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是信息安全中的机密性在不同场景下的重定义,研究隐私问题的密码学和信息安全技术则被称为“隐私计算”技术。隐私计算技术的发展过程，本质上是现代密码学，或者说以现代密码学为核心，协同计算机体系结构、计算复杂性理论、信息论、统计学、抽象代数、数论等理论发展的一个缩影。从技术应用角度来看，隐私计算是指借助以安全多方计算、同态加密、零知识证明、差分隐私和可信执行环境等为代表的现代密码学和信息安全技术，在保证原始数据安全隐私性的同时，解决数据的流通和使用问题，实现对数据的计算和分析。
隐私计算与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共同构造和支撑了数据要素时代一切数据流通与交易的通用型数据基础设施，在数字经济时代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战略地位，已经成为数据要素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术领域。
在各地区纷纷发力布局隐私计算的热潮之下，深圳作为全国数据资源丰富、信息技术设施建设领先的地区，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战略，将隐私计算体系作为数字经济深入发展的核心抓手，对建立全市乃至大湾区范围的隐私计算基础设施进行了前瞻性的布局研究，希望能为区域性的建设规划提供有益参考。
一、布局隐私计算基础设施的战略意义
（一）隐私计算是驱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化配置的关键技术与前序条件。
在整个互联网时代，不同性质的各类机构产生的数据形成了事实上的“数据孤岛”与“数据割据”，不仅没有形成互联互通的、高效的数据要素市场，还通过金融、广告等变现手段形成了事实上的对数据要素的垄断与把控。这些都从根本上阻碍了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上一代互联网生态在发挥了其特定历史功用之后，走向了其初衷的反面。
隐私计算技术则是实现数据要素以资产化形态互联互通的首要关键成功要素。如果说数据要素是一座座散落在不同机构主体的“油田”，那么隐私计算就是构筑“油田”与最终用户、“油田”与“油田”之间互联互通的全链路安全管道，提供跨数据、跨账户、跨主体、跨应用的数据流通、使用与计算体系，最终支撑起需要多源数据的各类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只有在隐私计算技术体系下，才能够系统性地从根本上打破“数据壁垒”、打通“数据孤岛”，将星罗棋布的“小数据”融汇为可计算、可持续分析的“大数据”。改变数据在传统要素市场配置中只是作为输出“特定产品”和“局部结论”的中间环节，真正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直接纳入市场化配置过程，实现数据要素本身真正大规模的价值创造。也只有在隐私计算技术体系下，人工智能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价值和可能性。
可以说，离开了隐私计算技术的广泛运用与部署实施，就不会有可持续的数据流通融合与价值交易，以及人工智能真正的大规模商用。只有构建分布式对等网络条件下的隐私计算体系，才能彻底打破若干互联网平台对于数据要素的垄断，由更多的参与主体来共同繁荣市场，丰富生态。
（二）隐私计算是实现数据要素价值可度量、可管控、可信任、可计算的基础底层能力。
隐私计算可以彻底改变因明文数据能被无限复制、传播而形成的数据合作“一次性买断”模式。从技术角度出发，把数据的“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通过对数据要素的“使用目的和方法”进行控制，使“数据特定使用权”成为有限供应和有限需求。并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数据要素供需合作的“唯一性”，使得数据特定使用权能够通过市场供需进行定价并大规模交易流通，形成“可持续合作”的全新模式。
隐私计算能驱动数据要素的开放流通，通过增加“有效”且可反复利用的数据供给创造新需求、通过增加数据需求牵引出数据供给，形成动态平衡的有效市场化配置机制，促进数据要素市场的良性循环。
因此，基于隐私计算技术构建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新模式，从数据要素交易角度出发，其本质不再是一次性交易数据本身，而是交易数据特定的使用价值。只要存在市场需求，就能支持反复、多次、多维度的交易流通，最大化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使用次数和使用价值，也因此能够真正释放数据要素的潜在价值。相比传统的土地要素，数据要素才是城市可以长期依托、永不枯竭、持续增长的财政资源和公共服务资源。
