据互操作问题创造了机会。一些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已将与美国系统的互操作确定为开发太空态势感知系统的目标。美国应鼓励其他国家走类似道路，与更多独立系统合作（如欧盟正在开发的系统），以便尽早探索互操作选项。
如上所述，决策者对于如何吸取这里讨论的经验教训有多种选择。在任何时候，对于所有潜在合作伙伴，都没有适用于所有技术的通用解决方案。声望、技术能力、经济、不同战略利益等因素将继续影响国家是否及何时选择发展独立能力。安全困境的动态也可能发挥作用，共享数据的决定可能有助于缓解或加剧这种情况。但这一因素可能与共享更为相关，这已延伸到美国的对手，而不仅是盟国。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必须仔细考虑共享数据及协调技术发展的潜在风险，而信息共享和互操作的潜在益处也不应被忽视。
以上示例表明，当美国决策者决定愿意分享多少数据、何时分享、与谁分享时，应该注意奈和欧文斯的警告，这些决策可能会影响盟国发展自身能力的决定。奈和欧文斯认为，可以利用更多数据共享来延长美国技术优势的期限。这里描述的例子表明，他们所认为的效果是存在的，但他们遗漏了一个关键点。莫尔茨教授指出，就信息技术而言，冗余和互操作对国家安全的价值往往高于技术优势，因为它们可以提高整个系统的能力并提供弹性。数据共享是一种在盟国中建立影响力并建立联盟的方式，当共同参与开发互操作系统时，这些关系可能会更加牢固。
结 语
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正如奈和欧文斯所预言、莫尔茨所主张的，我们对权力的概念必须适应这种新环境。奈和欧文斯认为，美国应该建立信息保护伞，与盟国共享其先进信息技术的数据，进而产生影响力并保持技术优势。他们预测，如果美国不共享自己的知识，就会激励其他国家发展自身能力。这种影响在侦察卫星、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和太空态势感知领域都可看到。
在侦察卫星数据方面，尽管在冲突期间亲密盟友提出了直接要求，但美国仍拒绝提供图像。在GPS方面，美国向别国军事用户提供了明显降级的信号，并强调有权随时进一步降级或禁用信号。事实证明，这些政策的改变太少，也为时已晚。同样，虽然美国主动建立了一个与外国实体共享太空态势感知数据的系统，但其提供的数据质量相对较低，且没有承诺长期提供。尽管共享太空监视数据的系统有所改进，但对于向盟国提供完整的高精度目录、传感器原始数据及算法，美国却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
在上述案例中，美国对共享数据的缄默导致了与盟国关系紧张，并最终促使盟国开发独立的系统。然而，这些事态发展带来了一些益处，这是奈和欧文斯在评估中未曾预见到的。独立的系统为威慑带来了冗余和弹性，当系统实现互操作，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如莫尔茨所指出，这些彼此独立的系统之间的合作为迎接21世纪挑战提供了一个优越模式。
为考虑到这一优势，美国应领导创建一个可互操作的信息保护伞。在这一国际合作中，美国与盟国分享数据。该互惠系统的另一面，盟国被鼓励开发能够贡献数据的系统，同时也可提高整个系统的弹性。如上所述，根据时间、技术、合作伙伴的不同，实施这项工作的具体途径也有所不同。信息保护伞战略认识到信息时代最大限度发挥美国力量的独特机会，即：加强与盟国关系、提高系统弹性、增强军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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