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6期，第79-101页，注释略。
全球安全倡议的文明基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彭 博 薛 力
彭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提要
全球安全倡议根植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并因此展现出以合作安全、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多边安全为特征的理论逻辑。美国出于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动机，对亚太地区施加以竞争安全、封闭安全、分割安全和单边安全为特征的传统安全范式，导致该地区大国战略博弈日益加剧、安全阵营化趋势加快、安全困境螺旋上升和非传统安全竞争日趋升温，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全球安全倡议提供了一个新的安全范式，即以合作安全应对竞争安全、以开放安全对抗封闭安全、以共同安全替代分割安全、以多边安全超越单边安全。针对美国推行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全球安全倡议为实现亚太地区的普遍安全和持久和平提供了实践路径，包括促进地区大国良性互动、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机制、塑造地区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以及强化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
关键词
全球安全倡议；中华文明特性；亚太安全治理；新安全范式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亚太地区呈现出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且日益升温的态势，严重威胁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合作进程。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与“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是对传统安全范式的超越，丰富了全球安全理念，为破解人类安全困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的思想动力和行动指引。
一亚太地区安全态势特征
近年来，亚太地区安全局势日益复杂化，主要呈现出大国战略博弈日益加剧、区域安全阵营化趋势加快、安全困境螺旋加速上升，以及非传统安全竞争日趋升温等主要特征。总体来看，这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对华推行竞争安全、封闭安全、分割安全和单边安全战略与政策的结果。
（一）大国战略博弈日益加剧
2016年以来，美国对华推行竞争安全战略，其对华政策从“兼具竞争与合作”转向“竞争优先”。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拜登上台之后，进一步将中国视为“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中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也逐渐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力量来日益推进这一目标的竞争者”。基于这种认知，美国在亚太地区拓展与深化对华战略博弈的广度与强度，导致地区大国战略博弈日益加剧。
地缘政治战略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发动对华战略博弈的主要手段。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将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崛起视为21世纪的决定性要素，并将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2022年2月，拜登政府公布《美国印太战略》，强调美国将加大对“印太”地区的安全与外交投入，以此塑造阻止中国发挥作用的战略环境。为有效落实其“印太战略”，美国在“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以单列条款形式提出“太平洋威慑倡议”（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该倡议逐渐成为落实美国“印太战略”的法律依据。2023年3月，美国国防部公布“太平洋威慑倡议”2024财年预算报告，将中国列为首要且步步紧逼的挑战，并申请91亿美元预算用于增强美军态势、基础设施与盟伴能力，从而加强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威慑。2022年5月，拜登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在强化美国对盟伴国家承诺的同时，遏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价值观外交是美国对华进行战略博弈的另一个重要抓手。在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和大国分化组合等因素的叠加作用下，世界正加速朝向平行体系演化，美国对华采取“异规博弈”战略，在意识形态、经贸投资、科技研发和军事安全等领域展开不同规则体系下的竞争。拜登政府将国际经济产业划分为所谓“民主”与“威权”两大阵营和两种模式，以此为由制裁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和抵制包括新疆棉产业在内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单边制裁中国的相关个人与实体，凸显其操纵价值观外交、施行对中国经济排斥的本意。美国从零和博弈视角看待与中国的经济技术联系，将既有经济机制武器化，打造平行体系以切断中国获取外部创新资源的渠道、压缩中国的国际市场。综上，美国对华政策展现出较强的竞争性特征，是一种典型的竞争安全逻辑。
（二）区域安全阵营化趋势加快
美国炒作地区安全热点问题，积极推行对华封闭安全的战略，构建反华安全联盟，导致亚太地区安全阵营化趋势日益明显。继《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之后，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再次将“一体化威慑”战略作为其建设反华联盟的指导思路，并在“全球北约”理念指引下主导推进“亚太北约化”进程，搅动亚太地区安全局势。2019年12月，北约伦敦峰会通过的《伦敦宣言》首次提及中国，被视为北约亚太化的开端。2022年6月，北约马德里峰会通过新战略概念，首次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挑战”，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亚太国家更是首次受邀出席北约峰会，显示了美国将北约作为在亚太地区对华战略竞争工具的意图。
