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电信网络诈骗成因机制及治理措施

作者： 李江源,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国际部,北京100032

引言

当前，电信网络技术正以移动接入、实时通信、宽带传输、泛在计算、多媒体界面、传感互联为技术表现形式，引领人类社会进入更加深入、互动和智能的信息化新阶段。电信网络技术更新迭代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积极作用，但伴生的负面作用也不容小觑，网络犯罪、病毒攻击、信息渗透等已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不利影响。关于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研究也日渐引起重视，从社会道德伦理、技术应用安全、法律制度规范等角度均有涉及。本文试图基于理论总结案件出现的成因机制，包括低成本高收益及转型时期社会伦理道德环境触发犯罪动机，民众安全防范能力不足及个人信息泄露致使“有机可乘”，当前诈骗治理能力难以遏制案件频发等，针对上述成因机制提出长期有效的对策措施，对减少电信网络技术进步引发的负面影响，促进其更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电信网络诈骗特征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量居高不下，2019年至2021年，我国检察机关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人次分别为3.9万人、5万人、4万人[1]，相对传统犯罪，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新型网络犯罪已成为主流犯罪，在部分大中城市，电信网络诈骗案发量已占刑事案件的50%以上[2]。伴随信息通信技术创新发展及防范打击治理诈骗的持续深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呈现一些新特征：

新技术新业态伴生网络诈骗攻防对抗升级 近几年，我国相关部门积极组织企业利用新技术防范打击网络诈骗，2021年，在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上，“反诈盲盒”展示了人工智能（AI）客服“苦口婆心”劝阻网民被骗上当的过程，体现了我国强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于“反诈”的探索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信息通信技术更新迭代加速了网络犯罪手法和手段的变化，一旦出现新技术新应用，不法分子利用其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就随之发生；诈骗集团利用元宇宙、Web3.0、区块链、虚拟货币、远程操控、共享屏幕等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更新升级犯罪工具。客观上，技术进步致使网络犯罪攻防对抗正不断升级。

被骗人群以高学历者、年轻人或老网民居多 据国家反诈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电信网络诈骗的受害者中，18-35岁人群占65.5%，90后、00后成为最容易被诈骗的人[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中国手机安全状况报告》显示，受骗者中大多数人受过良好教育、年轻、谙熟互联网，手机诈骗受害者中，90后是不法分子从事网络诈骗的主要受众人群，占受害者总数的38.8%；其次是00后，占比为28.1%，诈骗没有“免疫人群”。

网络诈骗培训系统化且形成产业链协同作案 大量案件显示，诈骗公司已开发形成系统化的诈骗课程培训体系，包括思想课、技术课、角色扮演等，通过培训强化不法分子的诈骗和反诈骗侦察“能力”。而且，诈骗集团能紧跟社会热点和时节变化，采取灵活多变的诈骗手法和“话术”，迷惑性强，人民群众很容易上当受骗。同时，诈骗“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作案“本领”也持续“优化”，十年前，行使诈骗需在境外投入两百万元左右建设窝点且需掌握相关技术；现在则只需一人持一台电脑，其他外包给引流推广、养号、支付渠道、洗钱等“专业人士”，网络犯罪已发展成“黑灰产”。

电信网络诈骗的成因机制分析

从理论上来说，美国犯罪学研究专家Siegel提出了“理性选择理论”，解释了犯罪者选择目标、预测犯罪后果以及评估犯罪所得与犯罪风险是理性人考虑的结果；美国犯罪学学者劳伦斯·寇恩和马克思·菲尔森则提出了“日常生活理论”，从存在有动机及能力的加害者，合适的加害对象以及监控不力三个方面解释了犯罪行为发生的原因；依据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提出的“社会失范理论”，可以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成因解释为：我国原有的社会规范已无法抵御市场经济改革不良影响的侵蚀，集体意识对节制人性欲望不力导致电信网络诈骗失范行为的出现。

从实际情况来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成和变化的原因较为复杂，是犯罪分子投机贪婪、被害人防范意识及能力不足，社会环境负面影响等诸多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受骗者缺乏警惕性及安全防范能力不足 从大量案件分析来看，受骗人群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缺乏警惕性的大意人群或投机分子，盲目自信、对反诈宣传闻而不听，喜欢钻空子；在网络上“薅羊毛”，认为足不出户也能赚大钱，易遭受贷款诈骗、刷单诈骗、投资理财诈骗、网络交友诱骗投资、赌博诈骗、购物退款诈骗等。二是社会经验欠缺的人群，对复杂社会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缺乏分辨能力，易遭受冒充公检法诈骗、注销校园贷诈骗、电话冒充熟人诈骗等。三是知识落伍的老年人群，与网络信息时代脱节，听不进身边人的劝解，轻易相信其他说客，执意在一些虚假投资平台进行投资导致血本无归，或购买保健品耗尽毕生积蓄。

诈骗成本低且收益高导致案件居高不下 从投入成本上来看，电信网络诈骗主要成本就是游手好闲人员花费的少量电话或网络费用。从违法成本来看，由于电信网络诈骗具有隐蔽性，并且对时间要求不高，于是很多时候犯罪分子身份确定困难，犯罪分子受到法律惩罚的可能性较小，违法成本低。但诈骗收益高，据国家公安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1月，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7万余起，紧急拦截涉案资金3265亿元[5]。综上原因直接导致电信网络诈骗频发，且犯罪主体呈现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的“三低”趋势，2021年，我国起诉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关联犯罪中，35岁以下的占85%，其中，未成年人2200余人，约占2%，同比增长18%；初中及以下学历占70%；无固定职业的占94%[6]。

