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北京海鹰科技情报研究所 李思
「[导读]」
现代技术迭代速度呈几何倍增长，“繁文缛节”式采办流程日益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将最新技术转化为作战人员所需能力。随大国竞争加剧，漫长的采办流程与迫切的作战需求间的矛盾更加凸显。在此背景下，美国国防部在硅谷成立了常设的科技成果转化实验组织机构——国防创新实验单元（DIUx），负责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将有潜力的新兴前沿技术引入国防部，以保持国防技术优势。从2015年成立至今，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单元在促进两用技术创新发展，简化采办流程、培育有潜力的初创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防创新单元》的作者是DIUx两名创始负责人，他们以第一手亲身经历为素材，讲述了这一部门如何由国防创新实验单元蜕变为国防创新单元，在美国体制下挣扎、生根并逐渐取得丰厚的果实。特朗普上一届政府的总统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称， “这本书精彩绝伦且意义重大，讲述了一个开创性国防部门的故事”。对于希望了解现代战争趋势、美国国防科技发展的读者，这本书是不可错过的宝贵资料。
限于篇幅，仅推送节选。
第三章
复杂但无用的“假算器”
多国空中作战中心（CAOC）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空中行动指挥所。该中心办公楼是一栋并不起眼的无窗建筑，位于无序拓展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坐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以西20英里处的沙漠中，卡塔尔是个深入波斯湾的半岛国家，面积与康涅狄格州差不多，境内多沙漠。多国空中作战中心管辖区域横跨非洲东北部、中东、中亚和南亚的二十个国家，面积比美国本土四十八个州的总面积还要大，在该区域内的一切飞行任务，无论是军事飞行，还是导弹发射，均由该中心指挥。
决定在该地区建立大型指挥与控制设施，这一举动标志美国将在此长期驻军。这也是一种外交姿态，展示了我们对卡塔尔的承诺。乌代德空军基地多国空中作战中心在启用20年后，仍是美国及其盟友从地中海到喀布尔的联合空中力量的主要枢纽。
2016年10月，正值空袭“伊斯兰国”的高峰期，也是国防创新实验单元正式运转的5个月后，拉杰参观了这个曾经对外保密的基地，一同前往的还有国防创新委员会（Defense Innovation Board，简称DIB）的成员，该委员会由曾任谷歌董事长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领导。这些成员都是顶级技术专家，负责前往世界各地的军方前哨，询问那里的军人需要什么技术，并将自己的发现报告给国防部长。国防创新委员会和国防创新实验单元相辅相成。前者负责找出技术可以带来变革的地方；后者负责提供解决方案。经过现场调研，我们选择了硅谷的做法。在硅谷，你不会从产品开始，而是会从客户开始。你要先找到问题，然后从问题出发，寻找解决方案。
走进多国空中作战中心，第一眼望去十分震撼：两层楼高的巨大开放式空间，看起来就像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任务控制中心，墙上挂着众多巨幅屏幕，几百名工作人员就坐在一排排办公桌前，追踪着穿行于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热点地区上空的数百架喷气式战斗机、加油机、无人机和预警机。但在仔细观察后会发现，该中心也没有那么尖端。这里所用技术其实已经严重过时。当时使用的系统就像是用胶带和创可贴拼凑起来的，非常简陋，给士兵执行任务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技术的作用本应是加快工作进度，提升工作效率，让人们事半功倍。多国空中作战中心的技术却恰恰相反：不仅束手束脚，拖慢了工作进度，甚至说它危及生命也不为过。