与此同时，美国致力于将其主导的亚太双边联盟体系转型升级为多边形态。2022年8月，美日韩国家安全顾问举行三边会谈，讨论了对“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共同承诺”，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极大地扰乱了亚太地区核不扩散进程，对地区和全球海洋安全构成挑战。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自成立以来，频繁通过联合军演和军事援助等方式，深化四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2022年5月，四国宣布推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的安全倡议，加强海洋情报共享。2023年7月，美澳主办“护身军刀”联合军演，涵盖亚、欧与南太平洋等11国，规模达历史之最。美国与日澳英加等传统“五眼联盟”国家频繁建立与升级情报共享联盟的举动，或导致一个基于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思维之“新五眼联盟”的出现，并将在5G技术、网络安全问题上对中国发难。2023年以来，美国在幕后推动日韩两国在历史问题上达成“和解”，力促两国关系实现改善，并利用戴维营峰会进一步提升了美日韩三方安全合作的水平。
（三）安全困境螺旋加速上升
当前，亚太地区呈现的安全困境，是美国通过“印太战略”推行对华分割安全政策的结果。美国为维护其全球与地区霸权，将中国不断增长的综合国力与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作为挑战美国地区主导权的证据。在美国看来，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发展“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与在南海进行岛礁建设等做法，均致力于对冲美国在该地区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华军事优势。
对此，美国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声称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不断增强的军事能力，正日益成为“威胁”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与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兰德公司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反介入”能力阻止或削弱美国及其盟友部队进入作战区域的能力，而“区域拒止”能力试图限制美军部队在作战区域内自由机动的能力。基于此判断，美国强化与其亚太盟友关系，以压制中国逐渐增长的地区影响力。在双边层面，美日、美韩、美印多次举行“2+2”对话，美菲达成军事协议，在菲增加美军事基地，美与新加坡续签防务协定以延长其军事基地使用年限。在多边层面，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先后创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美日韩国安顾问三边会谈、芯片四方联盟（CHIP4），以及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加速推动美亚太同盟体系从“防御性”向“进攻性”转变。
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建设思路的转变，不仅加深了中美在该地区安全困境的程度，更引发了两国安全困境的质变，即从经典的基于防御性政策的“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system-induced security dilemma）转向基于进攻性政策的“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state-induced security dilemma）。这两种类型的安全困境主要以国家是否具有损害他国安全的主观意图作为划分标准。美国将中国军事力量的正常发展视作强势行为，并采取一系列以中国安全为代价提升其安全的分割安全政策。更严重的是，美国对华消极的战略认知已经从基于客观综合实力的判断逐渐蔓延到基于主观身份定位的判断，表现为将意识形态分歧与国内制度差异作为制定对华战略与政策的主要依据，并以此强化了对华打压力度，加剧了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困境的深度。
（四）非传统安全领域竞争日趋升温
美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推行针对中国的单边安全战略，以维护其优势地位。自美国版“印太战略”提出以来，海上安全逐渐成为美国对华进行非传统安全领域竞争的主要抓手。2019年，特朗普政府首先在国防授权法案中提出将“东南亚海洋安全倡议”扩大为“印太海洋安全倡议”，拜登政府进一步在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提出新版“印太海洋安全倡议”。通过这两次升级，美国不仅将其海上安全合作的覆盖范围，逐步从南海扩大到印太司令部辖区内的所有国家，而且持续深化该合作的机制化水平。美国先后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和台湾地区签订海警双边协定，定期展开联合演习，实施能力提升计划。在“四方安全对话”框架内，实现与盟友的海上信息共享，提升对太平洋、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国家的海域监控能力，此举旨在通过舆论和外交手段构建针对中国海洋活动的情报信息网。
供应链安全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对中国进行非传统安全竞争的又一重要领域。过去一段时间，美国通过构建“反华经济技术联盟”拉拢中间地带国家，打造排华的经济技术平行体系。拜登上任伊始，便宣布采取“小院高墙”战略，在半导体芯片、电动汽车、稀土矿物和制药等四大领域对中国展开供应链安全竞争。一方面，美国在亚太地区通过“印太经济框架”与芯片四方联盟推行所谓“友岸外包”，竖立起针对中国的经济技术高墙，以“精准脱钩”阻止中国在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提升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美国强调在亚太地区建设更具韧性的供应链。2023年初，美日韩举行首次三边经济安全对话，致力于加强三国在供应链韧性和技术开发方面的合作。美国推动“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和“芯片四方联盟”等机制，与中国争夺新兴和关键技术的全球标准与规则制定权，在半导体等关键制造领域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开展供应链合作，通过利益捆绑增强美国在国际经贸和技术事务中的影响力，以歧视性和排他性安排破坏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限制中国获取技术资源的渠道。
二全球安全倡议的文明基底与理论逻辑
