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和社会持续转型的重要力量。OECD主要国家都把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积极推进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发挥数字变革为创新、贸易和社会繁荣带来的益处。然而,数字经济也导致世界范围内数字鸿沟的加剧,引发了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新的挑战。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和发展经验,在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加强网络安全、数据资源保护、数字经济监管以及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方面制定合理的发展目标和政策。

当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把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并不断加强数字技术创新以谋求国家竞争发展的新优势。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合作组织(OECD)便已经提出,但至今尚无统一定义。依据2016年G20杭州峰会发布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既为全球发达国家提供了走出金融危机“阴霾”的新路径,也为我国贯彻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和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宝贵契机。近年来,我国推动“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和“国家大数据战略”助力数字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合组织(OECD)便开始监测和跟踪各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产业测算和产业发展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2017年末,经济合作组织(OECD)再次发布《数字经济展望》报告,全面呈现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政策发展以及数字化转型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也对外公布了《2017年信息经济报告-数字化、贸易和发展》报告,对当今世界数字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和分析。“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通过分析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和未来方向,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并为制定我国发展目标和政策提供依据。因此,本文结合OECD等组织近期相关报告,详细探讨全球发达国家数字经济的现状和经验,并提出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建议和启示,以期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健康繁荣发展有所裨益。

一、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1.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发展带来新动能。

毫无疑问,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数字时代,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规模正急剧扩张。据OECD组织2017年报告指出,目前全球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产量约占总GDP的6.5%,仅ICT服务一项就吸纳约1亿人就业。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科技产品市场规模也高速增长,2016年全球3D打印机的出货量,同比增长超过100%,已达45万台(UNCTAD,2017)。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通信技术是建立通信和连接的基础,也已成为日常生活和科技创新的重要领域。一方面,纵观当前OECD成员国家,均在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以应对新一轮数据升级的需求;另一方面,作为创新的关键驱动力,超过30%的专利申请集中在ICT领域,信息通信技术已成为科技创新领域的新热点。如据OECD统计,在2016年底,超过70%的美国风险投资(VC)投资流向了ICT行业,各国对ICT创新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2.各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积极推进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持续转型的重要力量,引起全球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各国政府正逐步推进“国家数字化战略”(NDSs),归纳起来,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数字应用上率先推动政府服务的数字变革,通过内化ICT工具和提供在线服务等,发挥先行引导作用。一方面,政府通过提供的培训和津贴等政策,推进电子政务,完成行政请求的在线处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政府不断通过文化资源数字化共享和图书馆在线阅览等措施,拓展数字资源深度应用。

第二,在改善数字创新的政策环境方面,OECD成员国主要对创新网络实施政策支持和提供更便捷的融资渠道。然而,针对波诡云谲的数字经济市场,各国政府在推进ICT或知识资本投资的创新政策方面,尚缺乏应有的重视。

第三,大部分OECD国家都已专门制定国家数字安全战略,加强保护个人隐私和网络安全。政府通过教育提升劳动者的数字素养,推进普及数字经济的专业化教育,使大众安全地使用信息技术;同时,政府也通过提高用户的数字安全风险意识和加强国际合作等措施,多管齐下,切实强化数字化安全。

二、数字经济带来多领域变革

放眼全球来看,数字经济通过不断创新融合,驱动多领域升级变革,正在为社会发展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1.数字转型驱动传统部门转型升级。

随着传统产业的数字转型,数字技术在科学、医疗、农业和城市管理等领域正得到创新融合应用。比如,在科研领域,随着海量研究数据的收集分析和研究结果的共享扩散,正形成开放获取期刊和同行审查的新模式;在健康领域,越来越多地移动健康APP和电子健康记录,为优化和改善临床管理带来新的机遇;在农业方面,通过精确的农业和自动化,深刻地影响传统的模式;同时,城市也抓住数字应用契机,在交通、能源、水和废物系统等领域,不断挖掘数字创新的潜力来改善自己的规划和决策。

