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特朗普时期 “卡脖子”式的技术管制，拜登政府逐渐深入对华网络领域的战略脱钩，越发重视实施多层面、多领域和多方位协作的对华竞争策略。即对内加强新兴技术研发的投资力度，提升美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保持技术优势；对外重视组建“排华”数字联盟，借助盟友的力量制衡中国的发展；对华方面则寻求平衡式的竞争战略，在经贸、技术、政治领域调整对华策略，寻找战略平衡点，以期通过“小墙高院”式的制裁战略换取最大的制裁效果。
一、美在数字技术领域对华脱钩的最新动态
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继续坚持特朗普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方向，并在制造业回迁、对华技术管制、组建数字联盟等领域采取新措施对华脱钩，具体来说，拜登政府“小院高墙”策略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推出《美国芯片法案》回迁芯片制造业，推行芯片产业链中的“去中国化”。美国在《美国竞争法案》中推出《美国芯片法》，计划投入527亿美元预算，用于筹建激励美国半导体研发的CHIPS基金项目，为美国境内半导体制造、装配、测试或先进包装设施的集资和研发提供资金支持，吸引芯片制造企业来美投资建厂。美国此举意在提高其国内的芯片制造产能，在芯片制造领域减少对东亚的依赖，保障美国在芯片供应链中的稳定弹性。对于我国而言，美国的芯片制造业回迁也将造成中美在芯片制造领域的产业链断裂，推动美国芯片产业链中的“去中国化”趋势。
二是美国继续扩大“清洁网络”联盟范围，缩紧对中国科技企业封锁。2020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实施“清洁网络”计划，通过组建“清洁网络”联盟，全面抵制中国5G基础设备在其联盟内部署。拜登政府坚持这一联盟策略，在其任间积极游说周边国家，扩大“清洁网络”联盟范围。2022年5月，加拿大在美国政府的游说之下，宣布将在其国内禁止安装华为和中兴的5G无线网络基础设施，进一步扩大美国对华脱钩的盟友范围。尽管加拿大虽未提及加入“清洁网络”联盟，但却已做出附和美国，对华技术脱钩的具体行动。
三是多形式制裁中国科技企业，挤压中美科技企业的合作空间。2020年至今，美国已通过将中国企业纳入各种 “实体清单”，阻碍中美企业的相互合作。如美国国防部2020年将海康威视、华为等20家中国科技企业列为“中国军方相关”的公司清单，禁止美国与清单企业合作；2020 年 12月，美国将“中芯国际”纳入美国商务部限制对外贸易的“实体名单”，要求美国芯片制造设备供应商需在政府许可下，才可以向“中芯国际”出售芯片制造设备。2022年5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中国企业不符合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的审计规则为由，将新浪、滴滴等中国在美上市企业列入“预摘牌”名单，致使中方企业在美国面临强行退市的风险。
四是联合欧盟推出“数字基建”计划，对冲中国海外合作。2021年G7会议期间，美国主导发起名为“重建更美好的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的倡议，计划由发达国家建立促进基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援助资金。随后，欧盟理事会宣布启动 “全球门户”的基建计划，计划投入3000亿欧元投资全球的数字基础设施。美国和欧盟相继推出“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计划，积极推动美欧企业数字设备的全球部署，意在对冲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海外影响，抵制中国数字设备进入国际市场。
五是提前部署开发下一代6G和卫星通信技术。除了在5G领域同中国进行竞争之外，美国也意识到抢占6G和卫星通信技术的重要性，并在6G和卫星通信领域加大投资力度，以期抢占下一代通信技术的制高点。如在6G研发上，美国已于2020年10月积极推动AT&T、爱立信、谷歌以及微软等科技企业组建“Next G”联盟，主导推进6G技术开发。在卫星通信上，美国SpaceX正在积极部署全球最大的星链卫星计划，计划发射4.2万颗近地轨道卫星，布局新一代卫星互联网。
二、国际上以传统轴辐体系为基础开展对华新兴技术进行“围剿”
在经历了特朗普政府时期一系列“自毁”式外交后，拜登政府积极利用盟友体系和传统安全工具来开展地缘政治博弈。拜登政府上台后迅速着手修复跨大西洋关系，并通过其在亚太地区的安全联盟体系，即轴辐体系来迫使盟友加入美国的各项机制中，以此为约束推动第三方对华采取消极立场，甚至怂恿盟友以折损自身利益为代价来“围剿”我国的新兴技术。具体来说：
第一，美国与盟友在新兴技术领域的政策协调日益频繁，着力从研发、应用和规则三个方面对我进行抵制。美国通过加强与盟友在新兴技术研发、应用和规则层面的政策协调，试图构建并主导新兴技术的发展方向和规则体系，以此形成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全球技术生态。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安全和技术讹诈来破坏盟友与中国的技术与产业交流，以此阻碍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例如，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美国—欧盟联合技术竞争政策对话等都是聚焦于新兴技术领域政策协调的机制，包括技术研发和部署，以及规则制定等内容。与此同时，上述机制又带有明显的排华色彩，对于欧盟来说无疑将面临与中国在经贸、科技和外交等领域的摩擦。
