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国际安全研究》2024年第4期，第131-155页，注释略。
技术市场竞争与美国的技术安全化选择
部彦君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技术市场竞争正成为大国技术竞争中最复杂、最重要和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作为霸权国，美国有着以不对称权力优势干预技术市场、重塑技术产业链的政治惯性，市场竞争与权力优势是美国技术安全化的动力追求与能力支撑。美国将技术与安全议题相联结，不仅能够挣脱现有规则与制度的束缚、阻断竞争国既有的技术扩散趋势，还可以动员和捆绑其他国家共同行动，达到最大化控制他国市场选择、保有和扩张国家市场份额的目的。因此，无论是美日半导体技术之争，还是在中美5G技术之争中，当处于崛起状态的竞争国使美国倍感技术市场竞争压力时，美国都以技术安全化手段，在国家和全球的技术市场选择中不断渗透意识形态与安全逻辑，动态持续对目标国进行安全化的塑造与打击。作为当下美国技术安全化主要的目标国，中国需要以更灵活的技术策略应对美国的技术安全化陷阱，从市场拓展、自主创新、企业管理和话语权提升等多方面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安全化市场打击与压缩的行为作出应对。
关键词
技术安全化；技术市场竞争；大国竞争；技术扩散；美国霸权
一引言
当前，与中美在经济领域的“重新挂钩”趋势不同，中美之间技术“脱钩”的步伐却有着愈演愈烈之势。深陷“修昔底德陷阱”与“萨缪尔森逻辑”而倍感焦虑的美国，正日益将技术崛起的中国视为自己的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敌手”，多次在其国家内外以“国家安全”与“技术安全”为由攻击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的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简称“5G”）在技术、产品、规模部署等方面实现了世界领先。凭借其他国家供应商难以比拟的价格优势和应用领域，中国5G技术实现了对全球技术市场的快速覆盖，2021年拥有60%以上5G全球基站份额。但是，大国围绕高新技术的竞争总是充斥着权力与政治色彩。在中国5G技术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美国不断在国家内外将5G技术“安全化”，强调中国5G技术将对美国及其盟友在经济活力、国家安全和自由民主价值观等方面构成“根本挑战”，通过将5G技术甚至“中国技术”定义为“威胁”的方式，试图说服和威逼第三国禁用、停用中国5G技术。而自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打压中国高新技术、干预正常市场竞争以来，中美科技竞争在双边与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安全外溢效应。虽然竞争外的其他国家并不认同使用中国5G技术会对本国的生存与安全构成实质威胁，中国也坦诚地向一些西方国家提供了源代码进行安全评估，但受大国竞争加剧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外部环境以及与美国以权力优势所施加的安全压力的影响，竞争外的第三国也更加重视其在生产链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在认知或行动上追随了美国的技术安全化逻辑。许多过去接纳或部分接纳中国5G技术的国家中断了与中国的技术合作。
因此，在保持原有优势的条件下，中国5G技术在海外市场份额中的压倒性占有态势却逐渐丧失；在美国的高压政策和高额经济代价面前，有些国家选择中断与中国进展良好的技术合作、拆除现有中国技术设施。这些反常现象和技术竞争，实际与合作的经济以及技术逻辑并不相符，其背后深受霸权国美国的政治操纵影响，是大国技术竞争转向市场的升级结果。面对愈发艰难的技术市场环境和技术安全化的自我实现和升级趋向，中国在思考如何突破技术“卡脖子”问题之外，也需要重新审视美国近年来的对外技术政策调整。
二关于美国技术市场竞争的现有文献综述
美国高度重视技术的赋能和赋权作用，既期待高新技术成为霸权护持的有效工具，又忧惧高新技术会被其他竞争性大国掌握，成为动摇甚至瓦解其霸权地位的根源。中外学者一直将美国对外技术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作为研究和追踪美国技术战略的切入点，认为美国调整技术竞争策略与对外技术政策的原因不仅取决于其自身技术发展情况，还取决于技术竞争国的技术水平。学者们不仅将技术政策视为美国与竞争国开展对外战略竞争的重要手段，还对美国采取的技术竞争与打击手段进行了分析整理，认为美国技术政策受到国家与市场逻辑的双重支配；围绕地缘政治博弈和经济竞争因素就美国对苏联、日本和中国等国的技术竞争进行详细讨论；提出当某一领域科学技术的巨大突破将会对国家生存和人类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时，霸权国会倾向于以特定的政策手段和互动方式关注此领域，以实现该领域的安全化。这些研究很好地说明了大国竞争与国家对外技术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解释了技术霸权国美国调整科技竞争策略的内在原因。