2.数字革命深刻改变就业市场。

传统的经济理论对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尚存争论,在现实中,新一代数字技术对就业的复杂影响也已开始展现———在大多数OECD国家,ICT投资会导致在制造业、商业服务和贸易、交通和住宿方面的劳动力需求下降;而在文化、娱乐和其他服务建设方面出现增长(OECD,2017)。此外,数字技术的使用引起了就业结构和就业性质新的变化。例如,越来越多的新兴就业群体乐于通过网络交易平台从事灵活的、临时性和兼职的工作。

3.数字经济正重塑国际贸易格局。

数字化技术正在重塑贸易格局,尤其是对服务业影响尤为巨大。其一,ICT技术可以提高产业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并通过在研发活动中加强协作等方式来转化为效益;其二,ICT技术的使用还可以增强客户关系,并改善供应链管理,这最终将导致生产率提高和市场份额的提高,并且有助于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OECD(2017)报告指出,制造业出口中所增加的制造ICT附加值较高的经济体,未必在出口中增加高份额的ICT服务价值,反之亦然。报告进一步指出,高效率的ICT服务,有助于提高生产率、贸易和竞争力;但在一些国家,经济以及与贸易有关的限制(包括电信和计算机服务限制),却仍然十分普遍。

三、全球数字经济的风险和挑战

1.数字经济对使用技能提出更高要求。

近年来,全球数字技术的使用率在飞速攀升,对使用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据OECD统计,2016年,95%的OECD国家公司均有宽带连接,73%的人每天使用互联网,并超过一半的人在线购物,不过,仍有超过一半的55岁~65岁的居民仍缺乏ICT核心技能和电脑经验。特别是对于复杂度的较低的蓝领工作和可以被机器替换的简单重复劳动岗位,掌握更高的技能对于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越来越重要。无独有偶,2017年,BBC的调研报告对未来365项具体职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前景进行了展望,那些第一、第二产业的工作,被机器人取代的几率约在80%~60%之间。

2.新型的“数字鸿沟”正在出现。

虽然从全球来看,个人对ICT技术的使用率不断提升,已有超过70%的OECD国家为学生购买ICT产品和服务———但在各经济体中分布严重不均。例如,据UNTCAD报告统计,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在线购物的人口超过70%,而在最不发达国家中,这一比例却只有不到2%。数字鸿沟之所以产生,其一是因为数字化提升了许多的“软”技能的重要性,如社交网络和电商平台上留言交流等,需要更抽象的读写能力和沟通技巧。其二是由于大企业(相对于中小微企业)本身内部业务流程较为复杂,更有可能利用先进的信息通讯技术应用(如ERP软件,云计算和大数据)等;而中小微企业缺乏采用的技能并且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则较少采用,因而数字经济技术的运用仍存在很高的使用壁垒。

3.安全和隐私风险抑制了数字经济充分发展。

消费者对网络诈骗、个人隐私和网上购物质量的担忧,可能会限制数字经济进一步的充分发展。2014年针对欧盟的调研显示,64%的互联网用户比一年前更关心隐私问题,其中最担心的两个问题是滥用个人数据和网上支付的安全性。近年来,全球数字安全事件的复杂性、频率和影响程度在增加,严重的安全事件会波及大部分的用户,造成其对数字技术糟糕的体验和使用抵触。

四、对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相关启示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变革,深刻改变了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极大推动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我们也要看到,数字经济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新动力的同时,也引发了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新的挑战。通过分析OECD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机遇和挑战,可以对我国数字经济战略提供以下几点启示:

1.将数字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加快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

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我国应重视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的全方位辐射带动作用,从宏观层面科学制定数字经济发展目标和战略。首先,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无论是基础科技创新还是尖端科技创新,都离不开数字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移动互联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需要在加快推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支撑海量数字经济数据需求,使企业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创新潜能全面释放。其次,以工业互联网为重点,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实现新旧动能顺利转换。我国应以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为抓手,面向重点领域加快布局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推动数字经济的力量由消费端到生产端拓展,大力推进“互联网+制造业”,使融合性的数字经济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最后,合理制定税收政策,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小企业是创新创业的关键,但当前承担的税负普遍偏重,与我国当前新经济的发展阶段不相适应。为此,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出台针对数字产业领域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及推广费用施行税收抵扣,降低中小企业研发成本,充分出发挥对数字经济的带动作用。

