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博/译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后勤研究中心
【知远导读】本文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评论文章，重点从国防工业基地规划与建设角度，梳理俄乌战争给北约带来的教训。作者在文中回顾了过去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指出这些成果在当前情况下反而更加重要和紧迫，北约需要抓紧推进相关净评估和规划工作，以优化其国防工业基地。
乌克兰战争给北约带来了很多经验教训，其中关键的教训之一是需要重新考虑部队规划与国防工业基地之间的联系。有些教训强化了过去已有的研究结果，且有些需要采取新的方法来塑造北约国家及其战略伙伴的工业基地，有些则需要超越国防，从大战略的角度审视国家和集体趋势。
一、乌克兰战争进一步凸显过去的警告和教训
此次乌克兰战争带来的教训十分熟悉，这既强化了过去许多研究中的警告，同时也表明，尽快结束这种下降趋势的紧迫性正稳步提高，北约需要将国家工业基地和部队规划结合在一起，并以某种综合方法重塑北约部队。战争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形势变得愈加紧迫，任何重塑和现代化北约的尝试都必须考虑到这些警告和教训：
1.北约的国防工业基地因国家不同而严重割裂，它拥有太多不同的武器系统、弹药、C4I /战斗管理系统，而且对补给、维护和作战报告的需求也不同。
2.这些分歧使北约失去了主要的规模经济，并且在互操作性和联盟内的现代化努力方面造成了重大问题。
3.北约多样化的国家武器开发和生产系统的诸多部分，只具有非常有限的增援能力。即使在乌克兰冲突中装备和弹药的支出相对有限，特定国家也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重建现代和关键武器的库存。
4.主要的开发和生产能力集中在相对较少的几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主要公司经历了稳定的整合过程，限制了开发和生产能力。
5.许多国家保留了大量老化和劣质武器、弹药和相关支持系统的库存。这些系统中有大量缺少工业基地的支持，一旦面对战损和支援积极军事行动的压力，将无法更换、供应或获得支持。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系统在有限的战争中可能有一些边际价值，但在太多的情况下，所涉及的武器和技术已经老化到相当于军事垃圾场的程度。
6.尽管经过了多年的研究和警告，但在大多数国防工业发达的国家，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几乎或根本没有取得进展，而且国家层面的变化以及吸收前华约国家所推动的国家武器持有和生产能力之间日益的多样化，使国家层面的情况变得更糟。
二、发出新的警告并强制改进优先级
这场战争的规模相对有限，迄今为止只涉及有限的新武器、新技术和战术的使用。从广义上讲，这是一场相对缓慢的陆上消耗战。即便如此，也表明北约在战术和技术方面面临着新的要求。乌克兰战争凸显了远远超出北约当前参与水平的主要问题：
1.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广泛支持，乌克兰军队即使在战斗的最初阶段也不可能存活下来，因为在冲突中，乌克兰使用的武器和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要比冲突初期乌克兰拥有的武器和技术先进得多。相反，乌克兰军队能够凭借北约联盟的工业基地、转让先进武器的意愿以及快速部署新武器系统的能力进行战斗，乌克兰军队可以很快学会支持和操作新武器系统。
北约的工业基地、武器储备、弹药和补给不能仅限于支持国家和联盟层面的行动。当涉及一个成员国而不是战略伙伴时，联盟范围内对军事行动的支持将变得更加重要。在国际军事力量介入之前，后勤保障必须由成员国自己承担。
2.尽管以北约全面战区冲突的标准来看，乌克兰战争的规模有限，而且相对简单，但它仍然表明，无人机、精确制导火炮和导弹、防空和反舰导弹等新兴的颠覆性技术，以及新的情报和瞄准系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的冲突模式。北约及其成员国必须寻求在各个层面充分利用颠覆性技术。任何改善北约国防工业基地的努力都必须着眼于塑造未来，而不是试图修复过去。
3.撇开迄今为止的战斗模式不谈，乌克兰战争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北约现在很可能面临与俄罗斯进行大规模作战的中长期威胁，以及来自恐怖主义和中国的不断演变的威胁。北约的工业基地必须解决《北约2022战略概念》（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中列出的所有关键优先事项。