多国空中作战中心是现代数字版的“指挥室”（Controller’s Cabin），“指挥室”是伦敦郊外的一处地下掩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该掩体中指挥空中力量和拦截雷达系统，该掩体通过老式固定电话网络与位于本特利修道院的战斗机司令部总部往来消息。不列颠之战期间，英军领导人也是在该掩体中制定每日的德军战斗机拦截计划。它曾是管理一系列系统的神经中枢，这些系统包括防空炮台、防空气球、雷达站、空中观察员、救援船和战斗机群。在这个狭小的房间中，女子辅助航空队（Women’s Auxiliary Air Force）成员用推杆在大地图上移动标记，实时更新敌军和前去拦截的战斗机的位置。那里还有彩色灯泡帮助指挥员快速了解局势。
位于卡塔尔的多国空中作战中心也有类似用途，不过规模远大于当年的“指挥室”。该设施耗资6000万美元，铺设了超过67英里的大容量光纤电缆，被空军称为史上最先进的作战中心。进攻伊拉克的第二天，多国空中作战中心就协调联军针对伊拉克目标进行了1700次的突击和导弹发射——每小时71次打击。美国完全掌握了制空权。从耗费的资金和取得的成果来看，多国空中作战中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3年后，该中心仍在不间断地运转，履行着最初设定的职责，需要指挥的空中流量还大幅增长了，但其所用技术在2003年看起来很尖端，放到2016年已经严重落后。回顾2003年，当时平板显示器还十分新奇，无线网络和蓝牙也才开始流行，微软的Windows XP还是主流操作系统。国防创新委员会的参观者们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使用美国在线（AOL）和拨号调制解调器的时代。空军人员还在使用命令行界面系统，程序还在微型计算机和大型主机上运行。拉杰打趣道，“有些软件可能比使用它的人还老。”
卡特于2016年设立国防创新委员会，责成埃里克•施密特和该委员会其他成员负责评估国防部的技术能力，并就如何实现军队现代化和为未来战争做好准备提出建议。施密特自2008年总统大选之初就是奥巴马的支持者。
奥巴马政府正式就职后，决心更新政府的技术使用方式，便于解决复杂问题。但2013年秋的一件事打破了这种技术乐观主义。当时，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的官网HealthCare.gov一上线就崩溃了，且迟迟难以修复，这让号称精通技术的奥巴马政府十分难堪，托德•帕克自此开始了拯救网站行动，几年之后才转而帮助卡特重启国防创新实验单元。开发HealthCare.gov的初始预算为9370万美元，但在该网站上线一年后，总监察长办公室报告称，其总成本已达17亿美元。政府的软件采购方式大有问题。
埃里克•施密特自2011年卸任谷歌首席执行官，转任谷歌执行董事长以来，就能轻松往来于硅谷和华盛顿。
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有一项技术即将打破并改变战争规则，那就是人工智能。谷歌自成立之初，到施密特的整个任期，一直在大举投入资金和人才，进行人工智能研究。人工智能科学其实已经发展了数十年，大多数提升搜索功能用户友好性的改进都源自于此，比如搜索框的自动填充、语音搜索和命令及谷歌翻译的图像识别（游客只需将手机对准某个物体，就能得到其名称的翻译），但直到取得进一步的开创性成果，人工智能才被推向市场。谷歌引领了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的发展，也被视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头羊之一。
埃里克在2016年第一次召开国防创新委员会会议时，就已敏锐意识到，人工智能将在未来十年取得令公众深感震撼与敬畏的创新。施密特是名软件工程师，刚入行时是在贝尔实验室担任程序员。贝尔实验室是一家传奇的研发工厂，他们发明了晶体管、激光、光电池以及Unix操作系统和程序设计语言C和C++。在担任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软件工程主管期间，施密特深深融入了代码和硬件的双重世界。后来，他又在当时十分强大的网络巨头诺勒有限公司（Novell）担任了多年首席执行官，期间与微软展开过激烈的竞争，并从中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2001年，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将他聘请到谷歌，他开始在硅谷崭露头角。
马尔库塞是国防创新委员会的执行主任，总是精力充沛，充满活力。在上任的第一年，埃里克和该委员会成员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乔希•马尔库塞（Josh Marcuse）和拉杰或克里斯的陪同下，前往世界各地访问美军的前哨基地，与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人员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因为国防工业开发、国防部采购的那些武器平台最终都要交到这些人手中使用。国防创新委员会的建议会直接上报国防部长。国防创新实验单元通常会在该委员会发现商业技术可带来变革之处后，寻找相关企业来构建解决方案。
