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中心研究员

赵至、“士息”与敏感信息

按唐长孺先生解析晋人赵至生平的经典论著，赵至出身士家，属于只能世代当兵、同类婚配的“低贱的特殊阶级”。他从小立志荣养父母，使其免于劳苦，为此苦求游学、进仕。但因为士家身份，中间经历了佯装疯狂、自炙身体，最终还是靠逃亡到偏远且流亡人士很多的地方重新落籍，才有了为官的机会。即使利用新身份做了官，赵至仍然不能回家，父亲也不告诉他母亲去世的消息。原因还是一旦回家，不仅之前的努力“全部取消”，“甚至获罪”。结果荣养父母的夙愿始终不能实现，赵至“其志不就，号愤恸哭，呕血而卒，时年三十七”。

这里的主要因素当然是士家制度的残酷。同时从今日视角来看，“士息”，或者说士家子弟这重身份也可以称为敏感信息。一旦为人知晓，过往的学识交际尽付流水，未来也只能世世代代沉于下流。唯有逃走到信息没有那么准确、流动没有那么通畅的地方，然后一直隐瞒这重信息，甚至连至亲的死亡也无法顾及，才有可能追求个人的志向和成就。赵至的故事，大概是何谓“敏感”的典范了。在更加基本的意义上，过去制度造成的卑贱区隔，足以构成后世敏感信息的来源。翻检今日敏感信息的类型，背后蕴涵不少类似赵至的故事。需要漫长的时间，加上个人信息保护这样有时显得“不近人情”地严格的制度，才有可能在人心中渐渐抹掉卑贱区隔的痕迹。对于敏感信息保护的理解，因此包含两重内容。一是保护许多可能“号愤恸哭”的个体，二是抵消许多残酷的尊卑制度。

官缺与信息交易

官缺不易得。宋代官多阙少、供多需少时，官缺更加难得。相应催生了围绕官缺的信息交易。既包括何处有缺，也包括官缺竞争者的信息。童永昌先生细读《癸辛杂识》“卖阙沈官人”一节的精彩研究称之为“宋时人事信息的商业化”。按其所论，作为官缺信息市场上的翘楚，沈官人的经营有四方面特点。一是只卖官缺信息，不卖官职本身。二是先要谈妥价格，按价抵押或者订立文书以后才有交易。三是官缺及其竞争者的信息甚为准确，所谓“天下诸州属员大小员阙，无一不在其目中，如诸指掌”，还能从吏人、乡人等可信来源交叉验证。四是再根据买家需要，提供定制化的“射缺”信息，可谓“觅阙之指南”。由此，即使沈官人的信息价格不便宜，其生意依然十分兴隆。竞争者总也达不到他的程度。

从这个围绕权力运作的小小信息市场，以及其中出类拔萃的竞争者出发，能够看到促成信息市场顺利运行的一些直接因素。“质”和“约”等信用和交易工具，对于交易的标的信息的增信和作为“指南”的定制化服务，都是信息得以交易、受到欢迎的直接因素。还可以进而推测促使信息市场顺利运行的若干基础因素。一是社会整体价格形成和交易制度的良好运转，二是其他信息流通渠道，特别是政务信息的不完全通畅，三是受益于基础信息系统，特别是完整汇集官缺和相关个人信息的吏部信息系统。二和三并不矛盾：吏部有能力汇聚完整，但又因为种种因素无法使其迅速、全面流通。之上，仍如童先生所总结，在最基础的层面上，这个市场只能帮助少数人，而不能改变供需失衡的危机局面。再进一步，信息市场何时带来增量，何时又只是造成存量的“内卷”，是个有趣问题。

功过格与个人评价的量化

恰如包筠雅教授在新近访谈中所言：在当代，中国和美国的人们都继续使用“体现着[……]量化道德和功过报偿的观念的东西”，延续着功过格的观念和实践。功过格流行于明清时期，是一整套量化评价个人道德的规则——做好事计功德分，做坏事计罪过分，一定时段后以功过相抵等形式结算。例如一周内济贫多次记100功，乱传诽谤一次记30过，结算后就是70功。结算剩余的是功还是过以及相应的分数，反映了个人道德品质，也影响其未来的运势。不同作者的功过格包含的事项和分数都有不同。通常来说，好事既包括普遍认可的美德，包括助人、勤奋、节俭等，也有维护当时权力结构的内容，比如仆人敬诚记功、致主责怒记过，等等。如前所述，这一套评价体系与后世的征信和平台信用体系颇有相似。稍作引申，将功过作为其输入，相抵及其输出作为其规则与输出，这还是一套简单、但并非自动化执行的评价算法。

从功过格可以引申的内容太多，仅蠡取两点。一是今日对量化评价和算法的分析常常从其忽视、掩盖背后的价值和权力取向谈起。然而由史观之，作为较早的量化评价和算法的功过格可以说是“明目张胆”地体现着价值和权力。其本就是用于鼓励一些价值、而贬抑另外一些价值，其维护既有权力结构的取向也相当明显。哪怕是当时功过格的批评者和竞争者，按王汎森先生研究而言，其理论仍是为了推广另一套人间秩序，其实践也依然有很强的教诲意味。由此，价值与权力实应作为相关讨论的出发点。二是如果对包筠雅教授的观点略有延申，可以说功过格为传统文化与数字治理的结合提供了来自历史的思想资源。甚至不难想象经此论证特定的“码”“分数”“等级”的“合理性”。然而，如果最终所得的、精致先进的算法和评价体系更多只是“功过格加”，只是在以“毛细管”的形式输送特定的价值、传导特定的权力，这大概是另外一种的“我们从未现代过”。

结语

通过从中国史中撷取的三个例子，以上讨论了一些与敏感信息、信息交易与量化评价和算法相关的有趣论点。从权力的角度看，亦可概论为敏感信息因权而生、信息围绕权力流通和信息作为权力“毛细管”之用的例子。作为殆无根据且飘逐甚远的余论，个人信息能否有其长时段（而非仅限于近现代）的历史研究，以及个人信息与权力及其运作的关系，或许都有进一步思考的趣味。

参考文献

包筠雅，《功过格：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与道德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包筠雅、李子归，《包筠雅谈功过格与道德的量化》，上海书评，2022年。

唐长孺，《<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2009年。

王汎森，《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颜李学派为主的讨论》，载氏著《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学术、思想与生态》，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

Yung-chang, Tung （童永昌）. "Confronting the Job Shortag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Personnel Information in Song China."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8.1 (2019): 5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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