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的军事和情报强国，其在美国支持下的情报侦察预警能力在世界上居于前列，侦察范围覆盖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及以色列西侧的加沙地带，其中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实际控制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实际控制加沙地带。可以说，与中东地区任何国家和组织相比，以色列的情报能力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以色列政府、军队乃至广大民众都对情报部门充满信心，认为情报部门能在外敌发动进攻行动前及时发出警告。然而，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的突袭行动却令以色列情报部门颜面尽失，以色列情报部门集体“失灵”，未能提前发出警告，导致防范不力、遭受重创。

综合分析，以色列此次情报预警失误的主要原因有4个方面。

国内外环境动态变化，情报优先关注事项出现偏差

没有一个国家拥有无限的情报资源，它们的分配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领导层的优先事项决定的。当以色列在国内和周边出现严重的内忧外患之际，以色列领导人及政府不得不将情报优先关注事项放在安内平外上，进而降低了对哈马斯威胁的关注。

2022年11月，以色列举行自2019年4月份以来第5次议会选举，内塔尼亚胡重新出任总理

国内政局动荡的内忧严重影响对哈情报关注。所谓内忧，就是以色列国内政治逐步走向全面分裂。2021年8月，以色列八党联盟成功组阁，内塔尼亚胡连续12年的执政宣告结束，但八党联盟内部矛盾不断，最终联合政府瓦解。2022年11月，以色列举行自2019年4月份以来第5次议会选举，内塔尼亚胡重新出任总理，重返以色列权力中心。2023年初，由于以色列最高法院以“极其不合理”为理由驳回了内塔尼亚胡的一项任命决定，于是内塔尼亚胡执政团队开始推行“司法改革”，希望增强政府权力的同时，削弱最高法院的权力，此举引发以色列国内多方反对，抗议示威游行人数一度增至60余万人，以色列总工会也宣布进行大罢工以示不满，出现国际航班停运、商店和港口关停、大学停课、驻外官员停止办公、军人拒服兵役等严重情况。以色列诸多媒体认为此次抗议活动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如果以色列极右势力及政府完成了此次“司法改革”，其必然会以更为极端的手段打击生活在以色列的非犹太族群，这将激起更强烈的反抗甚至“内战”。

多重压力之下，内塔尼亚胡政府不得不宣布推迟此项改革。作为政权重要组成部分的以色列情报机构也受到较大影响，前摩萨德负责人帕勒公开批评政府称，“我们应对外部威胁驾轻就熟，但现在才发现，最大的威胁在内部”。可以认为，一次“司法改革”不仅割裂了以色列社会、削弱了军队，还让以色列面临内战的风险。在内忧环境下，以色列决策层将部分注意力转移至国内维稳上来，进而影响了对哈马斯的情报关注，情报机构效能也大打折扣。

来自伊朗、黎巴嫩等外患的突显降低了对哈警戒等级。以色列是一个对外患保持高度警惕的国家，他们自认为是处于敌对国家和势力包围中的一座孤岛，进而形成一种“病态”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刺激他们“四处树敌”，并时刻紧盯对手。然而，树敌太多必然导致精力分散。

历史上，以色列长期认为自己面对4个包围圈：第1圈是四个阿拉伯邻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对其生存威胁最大、最直接；第2圈是其他阿拉伯国家；第3圈是伊斯兰世界；第4圈则是国际反以、反犹势力。在众多敌人中，哈马斯不是以色列安全议程上的首要问题，来自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的威胁才是内塔尼亚胡政府最为关注的。自2009年上任以来，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专注于说服国际社会有必要对伊朗的核计划采取行动。尽管包括内塔尼亚胡本人在内的以色列官员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会容忍来自加沙的针对其公民的袭击。但是在实践中，哈马斯的优先级较低，以色列更乐于对该组织的挑衅做出言辞激烈和非常有限的回应。

2023年3月，随着沙特和伊朗的“和解”，中东地区出现“和解”浪潮，原本斗争最激烈的逊尼派与什叶派握手言和，这意味着伊朗可以将前期投入也门胡赛武装对抗沙特的资源释放出来，瞄准以色列。以色列也已经预判到两者联手后会对自己构成严重威胁，且以色列视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为主要外部安全挑战。