就这样，2016年秋的一天，国防创新委员会的参观团队来到了乌代德空军基地的多国空中作战中心，作为陪同，拉杰也来了，他在转过某个拐角时，瞥了一眼旁边的小房间，突然吃惊地停下了脚步。“这是在开玩笑吧，”他对埃里克说，“他们居然还在用这种方法。”
战斗室
还记得伦敦地下掩体中那些推动地图上标记的女子辅助航空队成员吗？都2016年了，在全球最大、最先进的军方空中指挥中心——多国空中作战中心，居然还能看到两个空军人员站在白板前，移动坐标方格内的磁扣。要知道，该中心每天都需要在面积不亚于美国本土的区域内，协调不下十几个空军基地的数千次飞行，有时还需应对作战状态。那些磁扣上写着战斗机和加油机的名字，他们就是这样制定空中加油任务的时间表的，这种方法与其前辈在70年前二战中所用的相差无几。后勤团队利用这个现代“算盘”进行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计算，为数十架加油机和数百架喷气式战斗机计算飞行路线，确保它们之间有能进行空中加油的交点。不同的战斗机有不同的燃料接口，只能与特定的加油机对接。此外，不同的战斗机在不同的速度、高度和配置下进行加油。空军每天在阿富汗、叙利亚和伊拉克进行超过1500次空中加油，使用的却是这种笨拙的手动过程。
如今的世界500强企业，无论是航空公司、制造企业，还是航运公司，都是利用计算机进行庞大到超乎想象的数学运算，以合理安排自身运营所需的后勤。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UPS）和联邦快递（Fed-Ex）都没有负责在白板上移动磁扣的团队，但作为全球最先进空中力量之一的多国空中作战中心却还在使用人工计算。这两名空军人员移动磁扣的同时，还有两人坐在开着Excel电子表格的笔记本电脑前，一人负责读屏幕上的数字，另一人负责将数字输入第二台电脑中。他们根本无法通过电子方式分享数据。他们身后还有第三个人，负责核对数字输入是否正确。这位负责人被称为“桑普”（Thumper），前面输入数据的被称为“假算者”（Gonker），接收数据的笔记本电脑被称为“假算器”（gonkulator）。“假算器”出自一部老情景喜剧《霍根英雄》（Hogan ’s Heroes），意思是看似复杂但实际无用。这种黑色幽默表明，就连身为操作者的这些空军人员都明白，这种做法很荒唐。心有同感的还有杰弗里•“眼镜蛇”•哈里吉安中将，他曾是指挥该地区空军行动的三星将领，监督多国空中作战中心也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哈里吉安回忆道，“我当时人在战壕，看到了这些家伙做的狗屁事情，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在逗我吗？’他们用了14个应用程序来做一些本该由机器对机器完成的事情。”哈里吉安后来成为了美国驻欧洲空军司令，并以四星上将的身份退役。
外人很难理解多国空中作战中心任务的艰巨性。2016年，也就是拉杰前来参观的那一年，空军总计向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派出了超过2.6万架次的攻击机，平均每天70架次以上。这是空军历史上最密集的轰炸行动——高峰期时，位于摩苏尔的“伊斯兰国”目标平均每八分钟就遭遇一次打击。为了维持这些打击，空军共出动了超过1.8万架次的加油机，完成了近10万次空中加油，相当于每年运载超两亿加仑喷气机燃油。多国空中作战中心团队还管理了数万架次的空运和空投任务，覆盖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为其他17个国家操心。
人工安排这种规模的加油任务不仅需要一组训练有素的专家，还需要他们每天总计工作60小时。而且这一人工计算的过程绝对做不到完美。一旦出现恶劣天气、机械故障、战斗机改道飞往不同目标等意外情况，光靠磁扣加白板的计算方式，速度太慢，根本跟不上变化，这种时候，该中心只能紧急出动一架备用加油机，专门为一架喷气式飞机加油。这些加油机与波音767飞机一样大，载有21.2万磅燃油，单次紧急出动的成本就高达25万美元。而这种情况一天就会发生三次，只为确保地面部队得到全天候的空中支援。人工计算导致空军每周都要浪费超过500万美元。