在美西方持续推行对华竞争安全、封闭安全、分割安全与单边安全的战略，以及由此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回应了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的迫切需要，顺应了世界各国坚持多边主义的共同追求，响应了各国人民共克时艰的普遍愿望。2023年2月，中国正式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六个坚持”的核心理念与原则，提出了二十个重点合作方向，提倡通过五大类合作平台和机制应对各种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等。总体而言，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为应对全球与地区日益恶化的安全形势而提出的一整套新安全范式，它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呈现出超越传统安全范式的理论逻辑。
（一）全球安全倡议的文明基底
全球安全倡议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特征。本文致力于从这五个特性中提炼出与安全相关的战略性思维与要素，以此阐释全球安全倡议的文明基底。
1. 连续性
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具有鲜明的历史逻辑，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战略思维的连续性特征。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领导人提出并逐渐丰富发展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要义的“新安全观”概念。2011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指出了后冷战时代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新特征；共同安全强调各国应在维护本国安全的同时，尊重他国合理的安全关切；合作安全主要指涉安全问题解决的方式，即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
2014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2020年，习近平在第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了十点要求，其中包括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推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中国国家安全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实现了安全与发展、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以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多重统筹。
在2014年亚信峰会上，习近平提出应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此“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其中，“共同”意味着安全应该是普遍、平等且包容的，是对每一个国家安全的尊重与保障；“综合”强调要统筹传统领域与非传统领域安全，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合作”倡导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信释疑，求同存异，通过加强合作实现和平稳定；“可持续”是通过统筹发展与安全，实现持久性的安全。
在上述一系列安全理念的基础上，习近平于2022年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其核心要义归纳为“六个坚持”：（1）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2）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3）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4）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5）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6）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从主要内涵、核心关切与主要手段等可以看出，这“六个坚持”充分体现了全球安全倡议对新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亚洲安全观的继承与发展。
2. 创新性
全球安全倡议是在对既有安全观与安全范式的借鉴与反思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特征。中华民族素来主张革故鼎新，这种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推动了中华文明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守成创新。全球安全倡议的创新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全球安全倡议的首要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对传统安全观念的反思与创新。西方传统安全观强调以国家主义为核心的自我安全，容易忽视他国对普遍安全的合理诉求；西方传统安全观强调军事、领土等传统安全，而对文化、生态等非传统安全未能给予足够重视；西方传统安全观强调以同盟为获得安全的主要手段，而对其所谓异类的非盟友国家采取打压和排挤。与之相比，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不能通过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获取自身绝对安全，致力于实现具有持久性的共同安全。
第二，全球安全倡议对多边主义进行创新性阐释，是对西方伪多边主义的超越。自近代主权原则确立以来，多边主义成为国家间合作应对国际公共事务的主要路径之一。然而，美国为维护其在世界政治中的霸权主导地位，频频运用泛安全化的手段，通过建构和巩固仅代表西方国家利益的小圈子，试图解构那些更具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等，大行伪多边之举。全球安全倡议提出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多边安全，正是对这种伪多边主义的有力反驳和超越，也是对传统多边主义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第三，全球安全倡议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进行创新性的统筹。全球安全倡议进一步丰富了安全的内涵与外延，更加突出安全的联动性、跨国性与多样性特征。基于此，全球安全倡议创新性地提出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相互转化的观点，并创造性地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运用到对安全问题的理解与治理过程中，发展出以多管齐下和综合施策为特征的全球安全治理新模式。
3. 统一性
