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以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就以什么样的方式作战。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虽然信息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已经普遍且深刻，但战争的“前台明星”仍然是各种武器装备。相比机械和火力，信息深藏于“后台”，默默地发挥引导和控制作用。然而，随着信息从支撑生产生活的物质运用，进一步走向直接影响个人认知和社会导向，武器的信息化将不可避免地向信息的武器化转变。

信息武器是认知域作战的核心工具

认知是指通过思维活动加工信息来认识和了解客观事物。人类在认知域所进行的对抗从古至今就没有停止过。但长期以来，大都表现为通过社会活动来自我认识、引导认知。自我认识是对物质和社会活动的信息自获取，认知引导则依托传统、规范的传播渠道。信息化时代，由于信息传播的内容、方式和速度都有了质的变化，信息对个体和社会整体认知的引导作用，体现出主动、全时、全方位的巨大变化。信息本身已经具有武器特征。

社会层面认知域作战的关键是信息话语权。社会层面认知域作战是敌我双方围绕社会群体的思维，主动施加影响力，造成有利于己方认知倾向的对抗过程，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颜色革命”。近20年来，世界部分热点地区和国家出现的社会动荡及混乱，如中东的“阿拉伯之春”、东欧的“颜色革命”等，其背后都有认知域作战的影子。在认知域作战中，信息所发挥的作用已经不限于推波助澜的“催化剂”作用，有时甚至可以直接决定事态发展的最终结果。信息化时代，运用信息的直接影响力，对目标国家重点人员和民众群体的认知进行长期有针对性的塑造，是实施社会层面认知域作战最为有效的方式和便捷途径。这就需要在全球信息环境中掌握信息话语权，从信息的源头入手，以己方在信息生成、传递、利用等方面的优势，对目标社会群体的认知体系实施干预，最大限度地削弱或压制敌方的信息影响力，从而达到影响对方社会行为的目的。

战场层面认知域作战的关键是战场制信息权。战场层面认知域作战是围绕交战双方作战人员的认知施加影响，引导、扰乱对方指挥员的决策，削弱对方作战人员的抵抗意志，进而形成有利于己方的战争形势和战场态势。传统战争中的战略威慑、火力打击、兵力突击等方式，在震慑、消灭敌方的同时，也在间接传达着内涵丰富的信息，改变着对抗双方的认知，直至有一方认识到抵抗无效，进而屈服为止。但是，这种信息传达转化较慢，对认知的影响效果有一定滞后性，并且代价高昂。信息化战争时代，交战双方的指挥决策和作战行动对信息高度依赖，使得夺取战场制信息权成为战争中的重中之重。这种争夺从本质上看是通过对各种信息的综合运用，以信息对抗信息，以信息压制信息，以信息破坏信息，使己方信息的影响力强于对方，对方难以感知战场态势，不能正确指挥决策，从而无从开展作战行动，最终屈服于己方意志。

认知域作战的核心“装备”是武器化的信息。信息就是认知域作战的“弹药”。这种信息不是简单的事实陈述或指示命令，而是具有强烈目的性、针对性和破坏性的武器化信息，即信息武器。按照通常的界定，武器是指能直接用于杀伤敌有生力量，毁坏敌装备、设施等的器械与装置的统称。信息武器从作用机理上看，既可以针对敌方的战争意志和战斗精神，也可以破坏敌方信息体系、系统和装备，影响敌方作战决策和行动，其实质是削弱和降低敌方战斗力，符合武器作用价值。与传统意义上的武器相比，信息武器打击更深，影响力更大。

信息武器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信息能够成为一种武器，必须具有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以往社会时代和战争形态中，也涉及对信息的获取、传递、处理和运用，也展开了较为激烈的信息斗争，但其作用和影响与当今时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其原因在于科学技术的差异，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制约，当时信息在人类社会中的运用还不能达到“化”的程度。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人类信息技术的突破和发展，信息逐步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活动之间建立起“强关联”，并引导和控制着社会活动和基础设施的有序运转，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人类对信息和信息技术所产生的依赖性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很难想象，如果人类社会失去信息技术的支撑、丧失信息资源，将会呈现什么样的场景。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造就了信息时代，也为信息武器的产生和运用提供了动力和舞台。