但是，既有研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家在技术扩散中的正向促进作用，对美国技术市场竞争逻辑和美国技术安全化的动因分析不足。首先，现有研究更关注美国技术民族主义转向与其采取的种种强硬措施，较少关注美国是如何在不同对外技术政策之间进行“合理”过渡这一问题。由于美国对所谓中国技术“卡脖子”的焦虑近在眼前，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恐惧”，也使得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于技术的创新阶段，对技术市场竞争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对美国通过“技术安全化”的方式制约他国高新技术市场的策略缺乏全面系统分析。其次，虽有学者关注到美国会通过技术“安全化”与“政治化”的方式改变其对外政策倾向，提出了用于评估技术安全风险的分析框架，但是这些研究往往更重视技术安全化的“打击”效果，忽略了其“动员”能力。这既难以说明霸权国是如何在打破既有“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争取合作伙伴和形成技术同盟的，也未能有针对性地指出霸权国技术安全化的内在逻辑，忽略了技术安全化在市场竞争中的调整与控制作用，且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于美国技术安全化选择的过程性解释。
自本次美国对中国技术实施全球围堵、限制中国5G技术扩散以来，中外学者们多关注于美国的对华打击政策，强调中美5G竞争是攸关两国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关键一役”，以“技术民族主义”“技术霸权主义”等说明美国当下保守主义的科技竞争逻辑，分析美国“新冷战”思维形成的原因，提出这种思维是导致中美关系安全化的重要原因；深入分析了华为等中国5G技术企业遭受美国打压的原因与潜在影响。但是，这些研究多集中于美国的“技术断供”问题。大部分学者仍将美国把技术与安全挂钩的行为看作其一贯的恐吓和威逼手段，没有深入分析美国技术安全化背后的市场控制与压缩作用。由于过分信任经济和技术优势对合作的维系效用，学者对美国技术安全化给中国全球技术市场带来的打击缺乏重视。2021年之前的相关研究更是对美国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决心认知不够，乐观地认为中美技术市场竞争将继续遵循市场逻辑，认为中国5G技术在全球的嵌入程度和成本优势可以抵消美国施加的政治、安全压力。然而，相关研究对英国、德国中途拆除华为设备的行为缺乏预判，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会面临拥有技术优势却逐年丧失市场份额的悖论。
事实上，来自技术市场的竞争压力才是美国将对外技术政策安全化的主要原因。面对市场崛起的技术竞争国，美国既拥有压缩竞争国技术市场、控制他国市场选择并扩张本国市场份额的行为动力，也拥有使用各种经济与非经济手段来校正和引导市场逻辑的能力。此时，技术安全化则成为美国发挥不对称权力优势、争取技术市场竞争胜利的借口与武器。在此次中美5G技术竞争中，面对中国技术市场的快速发展，美国以将中国5G技术安全化的方式，成功组建了针对中国的技术联盟，达到了既孤立中国、又扩大自身高技术产业在全球市场占有率的双重目的，使中国5G技术面临着市场份额逐年缩小的发展困境。为此，本文将借用技术市场竞争与安全化的相关理论说明美国调整对外技术政策的逻辑与决心。在比较美国对日本和中国两次技术安全化实践的基础上，搭建解释美国技术安全化逻辑的分析框架。本文试图回答：为什么美国在与竞争国进行技术竞争时会选择以“国家安全”为切入点在国内外反复游说，美国是如何利用权力优势影响和改变全球市场选择的，以及美国的技术安全化究竟起到了怎么样的现实效果等一系列问题。通过相关研究，希望能为中国的技术市场竞争与技术外交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与政策思考。
三美国技术安全化选择的分析框架
美国拥有根据外界环境变化和技术竞争状况改变对外技术政策的能力与现实需求。为推动本国技术扩散、获得技术市场竞争的最终胜利，在面临竞争国难以压制的技术市场竞争时，美国会将技术安全化作为其动态调整对外技术政策的主要工具，不断在全球产业链中渗透意识形态与安全逻辑，以不对称权力优势压缩竞争国技术市场并干预、控制国家内外的技术市场选择。此时，来自市场竞争的压力与美国拥有的权力优势是其技术安全化的动力与能力支撑。
（一）市场竞争压力是美国技术安全化的动力
全球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化与高新技术对规模效应和经济回报的追求，使得技术扩散的受益主体发生了重要甚至是反转性改变。当今世界呈现出大国技术竞争与小国技术依赖并存的复杂局面，各国都深深嵌入了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之中，形成了流动又固定的上下游关系。同时高新技术发展的高层次、高投资、高收益的特点，以及技术生命周期不断缩短的发展趋势，也不断增加着技术市场的投资回报，大国参与技术市场竞争的行为动机愈发强烈。