全球安全倡议对各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强调，彰显了中华文明所蕴含的统一性特征。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第一，全球安全倡议坚持不干涉原则，是维护统一性的重要法宝。倡议强调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是国际法基本准则和现代国际关系最根本准则。一方面，不干涉是对别国主权的尊重。中华文明始终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实践原则，在强调自我统一性的同时，也格外尊重他国的统一性，这被视为两国正常交往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不干涉是对他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尊重。中华文明素来强调“不闻往教”在对外交往中的重要性，中国人相信只有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制度设计才有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构建国内统一性。全球安全倡议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坚持，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理念。
第二，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底线思维，是维护统一性的基本前提。倡议强调要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底线思维在其中扮演不容忽视的作用。全球安全倡议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继承与发展，后者强调坚决维护国家核心与重大利益，这是中国制定一切安全政策与对外政策的底线。只有维护好这条底线，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统一，才能最终构建起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原则的新型国际关系。
第三，全球安全倡议坚持联合国的中心地位，是维护统一性的制度保障。倡议坚持维护联合国权威以及联合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基本文件奠定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如主权原则与不干涉原则等，这些均是维护国家统一性的法律与机制保障。在百年大变局背景下，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有助于克服某些国家主导的冷战思维、单边主义、阵营对抗和霸权主义，能够更好地维护世界各国所享有的统一性权利，同时也展现了中国对多边安全重要性的强调。
4. 包容性
全球安全倡议超越了传统安全观的狭义与封闭理念，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征。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全球安全倡议的包容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全球安全倡议展现出对国家特质差异化的包容性。西方安全观受基督教一神论思想影响较为严重，因此特别强调所谓同质化安全，“民主和平论”即是这种同质化安全思想的典型代表。与之相比，全球安全倡议充分尊重国家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既表现为各国安全需求、安全能力以及安全合作方式上的差异性，也表现为各国政治制度、发展道路与社会制度的差异性。全球安全倡议对这些差异性展现出较强的包容性，特别强调要在坚持求同存异和聚同化异的原则基础上，不搞以意识形态划界构建分割世界的小圈子，而是以开放安全理念推动世界实现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
第二，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对安全领域复杂化的包容性。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对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统筹兼顾，这在其概念文件所划定的二十个重点方向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二十个重点方向既包含核安全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等传统安全领域，也囊括了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海上安全、国际反恐、信息安全、生物安全、新兴科技安全、外太空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跨国犯罪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这种多领域、全覆盖的安全理念，不仅体现了全球安全倡议的包容性，更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第三，全球安全倡议彰显了对安全行为体多样化的包容性。全球安全倡议一方面重视国家在安全合作中的作用，尊重各国主权；另一方面也强调诸多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与地区安全治理中的重要性。首先，全球安全倡议对世界主要地区的区域安全组织给予高度重视，包括东盟、非盟、拉共体以及中东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区域安全合作组织。其次，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各安全领域机制建设的重要性。最后，全球安全倡议将进一步加大对由中国参与引领的合作平台的投入，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以多边安全的理念与行动夯实全球安全之基。
5. 和平性
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旨在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这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征。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华文明素来崇尚“以和为贵”的思想，全球安全倡议是对百年大变局下和平赤字与安全赤字的回应。全球安全倡议的和平性体现在其原则、目标和方式等方面。
第一，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原则为“六个坚持”，每个“坚持”都蕴含着深刻的和平性。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为了实现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突出了内政不容干涉的重要性；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旨在维护这个实现人类集体安全与永久和平的制度设计；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有助于实现普遍安全与共同安全；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有利于危机的和平解决；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是实现持久和平的长远之道。
