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近期发布一项独立调查，证实美军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为了遏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发起了“反中国疫苗”的隐蔽宣传行动。时任美太平洋陆军特种作战部指挥官乔纳森·布拉加少将牵头负责，承包商通用动力公司具体实施，操控数百个虚假账号散布伪造信息，煽动仇华情绪，造成严重后果。这是继2022年斯坦福网络观察室曝光美军长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推特、脸书、照片墙、元宇宙等社交媒体平台，对中亚、中东、伊朗、阿富汗等地网民实施隐蔽宣传后的又一重大事件。美军阴谋屡屡见报，表明在网络域利用机器操纵、深度伪造、巨魔农场等智能手段开展隐蔽宣传行动已成为一种独立作战样式，被美军熟练运用，对国际安全带来新的威胁挑战。
驱动美军隐蔽宣传行动变革的关键性因素
数智时代，互联网的隐蔽性和非归属性为隐蔽宣传行动的“蓬勃发展”开辟了新的通道，在以下因素的共同驱动下，美军在网络域主动作为、大胆进攻。
内在动因：自身难以抑制的霸权战略需求 利用宣传手段瓦解敌军战斗意志、冲击民众抵抗精神、干扰外界认知能力，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是美军一以贯之的宣传策略。在互联网技术方兴未艾之时，美军便开始秘密操控网络媒体来配合其战场行动：科索沃战争中，建立多个网站污蔑南联盟军实施“种族灭绝”行为，蒙骗国际社会，为其入侵行为洗白；伊拉克战争中，动用各种网络传播手段影响战时舆论环境；利比亚战争中，对卡扎菲政权进行妖魔化宣传，激发国际社会愤怒。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交平台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兴起，网民舆论逐渐成为能挑战官方话语权的强大力量。美军深切地感受到，夺取网络空间舆论话语权，对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军事利益至关重要。鉴于美军负面形象较多，目标国民众对美军官方发布的信息普遍持有抵触或怀疑态度，公开宣传效果往往欠佳，但隐蔽宣传可以规避这些问题。在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创设虚假账号，以独立媒体、非政府组织、智库或者普通民众的身份发声，更具亲和力，更能赢得受众信任。美军能够不显山露水、潜移默化地对受众进行深度洗脑，宣扬美军“正面形象”，掩盖“不和谐的声音”，谈论官方无法触及的“敏感议题”，无需顾及被揭穿后导致的责任追究、公信力下降和声誉受损等问题。
《听不到的声音——五年来亲西方的隐蔽
影响力行动评估》报告中曝光美军的虚假账号
外部动因：大国竞争激发网络域博弈升级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坦言，“媒体被美国的敌人玩弄”是一件令他睡不着觉的事情。美军认为，“伊斯兰国”“伊朗网军”“叙利亚电子军”“黎巴嫩真主党”“俄罗斯网络部队”等敌对力量，非常擅于利用网络进行秘密宣传。近年来，美俄之间的认知对抗愈发激烈，美方声称俄方构建了以“政府机构/官方媒体、国家幕后资助的全球传播媒介、代理媒体网站、社交媒体平台、网络虚假信息”为支柱的虚假宣传生态系统，传播政治谣言、鼓噪虚假新闻，助其在与美西方战略博弈时赢得先机。对手持续升级的网络宣传能力给美军带来巨大不安，恢复美国在冷战期间对竞争对手实施的侵略性隐蔽宣传行动的呼声在美军内部越来越高。相较于实施隐蔽宣传行动，发起公开网络对抗的性价比较低，例如攻击对手的网络基础设施或网络资源，仅能收获短期效益，对手的网络传播能力可以迅速恢复，但美军却要付出较大代价，比如国内外舆论压力、对手的猛烈报复。而在网络域开展隐蔽宣传，可以长期不间断地进行，阻止敌对势力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以极小代价收获重大战略利益，同时掩藏美军参与痕迹，即便行动失败也能合理推诿。
美国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发布研究报告，
“披露”俄罗斯虚假宣传生态系统
技术动因：人工智能促动社交网络武器化 新媒体革命的蓬勃兴起、互联网技术的更迭升级、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跃迁，为美军隐蔽宣传行动的数智化转型提供了契机。美军联合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研发了一系列人工智能项目，全方位掌握目标受众的语言文化、关注焦点、情感偏好、网络行为习惯等要素，确保“定制”内容能够更好地被传播和接受。例如，“社交媒体战略传播”项目，帮助美军实时掌握网络热点事件，跟踪事件产生、发展、演化的全过程，挖掘事件规律；“文化感知信息作战防御项目”，使机器能够理解文化背景、社会和情感背景，加深对突发事件的态势感知；“影响力运动认知与感知”项目，能自动检测、跟踪社交媒体多语言和多平台信息中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指标，解释和预测民众反应。乌克兰危机中充斥着大量美军隐蔽宣传行动，例如豢养机器人农场批量发帖注水，增加亲乌话题的可见度；策动社交媒体平台间展开竞争和制裁，调整算法推广或压制特定内容；组织网络水军散布运用深度伪造技术生产的有利于乌的虚假新闻或误导性内容；勾连平台实施有选择性管控，对俄方账号发布的内容进行审查、管控、标记或删除，阻拦质疑美方的信息。