2023年3月，沙特和伊朗领导人会面，之后中东地区出现“和解”浪潮

此外，以色列同周边伊拉克、约旦等国的关系同样紧张，随时面临被联合声讨的风险。2023年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土地的蚕食，极力推动犹太人定居点建设，使得约旦河西岸冲突热度不断攀升。以色列面对环绕自己的阿拉伯国家威胁，决定安抚实力与己相差悬殊的哈马斯，对其实施怀柔政策，并坚信哈马斯并不是主要威胁，甚至将前期军方和国家安全部门的预警性情报看作反对派攻击内塔尼亚胡个人的武器，数次选择无视。因此，以色列无暇西顾相对“安静”的哈马斯，对哈马斯的情报关注优先度降低。

预警情报侦搜有疏漏，多手段融合效果欠佳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大量使用侦察卫星、无人机和通信窃听等手段开展全方位侦察，在与加沙接壤地带，以色列修建了蜿蜒60余千米的边境隔离防御设施，由带有摄像头的雷达系统、远程遥控自动武器站、地下震动传感器、多重铁丝和混凝土拦阻墙组成，覆盖陆上、海面和水下边界，地面常态有军队巡逻警戒。看似强大的情报侦察体系，使得以色列对自身的情报预警能力充分相信并盲目自大，加之哈马斯成功的情报欺骗，使得以色列在冲突初期被打个措手不及。从历史上众多情报预警失误的案例看，绝大多数失误均与情报搜集工作落实有偏差有关，以色列在此次巴以冲突中也不例外。

信号情报获取不力。以色列官员坚信其隔离墙和全面的侦察手段能够将加沙“彻底封锁”，出于这种盲目自信，在冲突爆发前主动停止了针对加沙地带的部分无线电通信监听任务。以色列国防军代号“8200”的“中央情报搜集部队”主要负责信号情报侦察、数据挖掘分析破译、秘密行动等，可以搜集监听中东、亚洲、非洲以及欧洲地区政府以及政治团队、个人的电话、邮件等通信，相关数据根据需求会提供给以色列国防军和摩萨德等情报机构。但由于种种原因，“8200”部队一年前停止了对加沙地带哈马斯武装人员无线电通信的监听，认为这是“浪费精力”。事后有消息称在哈马斯武装分子尸体上发现了已被以色列停止监控的手持对讲机，这说明这种通信手段仍是哈马斯此次行动的联络方式。

美国《纽约时报》称，以色列情报部门如果在2023年10月6日晚监听到哈马斯武装分子手持无线电通信的相关内容，最终判断可能会有所不同。此外，哈马斯为躲避以色列全方位立体式侦察也是做足了各种保密工作，在通信传输上除使用点对点信源加密的软件外，还依靠人力传输、面对面会议这种极为原始但不易被以色列侦获的手段组织人员训练、制定计划以及协调各方行动，将人员分成更小的作战单元，每个单位可能只针对特定目标进行训练，即使有人被抓也不会泄露完整行动，仿佛哈马斯“已经回到了石器时代”。哈马斯的这些举措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信号侦察等技术情报侦察的效果。

多源情报融合不强。只有将多种来源的信息相互比对印证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后的情报产品才更可靠。以色列自以为其对哈马斯拥有全方位的技术侦察监视能力，过分依赖技术侦察，忽略了对多源情报的融合。开源情报方面，在袭击发生前几个月，哈马斯就警告冲突可能会到来，并于2023年4月在贝鲁特会见了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讨论了双方的合作问题；8月，黎巴嫩真主党二号人物萨利赫·阿拉乌里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政府关于掠夺约旦河西岸和控制阿克萨清真寺的图谋可能会引发一场地区冲突。

技术侦察方面，以色列国防军负责加沙隔离墙监视的士兵称，哈马斯突袭前2个月明显加大了在隔离墙周边的活动力度，出现了大量人员使用望远镜观察、挖洞、放置炸药等行动。同时，哈马斯派人到马来西亚进行滑翔伞训练，在加沙地带修建以色列定居点模型，甚至放置了卡车来模拟以军坦克用于人员练习登陆和突袭，这些情况以色列均有所掌握，但这些举动均被以色列误解为“演习”。