第二，全球安全倡议的目标具有很强的和平性。就短期目标而言，倡议旨在根据处于冲突中的当事国的需要和愿望劝和促谈、斡旋调停，以化解矛盾、管控分歧，体现了合作安全的核心要义与实现路径；就中期目标而言，倡议主张安全的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为实现普遍安全与共同安全提供制度性保障；就长期目标而言，倡议致力于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实现世界持久和平，让每一个国家享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开放安全和多边安全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第三，全球安全倡议倡导的合作方式具有鲜明的和平性。不同于传统安全观通过零和性和排他性的对抗方式获取自身安全，全球安全倡议强调通过包容性与和平性的政治手段来实现共同安全。为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倡议鼓励当事国坚持坦诚对话沟通，化解分歧，寻求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为维护现存国际安全秩序，倡议重视利用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其他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围绕和平与安全问题广泛讨论沟通，汇聚国际社会应对安全挑战的共识；为增添国际安全合作动能，倡议重视加强安全领域政策沟通，促进政府间对话合作，凝聚国际社会应对安全挑战的合力。
（二）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逻辑
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奠定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文明基底，也赋予该倡议不同于以往传统安全范式的新安全理念，具体表现为合作安全、开放安全、共同安全和多边安全四个维度所构成的理论逻辑，这与当前美西方在亚太地区推行的对华竞争安全、封闭安全、分割安全和单边安全的战略逻辑形成了鲜明对照。
1. 以合作安全应对竞争安全
针对大国战略博弈中的竞争安全逻辑，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合作安全逻辑，强调大国带头讲平等合作法治，反对搞霸权霸凌霸道，携手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竞争安全是指一国在零和思维指引下强化与他国的竞争关系，以此实现自身相对于他者更加安全的状态。竞争安全是一种典型的零和安全思维，强调两国间的安全必定建立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中，一方安全的获得必定意味着另一方安全的流失。竞争安全尤其关注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大国力量对比变化，认为这种变化势必会朝着不利于守成国的方向发展。守成国为维护自身综合实力的优势地位与绝对安全，往往在经济、技术、资源、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大力推行针对崛起国的泛安全化政策，以强化竞争安全的广度与深度。然而，“安全概念的不断泛化将会带来普遍的认知混乱和行为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包括低估传统安全问题的持续存在丧失分析的清晰度与适用性，对不同安全问题难以取舍以及扩大经验与规范主张之间的分歧等。以泛安全化为主要手段的竞争安全战略尤其不利于大国安全关系的良性发展，为大国安全合作制造障碍。
全球安全倡议的合作安全观体现在，“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全球安全倡议视阈下的合作安全，是指一国不以零和思维为基本假定，而是通过建立或加强与他国的合作关系来实现自身安全。合作安全寓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之中，和合“最充分地体现了多样存在的兼容互惠合作，体现了合作的最大化和冲突最小化的共在原则”。 合作安全倡导“以信任取代猜忌、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谈取代冲突、以互谅互让取代争夺”。与集体安全强调被动防御不同，合作安全致力于通过对话合作积极塑造和推动国家、区域和全球安全。习近平强调“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这意味着唯有超越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与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才能真正实现以合作促安全。全球安全倡议蕴含着深刻的国际合作性，强调国际安全合作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共同应对全球与地区安全挑战的有效方式与途径。
2. 以开放安全对抗封闭安全
针对安全阵营化中的封闭安全逻辑，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开放安全逻辑，致力于为地区国家提供开放包容的安全公共产品，服务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摒弃冷战思维，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不针对特定国家，也不排斥特定一方，任何国家只要愿意均可加入该倡议。
封闭安全是指一国通过建立排他性的封闭式安全联盟以获取自身安全，并且在主观上致力于将竞争对手置于不安全的境地。封闭安全的主要表现是安全公共产品的私物化，主要呈现为俱乐部安全产品。一般意义上，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根据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稳定论”，霸权国在金融、贸易和安全等领域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以实现体系的繁荣与稳定。然而，当霸权国自认为其安全利益受到威胁时，要么选择减少对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削减由于其他国家“搭便车”所引发的高额成本；要么选择将安全公共产品私物化，以强化其排他性，进而形成俱乐部产品。但是俱乐部产品并非纯粹的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完全排他性。俱乐部产品的关键属性表现为“创始国设定标准而具有选择性特征，其成员可以确立规则，以主导与之相联系的问题领域，并缺乏对局外者的透明度”。据此，俱乐部产品在安全领域的典型表现是国家间安全联盟，其往往以“小圈子”式的封闭安全为主要运作逻辑与目标追求。