美军隐蔽宣传行动数智化转型的主要阶段
美军隐蔽宣传行动的数智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探索过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策略形成期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设立“战略影响办公室”来影响国外决策者和公众舆论，美军也开始重点关注网络舆论活动，重视引导目标受众，影响其心理认知。2004年，美国防委员会发布《战略传播研究报告》，要求整合原有的心理战、信息战、意识形态斗争、公共外交等零散资源，提高美军战略传播能力，筹划设计在网络时代改变“美国形象”、拓展“话语霸权”的舆论传播策略。次年，美军中央司令部向阿联酋首都迪拜派驻“舆论影响小组”部队，引导当地媒体在网络上发布有利于改善美军形象的消息。2006年，美军发布《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要在长期战争中取得胜利，最终取决于美国及其国际合作伙伴所开展的战略传播活动”。2007年，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将“宣传”定义为“支持国家目标的任何形式的传播，旨在影响任何群体的意见、情绪、态度或行为”。2008年，美国防科学委员会在《战略传播报告》中提出，“媒体是决定性的对抗平台。虚拟冲突和‘认知伤害’与现实冲突、现实伤害一样重要”。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美国必须开展更为有效的“战略传播”。2010年，美军出台《社交媒体的战略、方法和程序》等系列政策法规，为借助网媒实施战略传播、打击网络空间舆论对手积极谋局布势。2011年，美军各军兵种陆续出台各自的社交媒体管理规定。这一时期，美军高层积极转变思想，对网络舆论所蕴含的巨大战争价值的认识不断加深，不断规划其能力建设、全面发展的蓝图。
2008年3月6日，美军第10山地师第350
战术心战部队士兵在伊拉克村庄投放传单
力量壮大期 美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表示，社交媒体是“美国的重要战略资产”。美军凭借国家战略体系的持续完善，依托网络信息领域的技术支撑，不断挖掘在网络域围绕舆论宣传展开作战行动的价值，持续提升“社交媒体战略”的地位。2006年底，美国防部组建“网络媒体战部队”，全天候执行互联网舆论任务，将全球主流社交平台视为战场，对抗“不利于美军和美国利益的宣传报道”。2009年，美军网络司令部宣布成立，此后网络部队规模逐年壮大。2010年，美国防媒体局正式运行，大量倾向于军方或被军方认可的媒体网站成为美军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和渠道。与此同时，美军将《联合心理作战条令》更名为《联合信息支援行动条令》，明确规定“随着信息环境的发展，心理战产品的分发形式从传统的印刷物和广播扩展到了因特网、传真信息、文本信息和其他新兴媒体”。2010年，美特种作战司令部开始运营“网络倡议”影响项目，在世界各地部署了数十个“军事信息支援行动小组”实施隐蔽宣传，成立所谓的“民间”媒体网站，如“东南欧时报网”“中亚在线”等，吸引当地网民关注，隐秘灌输西方意识形态。这一时期，从顶层条令到末端部队、从军方部门到民间资源，所有的网络宣传力量都在迅速聚集，美军的网络舆论传播实力大增。
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珀
加速释能期 为了应对中俄日益强大的网络信息能力，美军不断放松其在网络信息环境中实施作战行动的约束条件。2019年，时任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签署了一项秘令，将美国与中俄间的竞争提升到主动作战的优先地位，指挥官在对这些对手实施认知战时能够避开国务院。2019年末，美国会通过一份法律，授权美军可在“信息环境”中实施旨在“打击他国恶意宣传”的秘密影响行动，为美军发起隐蔽宣传行动铺平道路。2022年，美国防部发布《社交媒体网络使用管理政策指令》推动社交媒体“武器化”，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曝光、披露及挑拨离间等活动。2023年初，美军在《联合竞争概念》中写道，“美军可利用社交媒体散播虚假信息、将虚假叙事伪装成新闻以及类似的颠覆活动来破坏中俄社会信任和政治基础”。2024年7月美海军陆战队发布《欺骗》条令，明确了在社会层面展开隐秘信息战，“向外国受众传递选定的信息和指向，以影响其情绪、动机、客观推理，最终影响外国政府、组织、团体和个人的行为”。这一时期，美军已经建立起与其指挥组织架构相匹配的媒体宣传矩阵，网络传播能力朝着全维全域深化拓展，呈现新的“非对称”优势。
