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们说到的“低质”手机轨迹数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站数据的不准确性，基站密度从百米到几公里不等，因位置而异。在闹市区基站密度高，稍微配合三角定位基本可以锁定到具体住宅小区，而在偏远郊区，可能上公里甚至数公里远。

我们也曾举过两个实际的基站定位救援实例，一个成功的，一个失败的。

* 我举的都是中国台湾省警方的救援案例——平时后台留言里，同志们没少教育我“小编，你又泄密了！”——所以我想了想，还是泄国统区的密吧，泄敌人的密㊙️，罪责会轻一点吧～

案例（一）

台湾新竹一名独居范姓男子，在山上摔断腿，打电话报警求救。但因为手机收讯不良，无法获取其精准位置，警方虽然组织连夜搜山救援15小时，最后却找到一具冰冷遗体。

当地警方表示，因为当事人无法详述案发地点，警方立即与电信公司联系，通过手机定位取得最近的基站位置，但定位的位置，跟实际找到的位置偏差了6～7公里，导致无法及时救援，造成该男子最终伤重身亡。

该男子失踪位置处于偏远地方，警方依据男子手机信号进行的定位，其实是一种单基站定位（COO定位）。即根据设备当前连接的蜂窝基站的位置来确定设备的位置。

很显然，定位的精度就取决于蜂窝小区的半径，在基站密集的城市中心地区，通常会采用多层小区，小区划分的很小，这时定位精度可以达到50M以内；而在其他偏远地区，可能基站分布相对分散，小区半径较大，可能达到几千米，也就意味着定位精度只能粗略到几千米。

这里注意到的一点细节是，电信业者提供给警方“最近的基站位置”，也许是只有一个，这样的数据所能期望达到的“精度”是远远不够的，何况上案发位置又是在偏僻的山林中，暂且不说监控移动台发送到基站台的TA值（信号到达时间差）来判断大致距离，哪怕多给出2个、3个，利用多个基站覆盖交叠区域判断，搜救也会好很多。

这种茫茫大山中搜救驴友的事情，我们大陆一样没少干，但是目前搜救手段一直停留在很传统的：人海扫荡、大声呼喊等等上，稍微显得高科技点的，也就是发个微信定位，或者经纬度坐标。

进了深山里，能有幸运之神垂顾，给你指明一个显著参照物的机会并不多，而且驴友不是日本测绘间谍，像小编的老婆报告位置都是说，路边有棵树，还有路灯…

而很多“经验丰富的资深驴友”、救援队甚至不知道经纬度坐标系还有WGS84和GCJ-02等等多种之分，经常一偏移都是6、700米远，还别小看这距离，隔山如隔世，当年胡宗南进攻陕北根据地，毛主席没少跟他们隔着条小山沟捉迷藏。

有点扯远了，回到主题来说，就是定位精度的问题，从单基站误差，到坐标系不同…各种原因层层打折，如果再没有良好的数据甄别，真的有时候帮倒忙。

案例（二）

还是说台湾省警方的。北市士林警分局接一男子急报案，称老婆撂下狠话：“你逼我上绝路，我就带小朋友离开人世！”，疑是要带着孩子要寻死，警方不敢怠慢，特事特办，10来分钟申请到电信业者进行手机定位。

这次由于是在闹市区，很快锁定了位置在社中街河堤附近，担心真的投湖寻短，警方也是立刻赶往该地点核实，最终并无险情发生。最终继续联络，好在女子回心转意，有惊无险。

其实这严格上说也算不上“成功”，像在北市这样繁华的街头，基站林立，“碰巧”就能锁定到机主50米也是很正常的。说这个例子是为了和前面第一个例子做比较，山区搜救，千万不能拿着一个基站点就兴冲冲杀出去了。

* 在闹市区确定50、100米精度不是很大问题，但找到一个小区，如果面对的十几栋大楼，栋栋都是几十层的摩天大楼，楼楼都是七、八个单元呢？几千上万户呢？当然有其它手段，再说真的泄密了。