虽然国家能够以政治力量完善创新布局、增加研发投入，但并不能保证革命性创新成果的出现。技术安全化对创新的激发作用有限，却可以在技术市场竞争中发挥良好效果。在缺少革命性原始创新的情况下，围绕既定技术市场规模的竞争会成为决定大国整体竞争的关键因素。大国有着主动推进技术扩散，抢占技术市场经济、政治与权力的强烈动机。首先，从技术市场拓展的经济动机看，科技创新只有和工业化生产、市场转化结合后才能带来经济回报。技术市场的拓展不仅符合技术创新进步的生命周期逻辑，也是现代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在技术的成熟、规范和衰退期，技术扩散可以帮助国家巩固与确定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经济回报与再创新优势。其次，从技术市场拓展的政治动机看，国际技术扩散过程也是国家间相互依赖加深的过程。在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转让条例日益完善的当下，大国往往愿意以向合作者转让与扩散技术的方式获取政治利益和深化双边关系。最后，从技术扩散的权力动机看，对市场的控制正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构成。技术市场的覆盖率、占有份额和不可替代性等因素都可能影响甚至决定国家的权力增益。一方面，技术扩散可以帮助扩散国获得广泛的物质回报、市场规模与再创新优势，增加国家的物质性权力；另一方面，高新技术的全球扩散也可以增强国家操纵与控制他国的关系性权力，以及制定规则与政策的制度性权力。这些权力还会随着高新技术使用场景的拓展以及采用国家的增多而叠升，使主动推进技术扩散的技术领先国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获取更多不对称权力优势（参见图1）。
从发展趋势来看，技术扩散不再是技术扩散国的单维付出，而是能给其带来巨大经济、政治与权力收益的双赢考量，技术市场竞争的结果将决定未来的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布局。因此，美国高度重视技术市场拓展的作用，并对他国的市场崛起行为保持警惕心理。在积极布局国内市场的同时，美国不断通过对外技术转让与扩散的方式带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开拓国际市场，试图以此巩固对全球高科技产业的控制地位，强化其利润汲取能力。而在技术市场竞争国出现时，美国技术扩散的主动性、选择性与安全性则表现得愈发明显。为进一步抢占市场份额，拥有权力与技术双重霸权地位的美国有着以权力优势调整、控制技术市场份额的政治惯性。
（二）不对称权力优势是美国技术安全化的支撑
国家安全不是纯粹的客观事实，而是一种主客观相结合的整体性认知。在安全化理论中，任何公共事务都可以通过“安全化”重新定义问题的处理方式，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但在安全化实践中，其具体作用范围与实施效果会受安全化发起者能力的制约与限制。美国是能够将单边制裁强加给第三国的霸权国，也是第一个在全球颁布与执行域外法的国家。近年来，美国借助先后出台的301、337条款和《反海外腐败法》《出口管制改革法》等政策法案，不断提升技术市场控制能力，以不对称权力优势加强对他国企业甚至政府的长臂管辖权。凭借超越他国的威胁建构与传达能力以及更强的安全化打击与遏制力量，美国越是感受到相对优势的降低，就越急切地恢复在技术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并更加倾向于借助权力优势打击竞争对手。
对美国来说，其他国家在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更高，对拓展技术市场、延续技术合作的需求就会更大。因此，当竞争国在关键技术领域挤压美国的市场份额，并且美国感觉难以在自然竞争状态下重新获得优势，那么它就会试图利用其在相互依赖中的优势地位，以人权、反腐、安全威胁等理由对本国处于竞争劣势中的技术进行政治化与安全化塑造，以胁迫竞争国和其他国家改变政策。此时，美国的技术安全化多针对技术竞争本身。比如，法国电信行业巨头阿尔卡特，电力、核能与轨道交通的代表企业阿尔斯通就都曾在挤占美国技术市场以及市场份额快速扩张时遭到了美国持续安全化的攻击与制裁处罚，而逐渐退出了与美国的技术市场竞争。但是，美国强力度、高频率、直接锁定目标国的技术安全化打击则多针对呈崛起之势的竞争国。当技术市场的扩张给竞争国带来的权力溢出效果使美国感到难以维持与竞争国的安全权力距离时，基于霸权国的身份定位与“推进技术自由贸易更有助于他国技术发展、中断技术合作他国损失更大”的判断，美国会有不惜代价压缩竞争国技术市场、遏制其技术发展的强大决心。此时，为最大化地发挥不对称权力优势，美国将处于技术市场竞争劣势的关键技术建构为关乎国家安全甚至世界安全的重要威胁，将竞争国争夺技术市场的行为异化为政治竞争，并逐渐将矛头锁定到竞争国本身，以技术安全化直接遏制与锁定竞争国。
具体来看，一方面，美国会以拥有的权力优势直接渗透与操纵技术全球产业链，对竞争国双管齐下地采取进出口国管制，并试图切断竞争国的技术供应，阻止本国高端、先进技术扩散至竞争国；另一方面，美国还会借助权力优势搭建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泛区域化合作机制，通过强调特定技术的战略属性，以安全化话语与逻辑联合或威胁盟友形成国际串联，阻止竞争国的市场拓展，干预竞争国的技术融资并阻挠其参与技术标准制订。
（三）市场竞争、权力优势与美国技术安全化选择
技术安全化是特定技术被建构为国家安全威胁的过程，也是技术竞争与安全深度捆绑的过程。美国技术安全化的目标选择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与目的性。在美国技术安全化的选择中，拥有广泛军民两用性的高新技术是其关注重点。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近年来以“国家安全”名义发起的多起审查中可以发现，美国的重点审查对象与其定义的关键高新技术名单紧密相关，像移动通信和网络、半导体等拥有广泛商业价值，呈现报酬收益递增性的高新技术是受到美国投资审查最多和最严格的技术。但是，美国并没有对所定义的高新技术划定统一的监管与审查标准，对“国家安全”的范围界定也十分模糊，常常以“国际市场份额的对比变化”作为技术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判断标准。在将特定技术安全化的过程中，美国以“安全”为借口对目标国采取的技术遏制与技术市场压缩行为变得比过去更加顺畅且高效。美国对“安全”的关注度超越了本国内部党派斗争与更替的影响，部分属于公司的经营自由与私权力被以“国家安全”之名被收归国有；美国也借此进一步加深了对本国企业与非竞争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捆绑，使它们更倾向于在当下和未来与美国保持对外技术政策的一致性。
