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被称为21世纪的石油。对于这样一个易于滋生垄断与暴利的行业，应该如何监管和治理？数字税会是解决之道吗？
欧盟GDPR实施、剑桥分析事件、暗网售卖用户数据信息……大量事件表明2018年是互联网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它们会对今后互联网用户信息权益保护产生怎样的影响？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要秉持哪些原则？中国智慧能为这一议题做出怎样的贡献？
全媒派（ID：quanmeipai）独家专访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执行主任约万·库尔巴利亚（Jovan Kurbalija），为你带来互联网全球治理的前沿洞见。
约万·库尔巴利亚教授是非营利组织DiploFoundation创始主任、日内瓦互联网平台（Geneva Internet Platform）负责人。库尔巴利亚教授在国际法、外交和信息技术方面都拥有专业学术背景，2018年7月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执行主任。
数据驱动下的时代变局
《经济学人》的一篇封面文章曾提到，互联网巨头掌握的用户数据之于21世纪的价值，如同石油之于20世纪的价值。
科技巨头手中掌握的用户数据为他们带来巨额财富，并且有着难以估量的、扩张的潜力，这令部分人感到担忧。然而，传统的反托拉斯思维对于完全不同于实物贸易的互联网跨国服务无济于事，过去的信息监管法规也明显无法跟上潮流——这是当前各国在互联网治理上都必须面对的棘手难题，而今年，在全球范围内，这种困境尤为突出地显示了出来。
今年1月，库尔巴利亚教授在《赫芬顿邮报》撰文写道，2018年将是对于互联网发展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它将成为互联网历史的转折点。
过去十一个月里，互联网世界的震荡证明了库尔巴利亚教授的观点：“剑桥分析”危机让Facebook一度四面楚歌，相似的用户数据泄露事件也影响着Google等其他平台；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生效，数字税、链接税这些概念逐渐进入公共话题。
“GDPR非常具有前瞻性，代表了数据保护主要的前进方向。”库尔巴利亚教授毫不吝惜对GDPR的高度评价。但他同样指出，一部适用于欧盟的条例，可能在其他问题环境中会碰壁。
严苛的隐私保护条例很可能会限制发展的机会，首当其冲的就是数字经济。近年来互联网巨头、互联网新型市场的诞生与政策监管某些区域的“空白”是息息相关的，一旦监管的锁链上身，数字经济会遭遇各式束缚，其核心的商业模式可能也不得不重新规划。
库尔巴利亚教授接受全媒派专访
欧盟的数字税推行起来道阻且长。数字税不仅代表了互联网企业利润与用户隐私权益的矛盾，同时，由于“链接税”等款项主要针对Google和Facebook这样的美国科技巨头，而受益的大多是欧洲的新闻出版业，因而这其中包含的是全球各方力量的博弈——企业有各自的算盘、各国政府要维护本国的利益，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一切早已不是互联网这样一个单向度的技术问题。
诸多分歧产生的原因，其实在于缺乏合理的调解沟通机制，尚未找到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之处。而今年七月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的成立，就是为了建立更好的数字合作和沟通机制。
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的联席主席包括马云和梅琳达·盖茨，库尔巴利亚教授担任执行主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探寻数字合作所需要的价值观和合作机制，让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有效进行数字合作，让普通人意识到隐私、数据安全的作用，让整个社会找到数字问题的解决之道”，库尔巴利亚教授在采访中说道。
数字经济驱动之下新局面诞生，前所未有的困局呼唤全新的出路。
数字外交的智慧
具有外交学专业背景的库尔巴利亚教授认为，在当前的数字变局之中，外交思维是认识和解决互联网治理问题的有力工具。
互联网治理的进程中，真正对破解现实困境有建设意义的、高效的沟通机制目前尚未完全建立，而这种机制的缺失也是诸多难题悬而未决的原因。担任前南斯拉夫外交官时，库尔巴利亚教授在多变的形势中，非常强调“倾听”在解决复杂外交中的作用。而现在，面对互联网技术天翻地覆的革新，库尔巴利亚教授依然相信有效的倾听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要通过倾听每一个利益攸关方的诉求，来找到利益的交汇处，实现弥合分歧的可能。
外交经验为数字经济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同样，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深刻影响着全球外交。
库尔巴利亚教授认为，数字经济对全球外交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数据发展重构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用户数据就像曾经的石油资源一样，深刻影响了地缘政治格局，崛起的数据科技巨头使得各国在新型地缘政治经济学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角色。
同时，互联网数字行业也为外交领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议题。网络安全、隐私保护、数字商务等话题正在与健康、移民、食品和人道主义援助等传统外交问题一起进入国际政治联盟，它们所需要的新型解决方案，正在充实当代外交的内涵。
站在数字和外交的交汇点上，库尔巴利亚教授始终认为，老子的学说是他处理繁杂问题的得力思想武器。在多个不同会议场合，库尔巴利亚教授都强调了老子的思想对他形成外交观念时的启迪。
“无为而治是一种伟大的智慧，因为过度的介入可能会解决一个问题、却引发更多的麻烦。”
库尔巴利亚反对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来认识问题，“认知事物时强调你和我，我们和他们，好和坏——这种思维过于简单和偏激”。
技术迅速迭代、形势瞬息万变，可是人类对和平共处的追求是不变的。无论是对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想，还是应对互联网治理分歧时的解决方案，现代人在思考这些问题时，都可以从古代智慧中汲取灵感、找到应该遵循的核心价值。
全新数字结构的建立
互联网的诞生曾经寄托了人们对平等、沟通的愿景，数字民主、人类互联等美好的概念一度振奋人心。在经历了互联网的长足发展后，焦虑与担忧逐渐浮出水面。昔日对“平等”的期望逐渐化为泡影，互联网驱动着新的霸权出现，形成深层的不平衡、不平等。
在国家层面，互联网强国在技术、商业模式等方面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优势，而部分国家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存在很多困难。当有的国家掌握着核心技术和数字经济主导权，而有的国家还有绝大多数国民没有连接上互联网时，平等的对话机制只会是妄谈。
因而，如何帮助小国在互联网领域尽快得到发展，是库尔巴利亚教授关心的重要问题。他认为，数字教育是最基本的解决方案，此外，也需要包括联合国、各种非盈利机构投身该领域，为小国提供更多能够加入大数据、新科技的国际发展项目中来。
不过，对国家层面的不平等的关切只是问题的一部分。网络空间秩序与传统的国际关系结构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主体的多元性。主权国家只扮演网络空间中的一部分角色，而各类跨国科技巨头在网络空间所实际拥有的话语权和控制权，超越了许多主权国家政府。
这些科技巨头们背后雄厚的利益集团和它们在过去数年的商业竞争中已经获取的权力难以撼动，因此互联网治理架构的搭建过程，实质上就是复杂的利益分配过程。如果仅有国家参与当前的互联网治理，很多问题将无法得到解决，因而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在成立时容纳了包括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学者等多元身份的成员，以此构建一个更有效的沟通对话机制。
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成员名单
互联网世界的潮起潮落与现实国际关系格局紧密相连，逆全球化、发展鸿沟这类问题也同样困扰着网络空间的治理者。数字经济面临利益分配带来的挑战、互联网治理从技术问题愈发变为公共政策问题——转折之处既有危机、也存在构建全新数字结构的无限希望。库尔巴利亚教授对此谨慎而乐观，互联网治理需要依靠全球合作和多方智慧，利益总有交汇之处，难题终有解决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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