打击防范难度大短期难以遏制诈骗频发 一是犯罪分子远程操控致使现场抓捕难度大。电信网络诈骗具有非接触性特点，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一般采取远程遥控操作实施犯罪，等受害人发现被骗时犯罪嫌疑人已不知所踪。二是犯罪手段多且技术先进影响破案进度。网络诈骗多样化手段结合先进技术产品，导致涉案人员难以被快速识别，加上赃款转移速度快，办案人员难以快速破案。三是跨国作案妨碍侦破。2020年，检察机关办理利用暗网或境外通讯软件实施的网络犯罪案件同比增长近70%，出境实施网络犯罪的人数超过上一年的2倍[7]，而打击此类电信网络诈骗又涉及跨国执法合作，这更增加了案件的复杂性和公安机关执法难度。

个人信息泄露为诈骗犯罪提供重要线索 一是民众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薄弱。对个人信息可能泄露或被非法利用的警觉能力不强，有时无意间将自己的信息泄露给他人，使得信息被非法利用的风险加大。二是不法分子“防不胜防”套取个人信息。不法分子利用“流氓软件”非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通过社交媒体、各种网页网站问卷、各类APP套取个人信息；或利用商场、车站、饭店等公共场所免费WiFi窃取个人信息。三是合规收集的个人信息被违规贩卖。部分不法分子为个人利益，利用职务之便，将单位合规收集的个人信息贩卖给犯罪团伙。综上各种途径泄露的个人信息，均为诈骗实施提供了精准作案对象。

道德价值观扭曲败坏导致电信诈骗屡禁不止。 根据对多位执法人员访谈结果表明，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在思想认识上不以诈骗为耻，而“以骗不到钱为耻”，其道德价值观扭曲败坏，部分诈骗分子表现为眼见个别人破坏道德获利即随之效仿，部分则直接因“见钱眼开”被诱骗入圈后不得不以诈骗谋生。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电信诈骗分子大多是社会底层年轻人，一旦社会秩序松弛，社会成员流动加速，年轻人成为改变利益格局的重要力量，传统道德约束就变得脆弱不堪。同时，在改革开放冲击下，部分社会精英逐渐演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无法坚守奉献、反哺底层的道德价值观，致使社会道德之墙千沧百孔，电信诈骗难以根治。

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措施

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长效机制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黑产灰”产业链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职责分工，建立公安、银行、工信等部门共同组成的长效协作机制。发挥互联网公司在前沿技术和数字化工具方面的优势，组织网络服务提供者参与诈骗治理。发动人民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通过宣传教育树立防诈意识，利用举报渠道发现案源，推动构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全民共治”的格局。

部署新技术新应用的安全防护策略 加强新技术新产品安全管理前端化，开发或生产阶段即落实安全要求，加强应用代码安全审计，查处“伪基站”、规范采集终端的安全标准。严格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加强对不法窃取、套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查处力度，继续巩固深化APP深层次治理，对通过APP或网站等各种方式获取个人信息的犯罪案件，厘清责任主体，加大处罚力度。引入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作为防范打击网络犯罪的新手段，强化对网络犯罪的预防、侦察和治理能力。

加强电信网络诈骗的跨国执法合作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公安部、外交部等加强联合协作，积极开展国际执法合作，与电信诈骗高发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建立长效合作机制。通过搭建经验交流平台、开展专项治理行动等，加强信息交流、调查取证、侦查抓捕、追赃挽损等方面合作，积极防范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活动。

构建基于道德信任的诚信社会环境 完善法律法规和公平执法的法律环境，凸显公正价值以明确共同价值并扩大信任。通过教育，深化认识社会转型发展中，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脱节、外来文化侵蚀带来的负面作用，重塑共同价值观和道德行为准则。在“家本位”和“爱国”两个理念集聚的团体中，培育中间尺度的集体理念，引导民众通过中间团体组织在多元化趋势下发展求同存异的共性价值观，增强彼此信任感，推动信任社会的建立。重塑道德价值观，以社会主义价值观引导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共同努力塑造新时代具备社会主义特色到道德价值观，发挥道德价值对电信诈骗等社会不良现象的治理能力。

结语

技术进步是双刃剑，电信网络技术也不例外。防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更多是繁琐复杂的执法操作实务工作，但只有明晰电信网络诈骗背后的成因制定相应的对策措施，才能抓住症结、“蛇打七寸”、事半功倍。着眼长远，建议从教育、文化、行为、心理等多个角度研究营造公平诚信社会道德环境，从法律政策和技术创新角度研究治理手段，多方面切入、多部门联动强化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治理能力。

参考文献

[1]吴照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原因论[J]，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27-34页. 

[2]卢光盛、周洪旭，新冠疫情下我国与老越缅边境防控的问题及治理[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132-144页. 

[4]陈嘉鑫，“杀猪盘”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侦防问题及优化路径[J]，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27-33页.

[5]吴限，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通过筑牢打击电信诈骗“防火墙”[J]，中国信用， 2022年第9期47页.

[6]崔蒙，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业链犯罪隐语分析[J]，辽宁警察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56-60页.

[1]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检查院网上发布厅2022年3月2日公开消息

[2]数据来源：中国金融新闻网，2022-04-19 10:35:31，电信网络诈骗的新挑战及治理建议 (10jqka.com.cn)

[3]数据来源：国家反诈中心

[4]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检查院网上发布厅2021年4月7日公开消息。

[5]数据来源：公安部网站，2021-12-31公开信息。

[6]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检查院网上发布厅，2022年3月2日。

[7]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网上发布厅，2021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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