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情报霸权日益频繁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从2013年的“棱镜门事件”到2023年中美“流浪气球事件”中，美国将中国的民用无人飞艇视为“间谍气球”和“高空监视气球”，并动用军事力量将其击落。不难发现，美国情报霸权屡屡发难，日益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已成为危害地区和全球和平的重要风险源。2023年2月，中国外交部发布《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的报告，明确向外界揭露出美国在全球无差别的网络监听，在亚太地区强推“印太战略”，纠集“五眼联盟”等情报霸权行径。针对于此，本文对美国情报霸权的主要特征展开研究，以更好地揭示情报霸权的本质。

美国情报霸权的主要特征

侵略性 侵略性是美国情报霸权的典型特征，是指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常常将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历史上，美国发动一系列战争、策划政变、暗杀等暴力行为中，情报部门几乎无一缺席，始终充当着美国侵略行为的台前或幕后推手。1964年，美国家安全局炮制出“北部湾事件”，导致越南战争的爆发。1990年，美国情报部门炮制“育婴箱事件”，点燃了海湾战争。2003年，美国情报部门向国会提供关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虚假情报，成为伊拉克战争的推波助澜者。2018年，美国以情报显示叙利亚境内疑似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为由，联合英法盟友对叙利亚展开空袭。美国国内情报政治化泛滥，这导致情报被决策者利用和控制。美国发动的这些侵略战争，背后都离不开情报部门的支持，情报部门为总统发动的对外战争提供所谓合法性和道义性依据，起到推波助澜的舆论宣传作用，导致美国政府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

扩张性 扩张性是美国情报霸权的又一特征。美国情报霸权的扩张性主要体现为美国情报界权力的扩张性与情报霸权影响力的扩张性两个方面。

1965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逊借口“北部湾事件”，扩大对越南的入侵

其一，美国情报界权力的扩张性。二战之前，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盛行“战时建、平时撤”的情报观，军事情报未受到足够重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尤其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情报界开始受到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在战争中，美国情报机构迅速走向成熟，战略情报局等情报机构在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47年，美国正式设立中央情报局，并在《国家安全法》中规定，中央情报局是政府中独立的单位，直接对总统负责，这一规定确定了中情局的权力地位。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猪湾事件”、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揭示出情报界权力膨胀到高峰。美国会不得不成立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和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以加强对中央情报局权力的监督。“9·11”事件之后，反恐成为美国政府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传统安全威胁与多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叠加对情报工作提出更高要求，为此情报机构在美国政府中的地位再次受到高度重视，情报界的权力也呈现扩张之势。2005年，美国政府成立有“情报沙皇”之称的国家情报主任，与中央情报主任相比，国家情报主任除了有监督、协调和整合与指导情报活动的权力，而且还首次获得情报界预算权。情报界权力的扩张还体现为美国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无差别的网络监听。

9·11事件之后，反对恐怖主义成为美国政府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

其二，情报霸权影响力的扩张。随着美国家利益的延伸与拓展，海外利益越来越广泛，美国情报界的影响力也逐渐向海外拓展。尽管美国情报组织的本部在美国国内，但每个机构在海外都有各项分支机构。例如，中情局的本部虽然设立在美国本土，但仅中情局行动部在海外地区的办事处就有130多个，人员就有10多万人；美国利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世界各地加强情报渗透，凭借自身经济、科技等优势，维护全球霸权，成为“国际警察”。

两面性 美国情报霸权的两面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美国政府将所谓的“道义”“人权”“民主”等作为其施展情报霸权的“遮羞布”。在推行情报霸权的过程中依仗“巧实力”，为自身的干涉、侵略、破坏等不法行为做掩护。这种两面性的霸权模式具有较强的迷惑性，它常常表现为以人道主义和捍卫西方共同价值观为借口，以“人权高于主权”“主权过时论”“人权无国界”等名义干涉他国内政，发动对外侵略战争。1999年，美国以人道主义干预为旗号，参与科索沃战争；2001年，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发动阿富汗战争；2011年，美国宣扬人权高于主权，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发动利比亚战争，以“保护的责任”为借口对叙利亚进行空袭。美国在实施对外干涉行动时强调注重“道义”和“法律”的外衣，尤为重视价值论述与道德外衣的包装，以掩饰其霸权行径的阴暗面。因此，不难看出，美国情报霸权有着很强的两面性特征，将“合法”与违法结合起来，以此为霸权行径辩护。