因此，市场竞争与权力优势是美国技术安全化的动力与能力支撑，而技术安全化是美国在市场竞争中运用与拓展自身权力优势的政策工具。借助技术安全化，美国既实现了以权力优势强制压缩竞争国技术市场、阻止其技术继续扩散的目标，还将自身的技术市场竞争压力传导至竞争外的其他国家，达到了以权力优势干预甚至控制其他国家技术市场选择的效果。此时，“技术安全化”作为一种激进的政治描述，在实践中帮助美国发挥了不对称权力优势，缓解了与竞争国的技术市场竞争压力，是美国转变对外技术政策、打断或中断/中止他国技术优势向市场转换的绝佳手段。而且相比“全面安全化”和“全面脱钩”引发的争议和困难，技术作为中等规模的“有限集合体”，其所建构的敌意有限。美国可在将特定技术安全化的同时，继续保持与竞争国在其他技术或其他领域的合作与联系（参见图2）。
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提倡自由贸易的经济环境、技术产品的多元化和各国进出口管制的差异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国在技术贸易中发挥政治强制力的意愿与能力。因此，在美国拥有技术市场优势、可以确保自己能从技术自由贸易中大量获益的情况下，美国注重强调技术知识自由流动的好处，是技术自由竞争的倡导者和世界贸易规则的维护者。但在面对竞争国技术市场不断扩张并呈崛起之势时，为获得技术市场丰厚的经济、政治与权力回报，美国会选择以技术安全化的方式实现对外技术政策调整，会试图运用自己拥有的不对称权力优势来重新塑造技术的“安全价值”与“威胁意义”，以寻求超越规则打击对手的机会。而在美国获得技术市场竞争胜利后或者新的革命性技术出现后，美国对外技术政策还可自如地恢复到竞争前的状态（参见图3）。
美国长期以技术安全化释放威胁信号、传递竞争压力的行为会引发国内外对其权力优势滥用的抵触，削弱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基础。但是美国技术安全化的打击行为的确对抑制竞争国崛起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平衡了“遏制竞争者与阻止盟友寻求战略自主”的战略矛盾，为美国调整产业布局、加快本国技术扩散争取了宝贵时间。对偏好从市场实现崛起的竞争国来说，技术市场是其技术发展进步的生命线。市场份额的下降不仅意味着经济回报的降低和创新优势的减少，还意味着技术赶超之路的阻塞。对美国来说，遏制技术市场是阻断竞争国继续崛起和维护本国技术与权力优势的关键。因此，在竞争未分出胜负之前，美国不会主动淡化对特定技术的安全化认知，也不会减少或停止为处理该威胁而采取的特别措施。美国会继续借助技术安全化增加国内外对竞争国技术依赖的关注，并在技术安全化的实施反馈中不断巩固和加强这种安全威胁认知，以达到持续压缩竞争国技术发展、保持自身压制性的技术领先、巩固和维系自身霸权的效果。
四美国技术安全化的实践案例
作为重视技术应用与开发的国家，中国和日本都试图从应用端实现技术突破，并且在全球技术市场积极部署。因此，美国对中国和日本的技术安全化都以控制、压缩技术市场，预防技术创新突破为重点，并分别采取了不同强度的施压政策。在下文中，我们将以日美半导体竞争与中美5G竞争为案例，探寻技术市场竞争与不均衡权力优势对霸权国美国转向技术安全化的促进作用，分析美国技术安全化对竞争国的打击和遏制效果。这两个案例具有高度代表性，符合世界经济相互依赖与相对和平的发展现状，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观察美国将安全逻辑渗透到经济和技术领域后，政治上的霸权地位在市场竞争中起到的实际效用。
（一）日美半导体技术市场竞争与技术安全化
与推行技术前端战略的美国不同，日本选择了以市场力量带动技术发展的“技术引进创新型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在引入美国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积极开发应用型技术，日本在全球半导体市场实现了迅速扩张，并于1988年占据了世界半导体市场的50.3%，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也上升至世界第二位，逐渐接近美国GDP总量的60%。此时，日本在半导体市场的“攻城略地”引发了美国的严重不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维护在全球半导体技术市场的霸主地位，美国把半导体技术描述为“国家安全威胁”，并将来自日本的技术挑战与“偷袭珍珠港”相联系。美国从知识产权、贸易规则和国家安全等多方面对日本半导体技术发起了多轮限制和打压，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而在美国以安全为借口不断强化对日本半导体市场的打击与压缩之后，日本半导体技术在世界技术市场的竞争中节节败退，丧失了赶超美国半导体技术的能力。美国借此加大了对战略性技术的管控，在高新技术领域深化了意识形态的捆绑，获得了更多和更牢固的世界市场份额。
1. 美国对半导体技术市场的压力感知