该战略概念包括在空中和导弹防御、太空、网络战和海军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进展，以应对全方位的重大威胁，并创建一系列防御和打击系统，以威慑和防御不断发展的远程常规和核打击系统，以及《战略概念》中概述的其他主要新优先事项。
4. 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军事平衡》和简氏的国家报告对“北约国家部队计划”的非机密数据进行了审查，并明确指出，即使是组织最好且改进最有成效的北约部队，北约国家的许多国防工业基地、部队结构和互操作性肯定会在未来十年保持不变。过去的失败经历和未来可能的资源限制实际上确保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北约国家——以及北约的战略伙伴——几乎不可能同意将其部队结构和部队规划完全标准化。
5.许多北约国家——如英国和美国——正在寻求通过美国所谓的联合全域作战（JADO）来创造新的能力。这将涉及使用人工智能创建新的战斗管理、情报、传感器、通信和计算机系统。这些系统可以近乎实时地将各种不同的系统连接在一起，跨越军种，整合国防范围的各个功能，理想情况下可以将用户更改为新选项并警告新出现的问题。这可能会从根本上减少国家之间及其部队内部的互操作性问题，并使用软件、先进通信和人工智能来减少制造武器平台和其他军事硬件的需求。
6.俄罗斯没有成功地部署最现代化的武器，从而迅速击败乌克兰，但它仍然是军事发展、技术和战术各个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迄今为止，北约、欧盟和成员国倾向于关注工业基地问题，而没有对北约成员国和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双方武器生产的优先事项、武器技术和军事生产的各个方面以及工业和科学与技术企业管理（STEM）能力进行详细的净评估。
7.乌克兰战争之后，被摧毁和缴获的俄罗斯装备显示出，俄罗斯对进口外国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十分依赖。北约、欧盟和美国必须利用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这一弱点，确保西方供应链的安全，并阻止俄罗斯获得关键技术。
三、从大战略角度重新思考国防工业基地
一些北约、欧盟和其他国家的研究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发展国防工业基地，不能与研究国家STEM能力的总体趋势和许多西方国家制造业总体份额的下降分开。鉴于中国正在努力提高其整体STEM能力和作为全球制造商的领先地位，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北约需要根据国家军民合作的总体趋势来评估其国防工业基础，而不仅仅是国防相关工业活动。
1.这种超越国家、北约和欧盟工业能力的需求，同样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净评估，也适用于影响伊朗、朝鲜和主要恐怖主义活动的工业基地和武器转让选择。新战略概念明确承认，北约必须与印度-太平洋地区以及中东和北非的伙伴合作。鉴于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伙伴在先进军事技术方面的稳步进步，北约现在需要考虑与亚洲和其他战略伙伴进行全球合作，并考虑在其他受到全球威胁的工业基地方面的进步。
2.过去对国防工业基地的大多数评估，都倾向于关注武器和各种形式的硬件，以及开发和生产装甲和火炮、飞机和舰船等主要武器平台的能力。虽然两者仍然是工业基地的关键方面，但自1950年代后期以来，致力于制造业的工业基地份额稳步下降，支持新形式的软件、人工智能、服务以及全球联系和贸易的技术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增加了。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这些过去以“硬件”为导向的制造业定义的转变，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北约对相关方面的依赖，包括技术、常规制造、组件进口和用于生产军事装备的材料和子组件进口的贸易联系。然而，更广泛的问题是，现在应该如何评估和比较工业基地中的“软”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发展与能力，它改变了——甚至可能减少——对过去“硬件”制造能力的需求。
3. 更广泛地说，围绕北约多样化国防工业基地的能力需求趋势，通过对一战、二战之前以及从越战以来的冲突的评估，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潜在问题。一战时期，毒气、炮兵的作用、机枪、空中侦察和堑壕战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军事力量；二战时期，坦克和其他装甲、战术和战略轰炸、雷达和提前密码破译、航母和两栖战、核武器、全球战争规模和大规模战斗损失改变了战争；越南战争至今，太空、网络、精确制导武器、新的情报和战斗管理系统、改进的深度打击能力、更高的杀伤力、针对特定升级类型的新障碍也改变了军事需求。