二是指美国在行使霸权行径时，以本国利益独尊，在同一问题上持双重标准对待。例如，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美国情报部门建立全球监控网络，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其监控的范围之内，这早已严重威胁到包括其盟友的网络安全，成为世界最大的黑客帝国，但美国却毫无根据指责中国科技公司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这是明显的双标做法；在中美流浪气球事件中，美国执意将中国民用性质的无人飞艇污蔑为“间谍气球”和“高空侦察气球”，并将其击落。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美国所持的双重标准立场更为明显。9·11事件发生后，中美展开密切反恐合作。双方在联合国框架下一致认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为恐怖主义组织，美国中情局更是出动无人机打击多名东突分子。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社会产生霸权焦虑，为了维护地缘政治利益，美国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双重标准，在反恐问题上大搞双重标准。2020年11月，美国前国务卿试图撤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恐怖主义组织定性，否认“东伊运”的恐怖组织性质。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在“东伊运”恐怖主义定性问题上出尔反尔，再次暴露了华盛顿当权者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对东突恐怖组织提供资金、培训等方面支持，将恐怖组织作为遏制中国的工具。

排他性 美国情报霸权具有鲜明的排他性特点，这与美国恪守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有关。这种排他性的特点在美国国际交往中，主要体现在与盟友的关系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为了维护其半导体产业的绝对垄断地位，单方面打压日本半导体行业，实施一系列对日本的经济制裁措施，发起对日贸易战。在全球网络安全方面，为了维护美国所谓安全利益，美国将监听的范围扩大到自己的欧洲盟友，对德、法、意以及北欧多国领导人进行全方位监听。为了保证美国的绝对安全，美国不惜损害盟友利益。在对待发展中国家时，美国建立起排他性的制度规范，利用经济、科技等优势作为支配他国的资本，掌握他国的内部脆弱性，迫使他国改变不利于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政策。在“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理念指导下，美国对外打交道的唯一标准是美国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考虑国际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甚至强制他国利益服从本国利益，这种狭隘的利益观，鲜明体现出美式霸权的排他性特点。

美国情报霸权的现实困境

美国情报霸权是当前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造成国际关系紧张和局势动荡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随着美国自身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发展，美国情报霸权也面临着诸多危机，遭遇一系列现实困境。

借助价值论述与道德外衣的包装，美国掩饰其情报霸权行径的阴暗面

国力相对衰落，情报霸权发展的“外在张力”受限。美国情报霸权最大的优势就是其强大的国家实力的支撑，尤其是雄厚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保障。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方面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每年为情报界的发展提供充沛的物质资源。凭借着其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航天等技术上的领先优势，美军在太空战、网络战、信息战等领域独霸全球，是唯一能够全天候、全方位、高精度对全球范围内目标进行情报侦察的国家。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开始面临衰退的风险。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美国经济通胀不断攀升，陷入一个持续衰退的过程。202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缩水了3.5％，占世界经济总量已不足30％，成为1946年以来最大跌幅。2022年，更是进入了一个从极速放缓到复苏乏力的转变，高通胀下的美国经济面临衰退风险。与美国相比，中国经济在2013－2021年对世界经济的平均贡献率达38.6％，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2020年疫情期间，成为世界上唯一保持正增长的经济体。不仅如此，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两极分化、民主衰退、民粹主义等问题已使得美国的国力受到严重损耗，其单独行使霸权行为已显得力不从心。综上所述，美国的相对衰退，必将冲击美国情报霸权的“硬实力”基础，使其情报力量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限制。