案例（三）

前面两个案例主要说的是数据的“质量”，下面这个是本土检察官的案例了，说的是对数据的分析。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官在承办一起6名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坏财物案的过程中，反复比对船舶航行轨迹100多海里，侦查实验走访70多公里，筛查通话短信详单560多条…最终，通过数据，发现存在的多方矛盾和疑点，让深陷“囚徒之境” 的6名渔民得以获释。

2016年11月4日晚，福建莆田湄洲湾海域“浙象渔运03131”渔船正驶往泉港，不幸的是，渔船误入海带养殖区，螺旋桨缠绕到渔网和缆绳导致船舶无法动弹，船长肖珠贵只好向船老板肖国添求救，肖国添遂与“闽狮渔F570”号船舶老板肖立忠联系，由其组织肖和贵等人驾驶船只连夜赶往被困海域进行施救。但次日清晨，公安机关称他们在脱困时割坏了养殖公司的渔网，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将肖珠贵等人刑事拘留。

报案的是莆田市华航海洋渔业公司，公司员工在11月5日发现安放在福建莆田鸬鹚岛海域的大型渔网遭到破坏。但案发地点位于海上，与普通陆地犯罪截然不同，渔网被破坏时被害人没有在现场，也没有目击证人及监控视频，而经筛查相关时段内附近海域的数十艘船舶AIS轨迹均未发现任何线索，侦查机关如何锁定本案犯罪嫌疑人?

一切要靠证据说话，随着检察官审查工作的深入，诸多疑点浮出水面：肇事渔船被困海域是否被毁坏渔网所在海域？渔网损失情况与渔船脱困行为有无必然联系…

承办检察官重新对全案8卷100多份证据反复比对分析，一份肖珠贵当日的通话详单映入眼中。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和直觉,检察官张似凡隐约感觉通话详单中应当隐藏着具体位置信息。

基站信号并非呈圆形向外发射，而是分成三个120°扇形发射区域向外发送信号，每次通话以“小区编号”代码进行记录，在地图上对数十个通话扇区逐一标注后,他们惊奇地发现各扇区均指向同一位置：南日岛东北面海域。

同时，肖珠贵拨打求救电话时并未使用离案发点仅10公里的两个优先基站信号，而是使用了相距案发点约32公里南日岛北面的罗盘岛基站，该基站信号覆盖范围不超过15公里。他们还发现了肖珠贵当时使用了非莆田基站信号，可以推定船只被困点应位于莆田与外市的交界海域。

侦查机关认定的案发点位于莆田中部海域，而犯罪嫌疑人辩解的被困点则正好位于福清海域附近。在茫茫大海上，肖珠贵不可能有分身术。检察官作出了大胆推测：船舶被困地点并非在安放渔网的海域。

为验证推断，检察官进行了侦查实验，协同专业人员前往案发海域，根据现场核实通话清单使用的各个基站扇形发射区，结合具体经纬度，往返60多海里，最终确认肖珠贵拨打电话的坐标就是位于福建南日岛东北面海域，与案发海域相距约30公里。

此时，船老板肖国添被抓获归案。因肖珠贵多次供述，将被困地点经纬度发短信给肖国添，但肖珠贵手机短信已被删除，因此承办检察官马上要求侦查机关提取肖国添手机中的相关短信，并及时开展证据固定工作，成功提取到案发当日肖珠贵发送的坐标。经比对发现当日肖珠贵发送的坐标正是南日岛东北面海域，与渔网被毁地点的经纬度并不一致，有力印证承办检察官的推测正确，最终渔民得以获释。

以上三个例子，前两个是数据的“质量”比对，后一个是数据的利用分析，作为一个位置轨迹在实际案件中的应用引子。

好了，下次继续介绍解决框架，挖掘算法，以及处理方案，如何以提高结果的准确度和精度，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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