全球安全倡议的开放安全观体现在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全球安全倡议视阈下的开放安全，是指一国通过营造开放性的国际安全环境以获取自身安全，并为他国提供包容性的国际安全公共产品。开放安全意味着一种兼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全球安全体系，这与“小圈子”联盟为特征的封闭安全形成鲜明对比。从安全公共产品的视角来看，封闭安全热衷于打造服务于少数国家安全利益的俱乐部安全产品，而开放安全则强调面向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与俱乐部安全产品的强排他性不同，开放性安全公共产品是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纯粹公共产品。全球安全倡议中蕴含着深刻的开放安全逻辑，体现为不寻求安全利益的对立，不人为设置对抗性的安全阵营，不制造引爆冲突和战争的紧张氛围，不将任何一国排除在追求其安全利益的过程之外。从这个视角看，全球安全倡议所蕴含的开放安全属性，主要体现为全球安全倡议本身作为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
3. 以共同安全替代分割安全
针对安全困境螺旋中的分割安全逻辑，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安全逻辑，明确指出应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
分割安全是指一国在获取自身安全的过程中未将他国的安全关切置于考量范围内，从而在客观上使他国陷入不安全的境地。分割安全的概念脱胎于冷战时期提出的“不可分割的安全”（indivisible security）或“安全的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 of security）。“欧洲安全不可分割”首次出现在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定》（Helsinki Accords），它明确指出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其所在地区的其他国家密不可分，为冷战时期敌对的两个军事集团设定了基本规则。然而，冷战结束后，随着北约持续多轮的扩张，安全不可分割原则遭到严重侵蚀，而分割安全愈发成为霸权国安全战略的核心逻辑。分割安全是造成当前全球与区域安全困境的罪魁祸首，也是导致大国安全竞争加剧与安全阵营化日趋强化的根本原因。依据分割安全的逻辑，一国致力于最大化其自身安全利益，而忽视该行为可能引发的他国安全利益的受损或他国不安全感的增强，从而导致一种“己方安全感上升而彼方安全感下降”的经典安全困境情景，从而迫使各国产生一种安全可分离且只能依靠自助实现的心理。
全球安全倡议的共同安全观体现在，“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一国安全不应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全球安全倡议视阈下的共同安全，是指一国将他国的安全关切纳入追求自身安全的过程中，致力于使我者与他者同时拥有安全感。共同安全逻辑认为，在国际社会的大家庭中，一国的安全是无法孤立存在的，也是不能持久的，只有所有国家的共同安全才是持久且稳定的。共同安全致力于实现国际社会全体的安全，强调安全必须基于对共同生存的承诺，而不是建立在相互毁灭的威胁之上。共同安全“超越了片面的国家安全，强调尊重和保障各国的国家安全，倡导不能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全球安全倡议的共同安全逻辑，立足各国共生共存的理念，反对以强权为核心的霸权安全以及基于权力平衡的均势安全，追求一种能够兼顾本国与他国的普遍安全的状态。
4. 以多边安全超越单边安全
针对非传统安全竞争中的单边安全逻辑，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多边安全逻辑，致力于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与区域安全治理模式，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与全球性问题。
单边安全是指一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时采取独断专行的单边手段，不与他国合作或不尊重现行多边机制。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建立在一系列国际制度之上，为国家间降低互动成本、提升互动预期、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可供遵循的规则与规范，也为霸权国维护其霸权利益奠定了制度性基础。然而，霸权国有时也会利用这种不对称优势大力鼓吹“自我利益优先论”，滥施单边制裁，频繁侵害他国主权，违反主权平等原则，严重破坏《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及国际法基本准则。此外，霸权国也会以伪多边主义掩盖其单边主义行为，即一方面对盟伴国家施加以霸权国安全利益为优先的等级性政策，另一方面对盟伴外国家采取维护霸权国安全利益的排他性政策，两者本质均是维护霸权国优势安全地位的单边主义行为。
全球安全倡议的多边安全观体现在，“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全球安全倡议视阈下的多边安全，是指一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多边主义，与他国一道参与推动多边安全进程。多边安全是相对于单边安全与伪多边安全而言的，其核心逻辑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原则，倡导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由此，多边安全意味着世界各国共同商议全球与地区安全问题，共同决定国际安全事务的态势与走向。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顺应了世界各国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团结的共同追求。多边安全与单边安全及伪多边安全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不追求后两者所强调的绝对安全，不寻求在安全领域建立绝对意义上的霸权地位，而是致力于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实现共同且可持续的安全状态。全球安全倡议所蕴含的多边安全，致力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三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路径：以亚太安全治理为例
自2019年特朗普政府发布《印太战略》报告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针对中国的排他性政策，扰乱了亚太安全治理的机制与进程。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可谓正逢其时。在合作安全、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多边安全的理论逻辑指引下，全球安全倡议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有力应对，为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指明了实践路径，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坚持合作安全 促进地区大国良性互动