2.加强网络安全控制能力,完善数据资源保护机制。

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兴网络技术已渗透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但我国网络安全防御技术的发展尚难以应对当前网络虚拟空间的挑战,成为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国。2017年,国家网络应急中心发现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数量253万余个,同比增长23.4%。其中,全球范围内的APT组织(AdvancedPersistentThreat,高级持续性威胁)如“海莲花”“白象”“蔓灵花”等,已经逐渐成为我国经济乃至政治安全的最大威胁。因此,一方面需要需高度重视信息安全,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强化对网络攻击等犯罪行为的预警和执法力度(钟春平与刘诚等,2017),通过各国更广泛的合作交流一起应对,实现数字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可以考虑加快推进数据资源领域的立法工作,制定数据资源确权、开放、流通、交易相关制度(王春晖,2018),维护国家数据主权。

3.提高全民数字素养,使数字经济的“红利”惠及大众。

一是亟须减少城乡“数字鸿沟”带来的潜在不均等问题。虽然近年来,我国移动支付,网络购物等新兴技术加速向农村渗透,但城乡之间仍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问题。另一方面,外卖、网约车、共享单车等具有明显区域化特点的应用,城乡差别问题更加突出,各种应用使用率均超过农村地区20个百分点以上。因此应通过加大对农村群体、中低收入群体以及老年人群体的培训,支持农村及偏远地区宽带建设,尽量缩小数字鸿沟带来的新的不平等(杨新铭,2017)。

二是要关注数字经济带来的就业结构调整的问题。数字技术对国民就业的影响较为复杂,体现为在总量上“创造效应”和“破坏效应”并存,对就业结构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要通过对数字经济服务业等新型业态培育,增强高等教育机构办学自主性和灵活性,以及鼓励中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等措施,使数字经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三是注重应用数字经济推进“数字民生”,优先发展“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惠民工程。另外,需加强贫困人口数据信息采集、统计和检测,构建全国统一的“精准减贫”大数据平台,形成高效透明的资金的划拨流转、落实跟踪和效果评估机制,确保“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总目标顺利实现,使数字经济的红利惠及民生。

4.创新和完善数字经济监管,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数字经济时代的新业态在不断出现,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方便消费者的同时,在我国也随之衍生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因而政府需要依据新经济新业态的特点,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探索形成多方协同的治理模式,维护消费者权益,使其负外部性最小化。

一方面,政府要提升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响应速度,及时制定实施适宜的管理细则和对策。以网约车和共享单车为例,在提高了周转率和使用效率的同时,也带来无序融资、恶意竞争、乱停乱放等一系列外部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发挥政府和企业的共同作用,创新监管方式、完善监管体系,采取既具弹性又有规范的管理措施(鲁春丛,2018)。

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数据安全、隐私和消费者保护(蓝庆新,2017)。目前,我国由于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的电信骚扰、网络诈骗问题正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痼疾”(张亮亮与刘小凤等,2018),近年来甚至出现多起企业和从业人员将用户信息用于不当牟利的事件。对此,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数据隐私泄露犯罪的打击力度,提高相关网络犯罪的违法成本,同时积极开发增强信任的技术(如隐私增强技术、数字安全工具和区块链技术等),提升消费者对数字应用的信任度,从需求端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良性发展。

5.利用好“一带一路”等的发展机遇,强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OECD的《数字经济展望(2017)》报告指出,在当前数字经济的大环境下,各国之间避免“闭门造车”尤为重要。为此,应该积极寻求合作和交流经验,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快车”。对于我国当前发展而言,可以利用好“一带一路”和“二十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发展机遇,切实提升国际合作水平,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方面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

一方面,注重加强与欧盟、英国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推动中欧信息基础设施合作、数字技术联合研发和数字合作试点城市(项目)等项目开展,将一批高层次人才、先进技术及优质企业"引进来"。

另一方面,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和《二十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通过与“一带一路”等国家实施广泛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蓝庆新,2017),鼓励企业以参股、并购以及境外上市等方式开展对外投资,推动我国数字经济模式“走出去”,促进国内数字经济在竞争与合作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略

作者:于潇宇 陈硕

来源:《现代管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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