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选择了基础研究引导型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松懈了对技术创新与市场的控制。与此同时，处于美国军事力量保护下的日本逐渐将精力集中于经济生产领域，将技术问题看作是关乎国家发展的大事，提出了“技术立国”的方针，选择通过广阔的民用消费市场实现技术优势累积，在半导体技术领域不断拓展应用领域和延伸产品使用功能。
从日本的半导体发展历程来看，经历了美国技术扶持、自我技术吸收再到自主研发的技术赶超三个阶段。为快速实现商业化并推动国家走向智能化，日本选择发展微处理器和半导体存储器这两个计算机必备的内存储单元。一方面，日本从美国产业升级淘汰的低档行业入手，赋予产品更广阔的使用价值，生产和装配了一系列消费类电子产品，并在技术应用与扩散中不断创造新的消费概念；另一方面，日本充分利用美国高技术的“前端产品”，在再加工的基础上学习和发展技术的终端设备生产，创造了更大的利润。至此，日本在半导体领域的工业能力快速形成，半导体技术市场迅速扩张。1979年，日本掌握了集成电路记忆芯片技术，在国际技术市场中的赶超能力逐渐显现，对美国也保持了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此时，美日两国在商品贸易、技术转移、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法规等方面的摩擦不断加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崛起与其在半导体领域的技术市场拓展，使美国政治家、学者和媒体人开始担心日本将成为比苏联更严峻的威胁。他们高度关注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状况，逐渐将维持科技优势描述为美国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一环，并将日本在技术与经济领域的威胁提升到安全的高度，“日本威胁论”在美国社会蔓延。当时就有人公开警告说：“日本将超越美国，成为未来的第一工业强国。”这种对日本技术产业的过高评估与对美国未来的悲观预测，使“敲打”日本变得更加容易与合理。至此，“技术安全化”成为美国转变对日政策、干预国家间技术竞争、保有和控制技术市场的最佳借口。日本成为美国技术安全化的目标国，其发展强劲、拥有良好技术市场拓展势头的半导体技术，也成为美国技术安全化锁定的重点对象。为扭转竞争劣势，拥有技术与权力双重优势的美国对日本半导体及其他关键高新技术进行了充分的安全化渲染，展现出以权力优势打压竞争国技术市场、控制他国技术发展与扩散的行为取向。
2. 美国使用权力强制干预半导体技术市场
借助拥有的不对称权力优势，美国对日本半导体的技术安全化呈现出力度及范围逐渐升级的趋势。1982年，日立和三菱两家公司员工被指控涉嫌窃取美国IBM公司技术，并以产业间谍罪被美国政府起诉并逮捕。1983年，美日签署《高端技术合作小组（HTWG）协定》，该协定要求日本政府敦促本国企业购买美国半导体。1985年，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向美国特别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提交请愿书，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为依据，列举阐述了日本政府与公司所采取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美国商务部对日本发起了反倾销调查。同时，东芝公司向苏联出售4台精密机床事件的曝光也成为美国进一步对日本实施半导体技术安全化的重要契机。此时，美日半导体市场竞争已到紧要关头，两国开始就半导体技术问题展开谈判。1986年，由于美日不对称依赖以及美国对日本半导体技术的安全化塑造，美国开始借助权力优势压缩日本的技术市场份额。在美国的施压下，处于权力弱势的日本被迫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半导体协定》，协定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减少对美贸易顺差。1987年，美国国防部发布报告强调：半导体产业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在半导体产品与设备领域缺乏保护国家安全的能力。而后，5位美国议员在国会山进行了用铁锤击打东芝收音机的政治表演；美国通过《东芝制裁法案》，关闭了东芝在美国的工厂，并要求在2—5年内禁止东芝所有产品对美出口。美国还以日本未能达成协定要求为由，向日本输美的彩色电视机、小型计算器等产品征收了100%惩罚性关税。与此同时，美国加快了本国产业政策调整，积极扶持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组建了半导体制造工艺研究合作联盟（SEMATECH），获得了调整与加速发展的机会。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GDP的持续上升，美国进一步加深了对日本半导体技术市场的遏制力度，并将重心放在了本国技术市场的拓展与对日技术市场的压缩上，明确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1991年，美国与日本签订了第二次《日美半导体协定》，规定日本市场中的美国半导体占有率必须提高到20%，并再次对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加征关税，要求日本政府监督本国半导体生产商的出口销售价格和市场份额。1993年，基于一系列的打击与制裁措施，美国重新登上世界半导体市场的首位，日本公司在世界十大半导体公司的排名下降明显。