美国“印太战略”所蕴含的竞争安全逻辑，破坏了地区大国长期保持的稳定关系。作为回应，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合作安全理念，倡导“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发展，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为实现亚太地区的大国安全合作，明确提出了基本原则和实践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指出，要促进大国协调，首要任务是要使大国具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上承担特殊重要责任”的意识。美国通过“印太战略”推行地区大国竞争，忽视中国在该地区的合理利益诉求，以加剧冲突风险为代价维护其地区安全主导地位，是其缺乏承担此种责任意识的表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始终强调中美要在亚太地区尊重彼此的正当权益，这是实现中美合作安全的根本。在此基础上，中国进一步提出大国要“带头讲平等、讲诚信、讲合作、讲法治，带头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中美两国如何实现良性互动提供了可行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大国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坚守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这意味着大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要通过对话沟通将彼此关系维系在波动较小的动态平衡中。为此，中国反复强调管控中美两国分歧的必要性。2022年11月，习近平在中美巴厘岛会晤时指出，中美是两个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的大国，两者之间的差异与分歧，不应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拜登也提到，美中双方有共同责任向世界展示，美中能够管控分歧，避免和防止由于误解误判或激烈竞争演变成对抗甚至冲突。同年12月，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与来访的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在“推进中美关系指导原则磋商、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的重要敏感问题、加强各层级交往和开展相关领域合作进行了深入沟通”。双方的积极表态展现了中国在协调中美良性互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坚持开放安全 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机制
美国为实现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以封闭安全逻辑构建了各式各样的安全“小圈子”，使该地区安全机制碎片化问题愈发严重。鉴于此，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开放安全的理念，提倡“支持和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和架构”，坚持通过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东盟方式”，为地区国家间以及地区国家与域外国家间的安全对话与合作创造了更多空间，这种开放包容的方式有助于塑造地区安全合作网络的协调性与整体性。
在支持和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进程中，中国的开放安全理念体现在其积极参与由东盟主导的亚太安全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2022年8月，中国发布《中国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立场文件》，强调中国支持东盟在不断演进的区域架构中继续发挥中心作用和领导力，支持加强东盟主导的东亚合作机制；中国认同并尊重东盟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地位，从未也不会要求东盟选边站队；中国表示愿率先签署加入《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支持东盟维护东南亚作为无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地区的努力。
全球安全倡议所蕴含的开放安全是指，中国在概念与实践层面对东盟主导之安全规范的对接与支持。2002年7月，中国以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的方式提出了新安全观，其所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安全理念，与东盟提出的“合作安全”异曲同工。两者的相似之处体现在反对霸权主义、重视综合安全以及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等方面。此外，在东盟的主导下，“预防性外交”的理念逐步完成了从联合国到亚太地区的规范本土化进程。自2012年起，中国多次参与主办东盟地区论坛建立信任措施与预防性外交会间支助小组会议、预防性外交培训班与预防性外交研讨会等，有力地推动了预防性外交的发展，为塑造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治理提供了实践动力。
（三）坚持共同安全 塑造地区国家间的相互信任
美国以分割安全逻辑推行“印太战略”，破坏了亚太地区的相互信任，削弱了地区国家的普遍安全感，进而加剧了该地区的安全困境程度。在此背景下，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安全理念，特别强调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主张“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地区国家间的战略沟通，增进地区安全互信，弱化地区安全困境，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
中国在参与亚太安全治理进程中，特别强调共同安全的重要性，并将增进互信作为实现共同安全的基本前提。早在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中国便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将互信列为首位。2017年，中国发表《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的亚太安全理念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其中，共同安全意味着“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要尊重并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这种对相互尊重与相互保障安全的反复强调与确认，实际上是中国向地区国家发出增进互信的强烈信号，积极推动地区国家实现相互信任、共同安全的努力。