联盟内部矛盾重重，情报霸权的“内在凝聚力”不足。美国情报霸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主导的双边或多边情报联盟的配合。应该说，联盟是霸权得以建立且发挥强大影响力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随着美国相对实力的衰落，联盟体系的不稳定性突出。此外，美国主导的情报联盟内部由于联盟成员间国家利益等分歧，导致其矛盾重重，这给美国情报霸权带来诸多挑战，使其内在凝聚力面临危机。具体来说，情报霸权内部分歧与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欧关系嫌隙不断。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坚持“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对欧盟发动关税战，要求北约国家涨军费，增加国防开支，并以撤军和退出北约相威胁。美欧双方在经贸和全球治理等领域利益分歧突出，矛盾一度难以调和。对此，时任法国领导人马克龙表示，北约已经“脑死亡”，并多次重申欧盟的战略自主以及组建欧州军的想法。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更是直接表示，“德美两国能够完全信任对方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过去了”。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尝试在多个方面恢复和重构盟友关系，但本质上依然是美国优先的扩张主义政策。美欧关系出现裂痕，这直接导致美国情报霸权所依赖的盟友关系基础遭受削弱。也使得在中美大国关系博弈中，欧洲不会轻易“选边站队”。

其次，盟友成员之间的分歧，导致情报网络无法整合。美国情报霸权体现为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情报网络，在此基础上依仗盟友的支持，整合和共享不同盟友圈的情报资源。然而，由于美国盟友之间存有诸多利益分歧、文化差异等因素，导致盟友关系的信任程度大打折扣。例如在亚洲，美国一直希望能够组建美日韩“小北约”，以对抗中俄，维护其在亚太地区霸权。但是由于韩日双方存在很难调和的历史问题和利益冲突，美国在美日韩同盟关系中只能维持双边同盟。早在2016年日韩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以共享来自于朝鲜方面的军事情报。但2018年之后，韩日双方剑拔弩张，外交战、贸易战愈演愈烈。日本在慰安妇问题、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不断挑战包括韩国在内的亚洲人民的底线。2019年7月2日，日本政府发起对韩贸易战，将韩国从日本的贸易“白色清单”中移出，打击韩国半导体这一经济支柱产业。对此，韩国政府采取同等反制措施。韩日双方利益分歧越来越大，导致韩国政府最终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废除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的决定。拜登政府上台后，敦促恢复韩日关系，将美日韩三方关系放在尤为重要的战略位置，对韩日矛盾进行调解。然而，由于韩日矛盾涉及历史问题、领土主权、民族尊严和情感问题等，在原则性问题上双方不太可能有大的让步。这也使得美国一直设想的建立美日韩情报合作一体化的努力很难取得实质性效果。

此外，在北约同盟内部，盟友之间依然存在利益分歧和文化差异。2021年10月，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成立“奥库斯”（AUKUS）。在三边同盟的框架下，美英双方将支持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这一决定直接导致法澳此前达成的百亿合作协议作废，使法国成为AUKUS的第一个牺牲者。法国政府对这一决定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和不满。“五眼联盟”是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五个英语国家组建的情报联盟，新西兰作为“五眼联盟”成员国之一，同样对美英澳核潜艇协议表示出质疑立场，该国政府表示绝不允许澳核潜艇驶入新西兰附近海域。不仅如此，美国的情报联盟内部也存在文化和价值观差异，这直接影响到联盟扩员问题。近年来，日本也在试图加入该情报联盟。然而由于日本文化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并不一致以及日本保密安全能力与五眼的严格要求并不适应等，这也直接导致日本真正加入“五眼联盟”并非易事。

最后，美国对盟友施展情报霸权，面临合法性危机。2013年“棱镜门事件”揭露出美国不仅对中俄等进行监听，而且对其盟友以及本国公民也进行网络监控。此举不仅遭到中俄等国的反对，同时也受到美国盟友的谴责和反对，引起美国国内民众的抗议。事件之后，美国对盟友的监控并未停止。2021年5月，根据丹麦国防情报局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12至2014年间，美国家安全局以丹麦的海底互联网电缆为平台，监视（监听）德国、法国、挪威、瑞典、荷兰等国政要短信和电话通话内容。这起事件被视为“丹麦历史上最大的情报丑闻案”。美国情报霸权置盟友利益不顾，侵犯本国公民隐私，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版权声明：本文刊于2023年 10 期《军事文摘》杂志，作者：杨一帆、申展，如需转载请务必注明“转自《军事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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