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在美国国务院资助下，日本东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小笠原守弘与美国兰德公司高级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弗·鲍于太平洋论坛联合发表题为《美国和日本：联合打击虚假信息》（The United States & Japan:Allied Against Disinformation）的报告。
报告两部分分别为《新闻节目与虚假信息的接触、辨别和传播之间的关系：对2022年日本上议院选举的分析》，由小笠原守弘编写；第二部分为《日本反虚假信息的选择方案》，由克里斯托弗·鲍编写。
日本与美国合作开展打击虚假信息研究
作者简介：小笠原守弘（Morihiro Ogasahara），日本东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社会学、社会信息学；克里斯托弗·鲍（Christopher Paul），美国兰德公司高级社会学家，帕迪·兰德研究生院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博士，为国防部和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办公室、组织和司令部提供与信息环境作战、信息战、信息联合/作战功能、反宣传、网络作战和相关政策有关的研究支持。
编译：网安观察员 奋斗小青年
全文摘要与关键词
1. 新闻节目vs虚假信息传播：日本媒体两极分化不明显，日本选民的5个分类，“新闻回避习惯”会降低虚假信息识别能力
2. 日本如何开展“反虚假信息行动”：
①总体思路：从虚假信息的产生、传播、消费三个环节入手；区分国内外虚假信息应对策略
②正在采取的行动：社交媒体自愿行为准则，公私合作，《日本2022国家安全战略》中利用AI工具收集社交媒体虚假信息活动
3. 评述：《美国和日本：联合打击虚假信息》不仅为美日共同应对虚假信息传播奠定理论与合作基础，为日本量身定制了应对虚假信息的策略，还进一步指出美日欧未来或可在同一框架下开展相关研究和行动。
《新闻节目与虚假信息的接触、辨别和传播之间的关系——对2022年日本上议院选举的分析》
1.1 背景：日本虚假信息传播情况
日本选民较少接触政治虚假信息。虚假信息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内容和影响程度因国家而异。大量政治虚假信息在美国引发了严重的不信任和担忧，反之在日本，选民较少接触政治虚假信息。因各国媒体环境间的差异，各国在虚假信息相关行为方面也存在差异。
与美国相比，日本媒体没有呈现出两极化态势：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较高，对社交媒体的信任度较低。在日本，回避新闻的比例(14%)相对低于其他国家。
“新闻回避”习惯会降低个体虚假信息识别能力。“新闻回避者”更多地使用社交媒体而不是传统新闻媒体，导致信息获取的碎片化，且缺少对新闻背景的理解。这种回避新闻的习惯会减弱个体对虚假信息的识别能力。
1.2 日本选民的五大类别
日本选民可分为以下5类：
传统主义者（通过电视、报纸、广播接收信息）
新闻超级消费者（对新闻具有高度热情）
在线新闻搜索者（使用各种搜索引擎、网络资源和搜索引擎优化技术来搜索网络上的信息）
新闻简约主义者（追求简洁、实用的信息）
社交媒体新闻用户（网络传播的接受者）
分类依据：新闻节目法。一种新闻消费模式和媒体内容的分析方法，可用于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研究。该方法可发掘媒体使用群体与其政治态度/行为之间的联系，并通过定量研究方法，探究新闻节目和虚假信息行为的关系。
1.3 研究结论
可在统一框架下开展跨国研究。美、欧、日的新闻节目类型相同，因此可以使用同一个研究框架，并使用“新闻节目法”进行国际比较研究。
虚假信息的接纳与传播的关键影响因素，包括：个体缺乏关注，缺乏分析思维，以及对媒体的可信度。从反虚假信息对策角度来看，较高的媒体可信度不一定是好事。
传统媒体的忠实受众或是虚假信息传播的“重灾区”。传统主义者看似抵制虚假信息传播，但是由于缺乏分析思维，反而更容易收到虚假信息传播的影响。
02 日本如何开展反虚假信息行动
《日本反虚假信息的选择方案》
虚假信息是一个产生、传播和消费的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虚假信息须在生产、传播和消费三个环节取得成功才能完成其使命，该链条的任何一环节出现问题都会降低其有效性。
2.1 虚假信息的产生环节
在虚假信息的产生环节，日本的个人或外国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制造虚假信息几乎没有任何障碍。
2.2 虚假信息的传播环节
已有措施：减缓虚假信息传播速度
为了减少虚假信息的传播，目前已有相关法律和组织旨在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这些政策虽然能够减缓记者和广播媒体中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但不会影响个人在网上传播虚假信息。