互联网络技术扩大了信息武器的“威力范围”。信息时代最主要的特征是互联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互联网的泛载性使得万物互联成为可能。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信息壁垒被网络技术打破，原本毫无关联的人和事物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建立关联关系。这种互联互通的网络化环境，为信息武器实现扩散其影响力提供了便利条件。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物，只需在网络中一个节点投放，就能够迅速传遍世界各个角落，并在实体空间产生映射效应和级联反应。最为典型的就是针对个人的网络信息炒作和网络病毒攻击。

媒体传播技术丰富了信息武器的“火力通道”。传统信息传播主要依靠广播电视媒体、纸质传媒，信息传播是单向的，受众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不利于全面翔实地了解事情真相。这时候信息武器使用的局限性较大，容易被过滤，难以实现特定目的。现代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这种不利因素得以改观，各种自媒体平台、社交媒体、视频直播软件广泛搭载于每个人的移动通信设备，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制造者和传递者，都可以作为信息武器效用发挥的助推者。典型的是，运用人脸合成、音视频伪造技术生成的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等信息武器可以借助媒体传播技术进行投送，造成民意分裂，社会矛盾激化，甚至引发街头暴乱。

数据处理技术提升了信息武器的“打击精度”。以大数据、云计算、数据挖掘、知识图谱等技术为代表的数据处理技术可以实现信息武器的精确攻击。在这些技术的支撑下，可广泛收集个人详尽的数据信息，通过对信息的关联分析和数据瓦解，对人群进行类别区分。当企图对特定事件施加影响时，比如公众投票选举时，就可以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和目标个人，精确地制造信息武器，在其常用的信息交互平台上集中推送，不断强化或改变其原有的信念、态度，从而实现己方的特定目的。

信息武器是战争模式变化的客观要求

战争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虽然频发，但在“恐怖核平衡”的威慑下，大国之间目前未再发生大规模交战，世界总体稳定基本得到了维护。在国与国的冲突中，主要谋求通过政治途径和非军事行动解决国际争端，即便诉诸武力，也力求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并最大可能减少附带损失和伤亡。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无限暴力式的战争模式将被有限暴力或非暴力的战争模式所替代。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策，小战而屈人之兵是中策，大战而屈人之兵是下策。因此，世界军事大国都在探寻实现战争上策和中策的有效方式。信息武器的出现对于实现上述目标提供了有效选项。

信息武器化有利于直接达成战争目的。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军事信息化的不断深入，信息对社会活动和军事行动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可以从三个方面运用信息武器实现使敌方屈服的战略目的。一是对敌对国家民众进行认知攻击，削弱其对执政当局的支持度；二是对支撑敌方社会运行的民生系统实施信息攻击，影响民众的正常生活和意识；三是对敌方作战体系的关键信息系统实施信息威慑，使其暂时失去作战能力。民众不支持、政局不稳定、装备不给力，其结果只能是屈服。

信息武器化有利于降低战场风险。当敌方一意孤行，执意实施军事对抗，信息武器依然是降低己方伤亡，削弱敌方作战能力的有效手段。在战场上，电子战和网络战担当着信息武器的主力，对敌高度信息化的军事装备和系统实施信息毁瘫，最大限度降低其作战效能。在战场之外，舆论宣传和心理攻击扮演着信息武器的主角，对敌方军民展开认知攻击，降低其抵抗意志。战场内外协同发力，将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代价达成战争目的。

未来具有智能化特征的信息化战争，是信息化战争向更高层级迈进的过渡阶段，对信息的依赖性将更强。信息的武器化发展与运用，将对贯彻国家意志、实现战争目标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信息武器将成为信息化战争的胜敌利器。（逯杰、谈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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