创建一个基础优化程序并不难。空军一直强烈要求派人来开发这种程序。与其说他们是在与敌人作战，不如说是在与一个糟糕的系统作战。不过，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得再等等，多国空中作战中心正在忙着对自己所用的每一个应用程序和系统进行从上到下的技术改造，监督该项目的团队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汉斯科姆空军基地，距离该中心有6500英里（8个时区）之遥。军方的常规操作就是雇用国防承包商来负责技术项目，成本远远高于类似的商业解决方案。这个例子中的国防承包商是诺思洛普•格鲁曼公司。不幸的是，这些国防承包商经常出现交付太少、太迟的问题，尤其是在软件方面，这正是多国空中作战中心自2008年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
诺思洛普•格鲁曼公司的这个技术改造项目为期10年，由史蒂文•韦特（Steven Wert）负责，他曾在空军服役25年，退伍后成为了政府的行政官员。拉杰访问汉斯科姆空军基地时，该项目已进入第8年，但进度滞后了3年。最初预计的3.74亿美元预算已经膨胀到了7.45亿美元，但却没看到多少成果。即便如此，空军还在要求国会再拨款6500万美元。
在国防创新实验单元工作的那些年，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有人遇到了一个简单问题，原本可以相对轻松地解决，但在采用了军方及其国防承包商的技术系统开发方式后，快速解决只是奢望。五角大楼的项目经理仍在使用早在20年前就被硅谷淘汰的系统工程方法。在这种旧模式下，项目是自上而下设计的，即产品经理不会询问了解软件使用者的需求，而是自行决定软件的样子和功能。这些产品经理可能会用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制定具体的设计要求，然后就是邀请承包商投标，并选出中标者，而这个过程也可能耗时一年或更久。接着，中标者又要花上一年或更久的时间来编写和测试代码。整个过程耗时太久，软件在正式投产时就已经过时了。就多国空中作战中心的这个项目而言，需求是由远在汉斯科姆空军基地的韦特团队制定的，代码是由使用老式开发方法的程序员编写的，更糟糕的是，他们中没有几个人真正来过该中心，因而缺少关于此地空军人员工作方式的第一手资料。
硅谷的程序员早就抛弃了这种工作方式，他们使用的是企业家、国防创新实验单元支持者史蒂夫•布兰克（Steve Blank）开创的“精益”方法。国防创新实验单元用的也是这种工作方式。这种“精益”方法要求程序员先与软件的未来使用者交流。他们会把大的产品分成小块，单独攻克，以六周为一个冲刺阶段。程序员会先迅速完成一个“最小可行产品”，然后向用户展示，获得反馈，创建新的迭代，再继续寻求反馈，如此循环。程序员可以在数月，甚至数周内完成一个程序并将其投入生产，他们不仅无需耗时数年，所用成本也是国防承包商的十分之一。
埃里克看到了使用白板安排后勤工作的荒谬，认为这就是军事俚语中说的“FUBAR”（混乱不堪，无可救药）。他也了解硅谷团队制定解决方案的速度有多快。他难以置信地看着两名空军人员对着“假算器”口述数字。“拉杰，”他说，“这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信息技术误用。你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立刻、马上。”
哈里吉安也表示认同。
因此，我们决定制作一个应用程序。
这个加油机加油的项目给了我们一个展示国防创新实验单元能力的机会，也给了国会一个不将我们预算归零的理由。这个项目是小，我们用很低的成本就能快速完成，但它却能产生真正重大的影响。拉杰甚至没有等到回国就开始了行动。当晚，他就在酒店给恩里克•奥蒂（Enrique Oti）打去了电话。恩里克是一名空军上校，也是留在山景城的国防创新实验单元团队成员。“明天就开始，”拉杰对他说，“我们要尽快弄出点成果，要把工程师带去多国空中作战中心与加油机规划人员会面，要尽快发布这款应用程序。”
恩里克毫不犹豫，“我这就去办。”
恩里克是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他四十出头，是一名职业空军军官，毕业于空军学院，专修网络战争。第二天一早，他就开始组建团队。当时，国防创新实验单元内本就有几名现役空军人员是技术娴熟的软件工程师。韦恩•斯塔尔（Wayne Starr）就是其中之一，他刚刚从罗切斯特理工大学毕业，以少尉身份加入了空军。这是他在空军的第一个正式职位。空军在得知他有软件工程背景并在微软工作过一年后，就把他派到了国防创新实验单元。韦恩是武装部队中的稀有人才，武装部队共有150多个军事职业（military occupational specialties，简称MOS），入伍者都会被分到一个特定的职业类型。技术性的军事职业岗位很多，但没有专门的软件编程岗位。他入伍时，军方正逐渐意识到自己对程序员的需求，并开始在军队中寻找此类人才。“空军有很多会编程的人，”斯塔尔说，“但他们并不真正知道如何在入伍时识别这些人才。”