（三）隐私计算是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探索数字经济新财政确定“数字税”依据的有效助力。
隐私计算在解决数据生产要素使用可计量之后，能够基于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进一步推动数据要素由可流通向价值可交换升维。使得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能够像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一样，因其价值创造和财富生产而实施有效税收。“数字税”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隐私计算是为数字税征收提供有效依据的关键技术能力，更是一个城市在数据要素时代下实现数字财政和数字税收的底层基础设施。
互联网经济时代，互联网产业、流量经济迅猛发展，数字化转型升级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传统企业提升了经营效率，但以交易合同、产品收入为主的传统产业税收模式，忽略了互联网产业中由用户数据、行为数据等带来的经营红利和由数字服务带来的新型营收，造成了传统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在税收上的不公平。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字原生、数据驱动的经营模式必将成为主流发展方向，而由隐私计算支撑起的数据使用可计量模式，必将为“数据参与创造价值”的税收计算提供可行的方法和可靠的计量依据。
隐私计算能够为数据价值流通与价值交易提供基础度量尺度，从技术层面为明确数据要素的使用范围、使用方式、参与对象、价值评估等关键信息提供能力支撑和可信输入，为决策者提供“数字税”的征收依据，推动开展更全面、深入的评估与分析，建立科学合理的“数字税”制度。
二、区域性隐私计算基础设施的布局思考
站在数据成为比肩石油的基础性关键战略资源的当下，隐私计算为需求强烈但瓶颈重重的数据流通提供了破局思路。银行、政府、财税、司法、个人等数据和信息的融合开发与利用，是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也是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的内容之一：“强化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推进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在此进程中，隐私计算是能够把握风险、守住底线的利器之一。
（一）布局隐私计算基础设施的必要性
一是隐私计算基础设施是促进数据要素全面流通与有效融合的基础平台。因其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需要社会性的数据资源统筹，故应该以基础设施的形态进行统筹布局。隐私计算存在较高的技术验证、开发实施、安全审计门槛，传统实体企业及中小型企业受标准规范难以统一、技术实施成本过高等因素制约，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快速转型应用、有效释放数据要素价值，需要依托基于隐私计算构建的新型基础设施来支撑数据要素的全面流通开放、降低升级改造成本。
二是构建隐私计算基础设施能够解决社会范围海量数据高效融合的技术支撑问题，通过建立数据要素全生命周期活动的治理规范与应用模板，促进社会性数据有序流通、逐步推动产业数据开放协作，形成产业发展合力。目前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的数据多以产业数据、企业工商数据为主，而各地各级政府对于核心数据资源的流通交易仍持谨慎态度。隐私计算基础设施的统一布局建设，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政府对于数据安全与隐私信息保护的顾虑，逐步推动公共数据资源的开放，进而有序推进政企数据资源共享、提升协同治理能力，再进一步深化产业数据资源利用，提高政府施政决策、企业经营决策制定的科学性、专业性和时效性。基于隐私计算基础设施提供的隐私计算技术能力，体量庞大的政务数据能够被合规、合理的授权使用，并开放给社会或企业基于外部需求进行可控的计算分析。