而在日本半导体市场份额大幅下降并丧失对美半导体技术的继续赶超能力时，美国才放松了对日本技术市场的限制，《日美半导体协定》逐渐被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和日本电子工业协会（EIAJ）签署的协议以及日美政府的联合声明取代。在新协议中，美国大幅减轻了其原有的强制与控制色彩，没有太多制裁的实质内容。至此，这场历经十余年的美日半导体贸易摩擦以日本在技术市场的溃败而结束。从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相关数据统计来看，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公平贸易”“国家安全”等为口号抑制日本高技术产业成长、打击日本产品与代表性企业的技术安全化与技术市场竞争行为的影响延续至今。虽然日本采取了各种措施，但均未能恢复其在半导体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日本2019年占世界半导体市场的份额仅为10%，其技术发展也仍停留在40纳米左右的水平。
美日在半导体领域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前，美国是“崇尚自由贸易”的霸权国，也是日本的亲密盟国。但当美国以自身利益为导向更新美国国家安全范畴与逻辑的时候，即使美日同属一个意识形态阵营，美国依旧以“维护安全”为借口，对日本提出了密集指责。美国以刁钻且难以达到的条件诱导日本陷入其话语陷阱，实现了对日本技术市场的直接挤占与压缩。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多次调整国内外政策以满足美国诉求。但是，日本从管制出口价格、修改《日本外汇与对外贸易管理法》，再到承诺国内市场的美国半导体占有率等行为均没有得到美国的正向回应。在没有消除日本的竞争威胁前，美国依旧不断升级对日本半导体市场拓展的打压力度。国内市场的狭小和对美国权力的依赖，使得日本在与美国的二元交换关系中呈现出高度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因此，当美国以安全为借口，以安全化逻辑捆绑双边政治经济关系、压缩打击日本半导体技术市场时，日本的市场优势就难以持续。而在日本半导体技术丧失赶超能力后，美日同盟关系则持续发展，“日本威胁论”也逐渐被“中国威胁论”所替代。
（二）中美5G技术市场竞争与技术的安全化
在1G到4G时代，关于移动电信网络安全性的讨论并不带有太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色彩，人们主要关注的是黑客攻击与电信诈骗等问题，技术安全发展的重点是保持运营安全、避免信号中断。而在中国实现了5G领域的技术追赶与超越，并成为世界最大的5G市场后，5G技术的政治安全问题却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即将主导移动通信领域”的未来预测与中国的崛起态势，使得美国在5G技术市场竞争中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于是，美国以“安全”为借口将中国5G技术“异化”，将中国描述为自身与世界的“安全挑战”，并逐渐将中国5G的“威胁”认知植入西方与世界的话语体系与意识形态中，潜移默化地增加了其他国家对中国技术依赖度的关注与警惕，增强了自身区别对待中国5G技术甚至中国的能力，各种针对中国技术市场的打击、限制手段在此次竞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
1. 美国对5G技术市场的压力感知
美国对中国5G技术的安全化不是始于对于某次网络攻击或者具体安全事件的夸大，而是通过不断地威胁塑造与话语累积的方式改变国家的内外认知。从此次技术安全化的事件溯源来看，美国对中国电信技术的安全怀疑可追溯到2010年，在中国推出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TD-LTE-Advanced被确定为4G国际标准之一时，美国就有人基于意识形态差异提出“中国公司可能会对美国造成安全威胁”的说法。但此时中国的电信技术尚处于“跟跑”地位，在移动通信领域占有的技术市场份额有限，全球通信领域的竞争集中于美国全球微波接入互操作性（WiMAX）和欧洲长期演进技术（LTE）两种技术之间。因此，美国并没有重视这种说法，对中国技术仍保持“接触战略”，意图在与欧洲的竞争中得到广阔的中国市场。但在进入5G时代后，伴随着中国技术市场的扩展与中国整体实力的增强，地缘政治与技术市场竞争的交织使中国成为美国技术安全化锁定的目标国，中国5G技术也成为美国塑造的主要“安全威胁”。
美国在5G标准和芯片设计方面保有技术优势，但在技术应用推广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市场等领域落后于中国。对美国而言，此时的中国不仅是其最危险的“战略竞争者”，还是美国技术和经济霸权的“挑战者”。特别是在特朗普上台后，技术领域更成为美国对华实施对抗、启动“脱钩”的重点领域。特朗普政府认为，若美国继续奉行过去的接触政策，那么中国将在与美国的接触中获益更多。于是美国持续指责中国利用美国的市场开放性补贴其工业发展、窃取技术和实现全球市场扩张。美国遏制中国5G技术进步、阻止中国5G技术扩散的现实动力逐年加强，并逐渐将中国5G技术与国家作战能力和常规军事优势相联系，不断强化对5G技术的安全化塑造力度，并在2021年达到顶峰。由于中国华为公司在全球拥有最多的5G合同，并在通信设施市场占据了最大份额，华为公司也成为美国技术安全化首当其冲的打击实体。特朗普政府多次以“窃取机密”“敲诈勒索”“间谍活动”等理由声称华为、中兴等中国公司提供的5G服务会对全球供应链与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影响。