人力情报方面，随着2005年以军彻底撤出加沙地区后，以色列在哈马斯内部“线人”和情报网络被大批量清除，短期内未获取准确、核心的战术性信息。但在哈马斯方面，有消息称部分以色列遭受打击目标的相关战术信息正是由往返加沙和以色列的务工人员传递并告知哈马斯的。如对以上这些线索进行融合分析，也会得出哈马斯正在酝酿大规模行动的结论。

情报分析不准确，认知偏见影响能力与意图评估

美情报界学者理查兹·休尔指出：“由信念、假设、概念以及固有信息等构成的心理定势或思维模式主导着人们对新信息的感知和加工，而情报分析人员又必须在信息不完全、态势处于萌芽状态就做出判断。当信息缺乏时，分析人员除了严重依赖信念、假设等之外，往往别无选择。”从情报分析角度看，“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不会没有任何征兆可被发现、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寻，不会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折冲和舆论上的准备，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外在表现或征候”。哈马斯突袭前，以色列情报机构面对哈马斯的种种异常迹象，由于存在对哈马斯不可能进攻以色列的先入之见和哈马斯不愿进攻以色列的镜像思维，以色列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仿佛第四次中东战争前泽拉的“概念”刻板印象延续至今。

第四次中东战争前，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部长泽拉根据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战争实力对比，分析得出两条结论，并被视为“金规铁律”：一是埃及在取得空中优势前，不会发动进攻；二是如果没有埃及的配合，叙利亚也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战争。此次巴以冲突前，以色列情报机构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类似泽拉的两条规律，但他们头脑中有一条隐藏的“规则”，即哈马斯不会冒险进攻，这种认知偏见使他们未能从侦获的零散信息中及时判断出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也未向决策层提供有价值的预警情报产品。

先入之见掩盖打击征候，致使能力评估失常。先入之见是情报分析中常见的一种心理定式，等同于心理学领域中的认识相符现象。人们对世界的事物总有一定的认识，这些认识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形成了人在接收新的信息之前的原有认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认识的趋向，当他们接收到新的信息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使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根据以色列情报部门评估，以色列、哈马斯双方在实力上的差距极为悬殊，哈马斯虽然能够出其不意对以色列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但在以色列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先进的情报系统面前，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抵抗能力。以色列普遍存在轻视哈马斯的心理，对哈马斯军事能力存在一定的“刻板印象”，认为本国在国力、军力和战斗力等方面均明显强于中东地区的任何阿拉伯国家，具有强烈的优越感。而哈马斯恰恰利用以色列这一固有认知，两年中没有和以色列进行过火箭弹对垒，逐渐给以色列展示出自己被打怕，害怕以色列报复而不敢对其动手的形象。

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局长罗南·巴尔

在以色列国家安全局（辛贝特）总部，以色列的情报和国家安全官员在袭击发生前已经花了几个小时监视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半夜异常活跃”的活动，但他们坚信哈马斯无意发动大规模袭击，并认为这只是一次夜间演习。直至袭击发生当天凌晨3时，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局长罗南·巴尔仍无法确定自己所看到的是否只是哈马斯的又一次军事演习。同时，没有人认为局势严重到需要把总理内塔尼亚胡叫醒，进而因以色列认为哈马斯无意进攻的先入之见导致打击征候被忽略。巴尔于2023年10月16日承认对情报误判负有责任，最终导致这一次以色列版“珍珠港”突袭事件发生。

镜像思维导致分析偏差，致使意图研判失误。“镜像思维”是导致情报失误的一种常见的“智力失灵”现象，通常情况下指人们在进行情况研究判断时，常常以熟悉的情况为基础来对陌生的情况进行评判，把别人当成自己的“镜中像”。概言之，就是以己度人。