数智时代美军实施宣传行动的特点
数智时代美军隐蔽宣传行动已从“由人主导实施”走向“由人幕后操纵”，并向着“算法自主设计”演进，通过对社交媒体资源的垄断性利用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创造性使用，构设有利于己的舆论环境，对目标国展开隐蔽宣传，呈现以下特点。
技术赋能精确生产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美军大幅减少了人员和成本的投入，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压缩周期加速输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快速生成符合美军隐蔽宣传主题的文字、图像、音视频等数字产品，在短时间内持续更新引发信息洪流，增加特定信息的可见度和影响力。二是按需定制宣传内容，根据各类受众的习惯、偏好，加入能引起情绪波动、感官刺激或思想冲突的元素。三是隐秘触达目标群体，通过选择偏好算法、平台推送机制将“宣传弹药”推送至特定对象，在网络的各个层级打造“影响力中心”，提高不同受众关注、转发、响应的意愿。四是虚实混杂真伪难辨，虚假信息呈现出多模态特性，更具有迷惑性、复杂性，能有效突破传统的审查手段和检测方法，受众无法通过直觉、常识或经过简单学习自主辨别内容的真伪。五是精准把握受众心理，通过搜集互动数据、分析留言内容、实时情感计算，及时掌握受众的情感变化，便于调整后续宣传策略，快速满足受众的需求与期待，引导受众自主编织“信息茧房”。
行动实施更趋隐蔽 首先，多重手段掩匿美军身份：一是通过国防承包商或秘密资助的方式建立代理网站、媒体平台，吸引特定人群注册、使用，培植专属追随者；二是利用既有平台，如国际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加密或非加密通信平台、特殊用户群体平台替代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机器人农场、虚假账号展开行动；三是借助有特定象征意义或权威性的真实账号传播议题、左右舆论，如被黑客攻击得到的账号、收买有影响力的社交账号。其次，传播模式隐秘不易察觉。受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事件的认知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高度对应关系。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受众对该事件的重视和印象就越深。美军使用社交媒体机器人，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协调发布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形成“放大室”效应，模糊来源和动机，使得内容和账号不具有指向性和对应性。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流行标签提高曝光率，在标签中使用缩写或变体来稀释和污染真实标签，影响搜索结果。使用机器人和脚本等自动化工具，增加帖子的点赞、分享和评论数量，通过维持活跃度、累积存在感、增加信任度，提升账号排名。将传播内容伪装成普通信息“去敏”，用娱乐诙谐的方式“暗喻”，通过资助短视频和网剧制作公司，隐射社会热点、讽刺政府部门、擦边敏感事件、植入西方价值，平台检测算法难以识别和定性，受众的思想在“嬉笑怒骂”中被慢慢腐蚀。再次，行动链路复杂难以检测。行动的策划与实施涉及多个参与者、多层链路、多个平台，在不同阶段会启用不同的技术、动用不同的资源、瞄准不同的对象。追溯困难、鉴定复杂，很难单纯因为美军资助了某些网站或参与了某项宣传，便能证明其是幕后主使。
宣传效果事半功倍 首先，从影响范围来看，由有限拓展至无限，不再受制于地理边界。一旦某种策略或技术在“认知试验场”中被证实有效，美军将迅速复制并同时作用于多个目标。其次，从时间成本来看，由长期浸润转向短期获利。冷战时期的隐蔽宣传行动需要较长的经营周期，“宣传弹药”的投放很难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数智时代，借助类GPT技术，内容的生产用时压缩至“秒级”，一句言论、一副图片、一段视频能迅速引发舆论风暴，获得即时反馈。再次，从目标受众来看，由精英阶层转向普罗大众。过去美军实施隐蔽宣传的对象可能更多针对精英群体，但在数智时代，目标受众变得更加广泛，尤其是普通民众以及社会弱势群体。后者对信息的辨别能力相对较弱，更容易受到虚假宣传的影响。最后，从地位作用来看，随着时代的发展，隐蔽宣传行动的职能定位正由辅助作用转向主导作用。网络域作战属性的提升，使得隐蔽宣传行动变得更具进攻性，例如21世纪以来美方通过社交媒体成功策动了多场颜色革命。尽管媒体不时曝光美军行为，但美军仍可以合理否认、逃脱追责，即使社交平台封禁相关账号、删除特定内容，换号重来易如反掌。
版权声明：本文刊于2024年 9 期《军事文摘》杂志，作者：杨洋、胡欣，如需转载请务必注明“转自《军事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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