三是隐私计算基础设施是通过“数字税”引导产业数据融合发展、实现数据生产要素市场统计核算的有利渠道。税收作为财政手段具有很好的产业发展引导作用。数据的特殊性使得拥有高技术能力、强流量的互联网大厂聚拢、把控了大批数据资源并转化成数字资产为自身业务变现，这不利于数字经济建设大背景下的产业整体布局与社会公平发展。
隐私计算基础设施是构建数据要素“采-存-算-管-用”全生命周期中有关数据流通规则、数据价值协作计量方法的技术基础与底层能力。配合“数字税”的不同征收标准和税收减免政策，就能有效辅助财政政策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对数据流通具有强需求但缺乏数据流量的实体产业进行引导与扶持，通过高税收的方式对直接利用数据流量变现的互联网产业进行限制与增收。
隐私计算基础设施还能作为全产业数据流通的赋能渠道，辅助政府实现数据生产要素本身、及其流通量与交易量的统计核算，更加全面地反映数字新经济状况与市场的活跃度与繁荣度情况，为后续将数据生产要素支出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探索验证环境。
四是隐私计算基础设施是支撑数字原生需求下的核心协议与基础底层能力。数字原生与数据信息化的核心差异，在于对数据要素资产化、证券化的全面支撑能力。新生的各类型协议会普遍原生的支持数据资产，以及面向数据资产的清结算能力。这就要求对于数据资产的所有权、使用权、分红权、计算权做详尽可行的分类分级管理。
从长远来看，隐私计算基础设施的布局建设，在能力上既需要改变传统数据交易模式下仅针对数据所有权直接交易提供服务，转变企业间以采购形式存在的交易方式与商业模式，又需要支撑可扩展的数据要素市场组织形态，服务数据隐私保护、安全开放共享、数据产权确认、数据使用权交易等核心环节。
（二）布局隐私计算基础设施的可行路径
一是考虑形成多部门统筹规划与开放探索验证相结合的布局建设模式。隐私计算与数据融合并不是孤立的技术体系，布局建设隐私计算与数据融合基础设施需要深度参与地方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原生规划。围绕以数字税收为目的的新财政来源，协同政数、发改、科创、工信、金融等部门进行统筹规划，以行业划分、结合业务实际中的数据应用需求，确定不同种类数据的治理规则、交易流程及配套的技术应用路线。为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创新生态，可以在数据质量与标准化程度较高的行业，探索数据要素登记托管、评级估值、交易计算等服务的开放建设模式，邀请技术实力强、有创新意愿的数据融合服务企业与隐私计算服务商共同开展产品研发与应用模式验证，形成自上而下统筹规划和自下而上探索验证的合力。
初步判断，以智慧城市为基础的数字化转型或者数字孪生模式将会远远落后于以数字金融、数字文化、数字医药为代表的数字原生模式。隐私计算基础设施的建设布局方式，应选择相应领域、恰当区域、适当政策、对应扶持的多种手段，来探索地方数字财政未来之路。
二是考虑以数据要素供给侧为建设服务对象，引导数据要素需求侧规范服务模式。地方政府可以结合区域范围内的数据要素互联互通需求，以数据要素供给侧作为隐私计算基础设施的重点服务对象，制定行业条线数据流通标准与技术适配指南，充分动员数据要素有序供给与开放；以数据要素需求侧应用场景作为服务模式引导方向，鼓励在政务反欺诈、金融联合风控、医疗分级诊疗等有明确应用场景的领域先行开展数据要素类产品创新与服务模式验证，结合“数字税”统计量化需求驱动隐私计算基础设施实施方案细化。
三是考虑以生态共建的方式持续运营优化。隐私计算基础设施的建设布局是一项持久的工程，无法以一定之规在规划时明确哪些技术路线一定适合哪些应用、如何应用。作为基础设施，其理想的形态应该是：物理上实现分布式存储，尽可能触达更多的市场参与方；业务上实现多元化的数据融合与共享，消除流通协作顾虑；经营模式上引入市场化机制，将技术选型、技术升级等实施细节交给有能力的技术服务商，在满足统一战略规划的前提下，赋予隐私计算技术体系发展与业务适配磨合间充分的灵活性。
隐私计算基础设施将因其以密码学为主的技术体系，更彻底地实现全数字化时代下的数据隐私保护与数据要素价值融合。深圳作为大湾区重要的数据枢纽节点，将不断规划布局，更加合理的构建分布式条件下满足各类参与方技术资源与技术能力的隐私计算技术应用适配模式，真正发挥出能支持“多源异构密态计算”的底层基础能力，实现数据要素的反复变现和规模化、定制化交易需求。
来源：《关于隐私计算与数据融合基础设施前瞻性布局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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