近年来，为维持巴以和平稳定，以色列允许多达1.8万名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劳工在以色列工作，以色列认为这样一种“胡萝卜”政策是当前维持双方和平的一种合理方式。哈马斯也极力让以色列相信其更关心加沙地带的工人能否在以色列找到工作，并没有要实施火力打击或者全面开战的意图。但事实上哈马斯一直在以色列严密侦察下做足突袭的各项准备。因此，以色列从己方角度认为哈马斯不具备战胜自己的能力和意图，并未深度考虑巴勒斯坦对以色列根深蒂固的仇视，和只图扩大国际及阿拉伯世界影响而非要取得全胜的意图，显示出重能力轻意图的倾向，威胁分析出现严重偏差。

多年来，加沙地带炮火不断

这种镜像思维导致的分析偏差也使得以色列忽略了美国等其他国家对其发出的相关警告。美国中情局局长就曾警告说，“尽管该地区在外交上取得了进展，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可能再次爆发冲突”。一名埃及情报人员也称，“埃及经常充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调解人，曾多次与以色列讨论‘重大问题’，且已经警告过以色列哈马斯即将发动袭击，但以色列低估了这些警告”。

情报界与决策者关系不顺，影响情报效能发挥

情报的价值在于支持决策与行动，情报部门与决策者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既有利于情报部门精准把握政策需求，加强情报工作的针对性；又有利于决策者充分了解情报生产过程，准确把握和释放情报产品的价值。反之，如若情报部门与决策者之间关系不顺，情报生产与情报运用都会受到较大程度影响，情报效能也会大打折扣。情报部门本应为国家和政府提供可靠而准确的情报，用以辅助高层决策，但受司法改革和内塔尼亚胡个人等原因，以色列情报界和决策者的关系并不顺畅。

以色列情报机构成立后，与特种部队建立起紧密而顺畅的合作关系，而进入政府担任高官的原特种部队负责人也使得政府和情报界之间保持长期互信。但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并未有过军队服役经历，而且从2010年起，摩萨德就与内塔尼亚胡产生了矛盾。2002—2011年担任摩萨德局长的梅厄·达甘辞职前，当着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和军事审查主管的面抨击内塔尼亚胡“出于个人利己主义将国家拖入灾难”；2023年的司法改革更是将二者间矛盾公开化，引发了来自摩萨德、辛贝特以及警察在内的180余名以色列前高级官员发起的“将军抗议”行动。这次抗议行动说明情报界在很大程度上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心存不满和失望，同时也使得内塔尼亚胡失去了对情报界的信任，双方关系陷入恶性循环。信任的缺失导致内塔尼亚胡不愿再倾听包括情报界在内的异见者的意见，情报界高级官员也缺乏主动沟通意愿，情报与决策体系运转不力。

在以色列靠近加沙边境附近一个秘密地点，以色列士兵准备地面演习

2023年7月24日，以色列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局长亚伦·哈利瓦曾向国会议员发出预警，称“抵抗轴心”的领导人认为以色列当前处于“虚弱期”，正是发动袭击的时机，但该日恰恰是内塔尼亚胡司法改革提案表决日，该预警并未引起关注。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赫兹·哈勒维同样试图向内塔尼亚胡发出警告，但遭到拒绝。冲突爆发后，内塔尼亚胡于10月29日公开指责情报部门和安全部门失职，但却只字未提自己多次无视相关预警情报。在情报部门强烈抗议之下，内塔尼亚胡最终收回指责，但以色列政府和情报界的关系存在芥蒂与分歧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芥蒂与分歧早在此次巴以冲突前就已存在，也是导致情报预警失败的原因之一。

结 语

冲突发生以来，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军事强国急于挽回因情报预警失误而丢失的颜面，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以及在中东地区的威慑力，试图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彻底摧毁哈马斯，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全新作战样式虽层出不穷，但诸如哈马斯突袭以色列这种传统突袭模式仍然奏效，谋略与对抗、欺骗与反欺骗渗透全域、贯穿全程，这使得情报预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减少和避免情报预警失误的发生，充分借鉴以色列情报预警失误教训，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优先事项，确定优先情报需求；要加强全源情报建设，构建全源自动化侦察预警体系；要优化情报分析思维方式和方法，打造合格过硬情报分析队伍。

版权声明：本文刊于2024年 5 期《军事文摘》杂志，作者：吴昊、汪明敏等，如需转载请务必注明“转自《军事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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