日本1950年的《广播法》（Broadcasting Act of 1950）：对广播公司进行监管，并建立了一套防止节目歪曲事实的制度；
广播道德和节目改进组织(Broadcasting Ethics and Program Improve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旨在提高广播质量和道德标准。
目前正在采取的行动：
① 社交媒体的自愿行为准则。社交媒体公司承诺帮助减少虚假信息在日本的传播。目前这项努力的结果尚不清楚，但前景良好；
② 公私合作打击社交媒体虚假信息。政府和认证专家对有争议的内容发表评论并置顶，作为即时的事实检查。这样做的优点是：专家评论可不被刷屏所掩没，并将事实核查与真实的个人联系起来，而不是与一般的组织代表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与先前的虚假信息（由算法确定）相似的新内容可以自动与专家评论相关联，立即对新的或重复的有争议的声明进行事实检查；
③ 日本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中相关要求。该战略宣布在政府内部成立新机构，专门负责收集和分析有关虚假信息和其他来自海外的信息，加强外部沟通和非政府机构的合作。未来的计划还包括：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收集和分析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并与私营部门专家合作，使政府能够及早捕捉和打击虚假信息。
未来应采取的措施包括：制定强制要求外国媒体接受监管的法规，或禁止蓄意制造虚假信息的基本法规，这些法规可用于制裁不良行为者，或正式指控或公布不良行为者（点名侮辱）以减少和阻止虚假信息的产生。
2.3 虚假信息的消费环节
在消费环节，日本媒体的高素养值得称赞。然而，仅拥有丰富的媒体知识并不能充分解决虚假信息的消费问题，因为即使是准备最充分，仍容易被误导。要想在消费阶段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就必须努力减少消费者接触到的虚假信息量（生产和传播），或在接触时提出警告或进行事实核查。
2.4 区别对待：打击国内与国外虚假信息
打击国内虚假信息与打击国外虚假信息所面临的挑战略有不同。
对外积极打击，法律力度更大。针对国外来源的虚假信息，应积极反对，使来自政体之外的有害谎言在政治进程中没有立足之地。
对内柔和克制，法律力度相对较小。打击国内的虚假信息需要有更多的细微差别和采用更柔和的手段。国内虚假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是保护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如果国内虚假信息遭到封杀，很容易出现独裁，虚假信息也会被政治化。因此，针对虚假信息的法规在针对外国来源时力度应更大。
03 评述
《美国和日本：联合打击虚假信息》报告是由美国和日本专家在美国国务院资助下的研究成果，是美日联合打击虚假信息在政策和文化方面的产物，为进一步开展实际联合打击虚假信息行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提出美、欧、日均可在统一框架下展开相关研究，共同应对虚假信息传播。
影响虚假信息传播的2方面关键因素，个人角度来说，那些缺乏个体关注和独立分析思维的传统媒体忠实受众可能成为“重灾区”；媒体角度来说，媒体可信度高不一定有利于虚假信息传播。
尤其是，美国兰德智库专家研究撰写的《日本反虚假信息的选择》报告是建立在对日本国内信息产生、传播和消费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是为日本“量身定制”应对虚假信息的策略，对后续美日联合打击虚假信息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https://pacforum.org/publication/issues-insights-vol-23-sr8-the-united-states-japan-allied-against-disinformation
https://asianews.network/japan-and-nato-building-ties-to-counter-china-and-russia/
https://www.spf.org/iina/en/articles/nagashima_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fact-sheet-the-trilateral-leaders-summit-at-camp-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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