除发表政策性文件外，中国同样在一系列地区合作机制中大力践行共同安全理念，积极塑造亚太国家之间的安全互信，包括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东盟地区论坛和北京香山论坛等。作为亚信的创始会员国，中国始终积极参与亚信合作进程，并多次在该会议上发布并阐释其对共同安全的理解。2014年，习近平主席出席第四次亚信峰会时指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在《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中，北京香山论坛被纳入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平台机制。2023年10月底，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如期举行。该届论坛的主题是“共同安全、持久和平”，这也是中国致力于为相关方增信释疑、求同化异提供的一个沟通对话渠道。
（四）坚持多边安全 强化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
尽管拜登政府声称回归“多边主义”，然而实际上却在亚太地区大搞伪多边主义，通过推行“印太战略”，将中国排除在其所主导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之外，削弱了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代表性与有效性。针对此种局面，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多边安全理念，倡导深化与地区国家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合作水平，为亚太安全治理合作提供更多动能。
救灾合作是中国在亚太践行多边安全、深度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的一个重点领域。中国参与了诸多地区救灾合作机制，包括东盟亚洲减灾备灾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救灾合作机制、东亚地区救灾合作机制以及南太平洋地区灾害管理合作机制等，支持岛国落实其《蓝色太平洋2050战略》，帮助岛国提升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在打击跨国犯罪领域，中国积极推进在《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多边框架下的国际合作，并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10+1）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等为地区跨国犯罪治理贡献力量。在海上安全合作领域，中国参与推动海上安全对话合作，并参与制定了相关条约和机制，如《中日海上搜寻求助合作协定》《中韩海上搜寻救助合作协定》以及《关于建立中马联合海洋研究中心的谅解备忘录》等。在东盟—中日韩（10+3）机制下，公安部长会议逐渐成为应对地区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机制。在反恐合作领域，中国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反恐工作组，并多次成功主办东盟地区论坛反恐与打击跨国犯罪会间会。
澜湄合作是中国参与亚太非传统安全领域多边合作的又一颇具代表性的突出案例。澜湄地区充斥着如跨境犯罪、水安全和网络信息犯罪等纷繁复杂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整体呈现出强复合性与强联动性的特征。然而该地区的治理又属于“碎片化”形态，表现为机制拥堵和投入分散，难以根本解决上述非传统安全问题。自2016年3月澜湄合作机制正式启动以来，其逐渐成为中国开展周边外交与参与地区多边治理的重要抓手。中国推动澜湄合作机制从培育期到成长期的稳步发展，是其向地区国家提供的一个新型开放性的国际公共产品，在亚太安全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结 论
探讨全球安全倡议蕴含的中华文明特性，是在国际安全领域对“第二个结合”的一次初步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全球安全倡议所展现出的以合作安全、开放安全、共同安全、多边安全为支柱的理论逻辑，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在当代中国外交中的有力体现。
通过将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逻辑与美西方在亚太地区推行对华竞争的战略逻辑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更为清晰地展现该倡议是如何建构一套新的安全范式，以超越基于竞争安全、封闭安全、分割安全与单边安全的传统安全范式。当前，大国博弈风险增大、意识形态对抗加剧、非传统安全隐患上升等，导致了全球安全治理的观念碎片化与机制碎片化。反过来，这种碎片化又加剧了本就颇为严峻的全球与地区安全问题。这种恶性循环较大程度上受到既有传统安全范式的影响。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致力于在理论层面破除这种恶性循环，为塑造合作开放的安全观念与多边共治的安全机制阐明了中国立场、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在亚太安全治理进程中的积极作为与重要贡献，是对全球安全倡议的有力践行。遵循该倡议的理论逻辑，中国坚持合作安全，促进地区大国良性互动；坚持开放安全，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机制；坚持共同安全，塑造地区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坚持多边安全，强化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国在亚太地区对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为该地区日益复杂的安全态势注入了更多确定性因素。
在全球安全倡议的引领下，中美关系开始呈现企稳向好的态势。2023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在旧金山会晤，确立了中美要共同树立正确认知，共同有效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互利合作，共同承担大国责任，共同推进人文交流的“五个支柱”顶层设计，形成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并在政治外交、人文交流、全球治理、军事安全等领域达成了二十多项共识。这些共识与成果的取得，正是中美共同践行合作安全、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多边安全的结果。
展望未来，在全球安全倡议的新安全范式指引下，美国将愈发意识到其对华战略竞争的不可持续性与相互伤害性，中美关系将有望冲破传统安全范式的桎梏，朝着更加和平稳定均衡的大国关系格局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助力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来稿日期：2023-08-10】
【修回日期：2023-11-19】
【责任编辑：谭秀英】
编辑 | 杨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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