2. 美国权力强制干预5G技术市场
美国对中国5G技术的安全化呈现力度不断升级的状态。现在，伴随着全球产业链的完善与美国各类制裁与控制政策的出台，美国逐渐从单边施压转向结盟打压，采取“双收紧”的打击策略。一方面，美国凭借技术实力和优势地位对中国实施“卡脖子”战略，以切断中国技术供应的方式拖慢、阻止中国技术创新步伐；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在国内外也不断将5G技术“泛政治化”，强调中国5G技术扩散将对美国及其盟友在经济活力、国家安全和自由民主价值观方面构成“根本挑战”，以“安全化”的方式将中国5G技术构建为其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外部“安全威胁”。在阻止、打击中国5G技术全球发展的同时，美国给予其他国家应用本国技术的优惠政策，诱导甚至强迫他国使用美国或盟国的5G技术，与中国进行技术市场竞争。2019年，美国将华为在内的多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名单”，不允许该名单上的公司购买和使用美国公司芯片与组件，管控范围甚至包括任何使用华为设备的第三方。2020年，美国干预华为公司参与AT&T公司的5G供应商招标，使用行政令和法律等方式限制美国企业与华为公司的交易，并拨出10亿美元支持乡村运营商拆除华为设备。随后，美国又悄无声息地将攻击范围扩大到所有中国5G技术，并顺势推出“清洁网络”计划，将中国公司排除在美国应用商店之外，不再使用中国网络、云服务和电缆。为进一步阻止中国5G技术在全球市场中的应用与扩散，该“清洁网络”计划也被美国提升为国际合作项目，全球许多国家、电信公司和供应商都被列为参与者。
除此之外，美国也公开向世界传递中国5G技术“不安全”的观念。美国利用其权力优势，以“安全”为理由不断拉拢与威胁盟友，推出了一系列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泛区域化合作机制，不仅明确限制接受美方补贴和优惠政策的公司在中国投资，还要求各国禁止本国电信运营商与中国开展通信网络合作，阻挠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在经过恐吓性言辞、限制性立法和全球性动员等一系列操作后，中国5G技术被快速地安全化，以欧洲为首的其他国家也逐渐改变了对中国5G技术的开放与积极态度。2019年，欧洲议会撰写了一份关于“与中国在欧盟不断增加的技术存在相关的安全威胁”的报告，并建议成员国采取具体措施评估5G网络的安全风险和加强风险缓解措施。2020年，欧盟委员会指出政府可以施加限制并排除它们认为对关键功能有风险的供应商，这些文件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中国产品的流入。
虽然美国以技术安全化的“卡脖子”手段迫使中国让步妥协的实际成效有限，竞争之外的第三国在技术问题上也更倾向于遵循市场逻辑，但在美国将中国5G技术安全化后，迫于政治站队的需要、安全化游说的引导与美国施加的压力等因素的影响，许多过去接纳或部分接纳中国5G技术的国家逐渐改变了态度。中国5G技术在拥有更多技术、专利与成本优势的情况下面临着全球市场份额逐年缩小的发展困境，不仅越来越难通过合作与互利的方式获得新技术，还在技术扩散与市场拓展方面面临着霸权国美国以及其他竞争性大国越来越多的“遏制”与“打压”。
（三）美国两次技术安全化的对比分析
无论是在对日半导体竞争还是在对华5G竞争中，面对拥有市场和应用优势的技术竞争国，美国都展现了大致相同的霸权思维逻辑。不仅许多打击、限制措施如出一辙，而且以“安全化”为借口遮挡其“脱钩—遏制”行为，反复强调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竞争国高效技术的“威胁”，安全问题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与美苏时期出于战争或极端对抗状态的全领域科技要素封锁与斗争不同，美国与日本、中国的矛盾更集中于经济、技术领域，其将技术安全化的做法更多是出于对中日两国选择从应用端实现技术崛起回应的目的，其打击范围集中于经济与技术领域，着重竞争与维护的也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控制力。在这两次竞争中，美国希望通过技术安全化的方式调节对外技术政策、最大化地将霸权优势外溢至技术市场竞争领域，以达到破坏他国技术崛起，保护和扩张本国技术市场的效果。
日本在半导体技术市场上节节败退的教训值得中国警惕。面对美方提出的种种要求，日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极力配合，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市场条约，但是美国依旧坚称日方违反协议，对日本半导体技术的打压与限制持续到美国重新获得半导体技术市场的压倒性优势之后。由此可见，在美国将竞争国确立为安全化目标国后，即使目标国不断自证与退让，美国也不会在获得竞争胜利之前放弃对目标国技术市场的安全化打压。而且，中国是拥有战略竞争能力和军事自主性的大国，意识形态差异一直是中美之间的传统议题。因此，面对拥有更强发展潜力的非盟国中国，美国更是试图在此次5G技术市场竞争中最大程度地发挥“技术安全化”的赋权与赋能效果，选择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加倍做文章，不遗余力地烘托中国与中国5G技术的“威胁性”，采取的打击与控制手段也更为丰富。未来，美国很可能会继续将对华技术打击聚焦于技术市场竞争阶段，通过多种手段的整合，压缩中国高新技术的市场空间，达到最大程度打击中国的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目的。而美国的去安全化进程只会在竞争结果已分或者新的革命性技术覆盖原有竞争技术后开启。但是如果中国仍在技术领域保有优势，那么美国会继续将安全化塑造与打击带到新一轮的竞争中去。