从越战到目前的乌克兰战争来看，这些趋势的一个潜在教训是，相对于以下情况来说，军队仍然需要非常复杂的主要武器平台，如装甲车、飞机、舰船、情报和高超音速武器：
（a）越来越依赖支持传感器、情报、目标和战斗管理系统；
（b）利用“智能”中程反装甲武器、远程火炮和精确制导炮弹以及更先进的导弹系统的增程能力；
（c）发展一种能力，将所有国家和联盟的系统连接在一起，而这种连接是以某种可信的联盟范围的联合防空作战（JADO）形式为基础的，该JADO可以迅速改变其结构，以应对不同的紧急情况。
4.与此同时，发展国防工业基地展开的竞争与发展整体工业基地展开的竞争——从关键矿物到子部件到编码，再到成品武器和人工智能系统，两者之间的差异正在稳步缩小。这也发生在主要大国在整体政治和经济方面展开竞争的时候，这种竞争往往更多地关注威慑和政治目标，而不是涉及战争的偶发事件。
作为这种全球军事和民用竞争的一部分，各国在转变对各种进口的民用和军事依赖的速度上存在巨大差异，包括从关键矿物到最先进的固态部件和制造技术等。科学与技术企业管理（STEM）能力各个方面的竞争以及他们对新兴和颠覆性技术的许多不同领域的关注也是如此。当前中国与北约及其战略伙伴之间的军民竞争表明，这一全球竞争的重大战略方面是多么严重。然而，由于乌克兰冲突的影响，北约、欧洲和俄罗斯又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自己的能力呢？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乌克兰战争再次突显出，我们对北约国家和俄罗斯的军费开支、支出和各自军事工业基地发展的规模和效率，缺乏任何有意义的净评估——几乎是一个知识真空。而且北约国家相对于俄罗斯的能力的净评估，以及对伊朗和朝鲜等主要威胁国家的能力评估也是空白。
北约不发布任何净评估报告。美国只定期报道俄罗斯，而且美官方只报告俄罗斯的官方军费开支数据——这些数据几乎可以肯定是严重政治化的，并且对现实世界军事生产的比较以及真正可比较的开支和采购数据水平只字不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和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等分析中心，确实粗略估计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实际支出总额，但它们没有得到北约国家情报机构的明显支持，也没有评估相对生产水平、内部消费与武器销售以及比较国防工业基地的效率。
四、处理复杂性理论的一次练习
工业基地的这三组转变对北约、美国和其他成员国的部队规划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且涉及的许多领域都没有可靠的开源数据，也没有试图将各种因素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明确的分析方法。
正如本研究的附录所示，有足够的量化估计、数据摘要、图表和地图来警告所涉及的问题有多严重。与此同时，他们还警告，若试图将它们整齐地结合在某个单一的分析或模型中，就必须运用复杂性理论，因为其中有太多的变量和未知因素。除了对潜在的政策和规划进行次优化和考虑之外，目前无法做更多的工作。
然而，次优化总比没有好，这是迄今为止许多北约、美国和伙伴国努力的最终结果。预测近期趋势通常也比提前十年或更长时间预测要容易得多，而且不断更新的规划和分析工作几乎肯定可以为部队规划提供关键优先事项和警告——特别是当有针对某一问题或一组问题的当前趋势和能力的部分净评估支持时。
不这样做的代价也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北约国家以根本上错误的方式塑造了自己的军事工业基地。从那时起，每一场规模较小的战争都再次表明，预测现实世界的军事工业需求是多么困难，并且国家竞争能力的平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北约要对像乌克兰战争这样有限的挑战做出反应，它就需要大大改进对本国工业基地的评估和规划。如果北约要与中国和正在对乌克兰战争教训作出反应的俄罗斯竞争，就必须在全球背景下这样做。
关于作者
安东尼·科德斯曼（Anthony H. Cordesman）在华盛顿特区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担任战略名誉主席。他曾担任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务院的阿富汗问题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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