第二，通过既有战略框架来协调针对中国的科技合作机制，如Quad、五眼联盟（FVEY）等。这些机制本身的使命就包含反华、制华的因素，例如Quad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重要军事多边机制，一直以来都是我周边安全形势的一大威胁。随着中美科技脱钩政策的深入，类似机制的议题也逐渐向新兴技术领域扩展，相关国家追随或被迫采取措施来遏制中国在该领域的发展。例如，印度以边界冲突为由封杀中国app，背后离不开美国的怂恿。还有美国主导的五眼情报联盟，其参与国不仅是多项国际合作机制的核心成员，五眼联盟本身的情报功能也向网络空间转型，并且在ICT供应链和新兴技术发展方面加大对华施压力度。
第三，通过产业链的重构来切断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外部联系，如美日、美韩，乃至美台的半导体产业合作。目前，美日双方已根据“日美商业和产业伙伴关系”（Japan-U.S.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Partnership，JUCIP）协议建立了一个联合工作组以商讨“半导体合作基本原则”，打破了上世纪80年代双方签署《美日半导体协议》以来的控价竞争关系。在韩国方面，美韩政府正着力推动三星电子在美国设厂，以缓解当前美国本土产能不足的窘境。而且，美国还力图拉拢日韩一同构建半导体联盟，因为美国清楚地认识到日韩在半导体领域的领先地位在对华竞争中的关键作用。
不可忽视的是，“台湾”和“台积电”近期频繁出现在美国的智库报告和媒体版面中，俨然成为美国主导全球半导体产业所必不可少的“伙伴”和“盟友”。美国政府也多次向台湾地区的企业抛出“橄榄枝”，试图从产业合作入手进一步介入台海问题，对我半导体供应链和周边安全态势的影响都不可小觑。
三、未来脱钩趋势研判
结合美国对华脱钩的最新动态和《美国竞争法案》的战略谋划，基本可以分析美国未来对华的脱钩趋势，具体可以从技术产品、软件应用、技术标准、基础设施和下一代通信网络五个层面来研判。
一是在技术产品层面，美国或将在新兴技术的技术和产业链领域对华脱钩。在拜登政府“小院高墙”的策略之下，美国对华的脱钩会集中在人工智能、芯片设计、量子技术以及区块链等新兴技术领域。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华的技术脱钩已从技术管制深入到新兴技术制造和应用的供应链领域。即在美国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全球产业链中抵制中国元素，在供应链领域推行“去中国化”的措施，以实现美国所谓的“供应链弹性”，造成中美在新兴技术产业链层面的脱钩。
二是在软件应用层面，美国有能力扩大对华软件应用的脱钩范围。美国组建的“清洁网络”联盟已经在软件层面为美国搭建起对华脱钩的数字联盟。美国有能力在EDA工业设计软件和数据库软件领域，利用“清洁网络”联盟扩大对华的脱钩范围。如当前中国使用的EDA工业设计软件大多由美国科技公司提供，若美国取消对中国企业的使用授权，短期内将对中国企业造成巨大干扰。如2021年5月，美国停止哈尔滨工业大学使用MATLAB工业软件，虽未波及国内工业生产，但却验证美国在软件应用层面对华脱钩的能力。
三是在企业合作层面，中美未来合作阻力增大，或将造成双边科技企业合作脱钩。目前中美企业合作阻力主要来源于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政治、经济和技术审查，美方通过“制裁清单”设置准入门槛，有条件地限制中国企业入美的投资合作。除此以外，美方已有干预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投资合作的倾向，如《美国竞争法案》中提出实施所谓“国有企业禁令”，要求美国企业在与美国政府机构合作的情况下，禁止其与中国国有企业进行投资合作，避免美国联邦资金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资助。若未来几年，美国继续推行“制裁清单”和“国有企业禁令”，势必加大中美科技企业的合作阻力，造成中美企业合作层面的脱钩。
四是在基础设施层面，美国数字基建或将造成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的分裂。由于美国“重建更美好世界”基建计划将中国网信企业视为主要竞争对手，拒绝同中国电信企业在数字基础设施部署上的合作，并在设备部署中推行“去中国化”。这将导致中美在数字基础设备安装、部署和技术标准设置上各存差异，长远形成全球数字基础设施的脱钩部署。此外，美国还积极在网络安全和能源供应领域谋划新的数字基建计划，并在《美国竞争法案》中提出“数字连接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基础设施交易和援助网络倡议”和“先进和可靠能源基础设施战略”等基建项目。若美国坚持在上述基建计划中推动“去中国化”策略，必将进一步扩大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的裂痕。
五是在通信网络层面，美国在5G、6G和卫星互联网的布局，或形成对中国通信网络封锁。由于美国在5G网络设备制造中落后于中国企业，导致美国在5G部署中失去先发优势，促使美国越发重视新兴通信网络的研发与部署。如在5G和6G中，美国在其《美国竞争法案》提出“推广美式O-RAN的5G技术”和“促进美国的无线领导地位”的条款，计划由美国商务部联合互联网办公室，加大美国O-RAN 5G技术的推广力度，抵制中国5G标准，同时推动联邦通信委员会建立6G工作组，加快美国6G标准的推广与研发。而在卫星互联网中，美国SpaceX计划发射4.2万颗卫星的星链计划，正在挤占近地卫星轨道（最多可容纳6万颗卫星），在太空领域形成对中国的通信封锁。综上所述，若美国在5G、6G和卫星互联网中抢占领导地位，或将在通信网络形成对华脱钩。
本文作者｜全球新兴技术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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