五结论与启示
霸权地位是美国在大国博弈中实现目标的有效保障。伴随着高新技术多层次的技术特点以及技术扩散管控手段的不断完善，国际技术扩散的过程、进度和方向正变得更加可控，来自技术市场的经济、政治与权力回报成为大国技术竞争与权力博弈的关键。因此，当竞争国的技术全球扩散使美国倍感市场竞争压力时，为最大化地遏制竞争国技术市场拓展、控制他国市场选择并保有和扩张本国市场份额，拥有权力优势的美国有以技术安全化干预和控制技术市场的政治惯性。作为当下被美国选中的技术安全化目标国，面对美国愈演愈烈的技术安全化打击及其划分阵营的联盟行为，中国既不能被西方国家的种种威胁性话语吓倒，也不能因为担心美国或其他竞争性大国可能会利用技术手段打击自己就停滞不前，依赖封闭小圈子而陷入保守主义。中国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以日本在半导体技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为鉴，采取更有灵活性的技术战略，对美国可能加剧的技术市场打击与压缩行为有所准备，提前建立有效的应对“工具箱”，将美国的技术安全化遏制与打击转化为增强本国国家技术自主以及完善产业布局的契机。
首先，和平的经济成长离不开国内市场的稳定拓展和国外市场的有效选择。中国应充分发挥国内市场规模与潜力优势，逐步完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将未来发展的重点放在提振国内市场活力、保持中国经济增长韧性之上。中国在因地制宜开展建设的同时，要注意平衡各区域发展情况，提升中西部地区的生产消费能力，缩小居民内部贫富差距。而且要进一步挖掘中国市场广阔的政治和外交价值，建立一个能让国家发挥比较优势、有着丰沛经济活性与活跃度的国内市场，发挥市场的“布鲁塞尔效应”，使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成为与其他国家协商沟通、扩大共识的重要保障。此外，中国也要对美国联合盟友所采取的技术安全化的举措有着清醒的认识，要充分参与和拓展现有的双边和多边技术合作机制，扩大技术合作的“朋友圈”。中国也应鼓励他国高科技企业参与中国的产业链循环，扩大供需的选择范围，为中国在未来的中美技术竞争中争取更大的回旋空间。
其次，在美国对华技术安全化逻辑日渐深化、并对华技术打击与限制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加深对自身技术发展“敏感性”与“脆弱性”的了解。从历史上看，日本和中国都选择了从应用端实现突破的市场崛起路线，但是也造就了其创新根基不稳、市场依赖度高的发展缺陷。因此，中国应以日本为鉴，在积极参与外部大循环的同时，要确保内部小循环的畅通，保证原始创新的跟随与超越。中国政府应继续培育鼓励创新的良好环境，加快“产学研”的创新循环，有效激发微观企业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应用技术方面的创新研发投入；有的放矢地鼓励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与突破，加速实现技术的国产替代与超越，以配套有效的产业政策，实现细分领域差异化布局，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再次，面对美国以安全化为借口发起的种种市场打击与限制行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需要建立起国际化的专业、合规管理体系。企业应明确出口产品在其他国家的适用法律规制，提前减少与化解产品出口中潜在的法律风险，认真履行国际商业运营过程中的基本程序，修正自身企业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的具体标准，建立健全完善的汇报、审查机制，便于企业在遭受政治与商业打压时自证清白。此外，政府也应加强对企业的审查监管与合规调查，进一步部署与推出相关立法和经济政策工具，确保现有法律工具实践的效力，通过更新不可靠实体清单与提供风险预警报告等方式提升中国企业的风险甄别与预警能力。在中国企业遇到不正当经济竞争和政治打压时及时介入，保护中国跨国科技企业的合法海外权益。
最后，中国应不断提升在国际科技产业领域的软实力，在西方安全化话语面前保持主见，对美国安全化打击的持续与深化做好应对准备。在警惕西方国家借机炒作“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话语的同时，对西方的攻击性言论作出充分而明晰的回应，采用世界“听得懂、看得见”的信息传导方式及时向世界传递中国的立场与主张；积极利用相关国际法律规范维护本国贸易，向世界表达维护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的决心，尽量化解美国或其他国家对中国或中国技术的污名化，淡化经济、技术问题的安全化色彩。
【来稿日期：2024-02-19】
【修回日期：2024-04-17】
【责任编辑：谢磊】
编辑：杨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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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谭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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