除了斯塔尔和国防创新实验单元的另外几位程序员外，恩里克还从旧金山的一家软件开发公司毕威拓（Pivotal）聘请了几名软件工程师。恩里克虽然不是工程师，但却是出色的管理者。他也是中国技术战略（包括网络战力）方面的专家，曾在中国学习并会说普通话。在我们接手之前，恩里克就已是国防创新实验单元的成员，他是2015年被派来的，是我们留下的团队成员之一。
当拉杰一周后回到山景城时，恩里克的团队已经在对开发出的应用程序进行潜力评估了。施密特亲自下令，要求得到解决方案，这也增加了该项目的紧迫性。“这给我们修正加油机加油系统的工作增加了一点动力。”斯塔尔说，“就算我们所做的只是让白板和Excel电子表格更加高效，那也是在增加价值。”
精益软件方法的一个原则是，要首先与该软件的未来使用者沟通，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将毕威拓公司和国防创新实验单元的程序员派往卡塔尔。空军的这一海外指挥中心正在执行军事史上最快节奏的空中行动，通常，要想将一群邋里邋遢的旧金山程序员派往那里，需要几个月才能获得安全许可。但我们拥有“国防部长批准”这一通行证，因而得以快速走完审批程序。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获得特别豁免，以便毕威拓公司的程序员能使用自己惯用的苹果电脑，而非政府配发的装有五角大楼认证应用程序和安全软件的Windows电脑。按规定，任何外部设备都不得进入多国空中作战中心，而且在军人工作时，一切个人手机、苹果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都需要存入储物柜。因此，哈里吉安将军能批准我们的请求，允许程序员将苹果电脑带入该中心，真的是一件大事。国防创新实验单元的一名年轻空军人员花了整整一天来购买、包装和邮寄苹果电脑，随后，联邦快递将这些电脑从我们的办公室送到了位于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
我们并不是为了违反规则而违反规则。我们之所以必须将毕威拓公司的程序员带入该基地，是因为我们空军自己的程序员无法独立完成这项工作。此外，我们还希望空军程序员能向毕威拓公司的程序员学习现代的开发工具和方法。将硅谷的程序员带入该空军基地还有另一目的。我们的使命之一是改革军队文化，正如阿什•卡特2015年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所言，我们要开始钻研军方与商业部门之间的差距。卡特希望我们为五角大楼注入硅谷快速行动的理念——教会一个庞大的组织像初创企业一样思考和行动。这意味着要果断行动、对新想法持开放态度、敢于冒险和容忍失败。这意味着不要过于拘泥于过去的工作方式，以防被未来拒之门外。
国防创新实验单元和毕威拓公司的程序员为了确保理解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多国空中作战中心呆了一周。就这样，在空军还在开展最激烈的现代作战行动的同时，半打蓬头垢面（按空军标准）、穿着牛仔裤、T恤衫的旧金山程序员走进了作战中心，与一队身着制服的空军人员坐到了同一张桌子旁，齐心协力为空军解决问题。这次经历给毕威拓公司的程序员来了点文化冲击——不仅是因为身处空军基地的怪异感，还因为要适应空军人员直接且粗犷的行事风格。他们自称“毕威特”（Pivot），随身携带写有座右铭的小牌子——“永远善良”，他们也总是礼貌对待每一个人。“空军人员觉得毕威特们很像邪教成员。”斯塔尔回忆道，“他们所有人都是同一时间起床，同一时间吃午餐，同一时间开始工作，同一时间结束工作。”毕威特们则认为，空军使用的技术甚至比他们的人员更粗糙。
“指挥中心的运作存在严重问题，让人难以相信。”斯塔尔回忆道，“我的意思是，没来之前，我们能看到的只是空军的高科技广告，他们一直说，‘这不是科幻小说，这是我们的日常。’但来了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还在用微软办公软件运行武器系统。大家都很失望。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花哨的高科技，只有工作流程和微软办公软件。”
哈里吉安回忆起与毕威拓公司程序员和空军程序员一起闲逛的场景。“我过去常回去问他们，‘嘿，给我看看你们现在的成果。’他们会说，‘哇哦，真酷，司令来了。这里的三星上将可以跟我们打成一片。’他们向我展示了目前的进展，我感觉，‘哇，这真是太酷了。’”令哈里吉安印象最深的是毕威拓团队对此次任务的投入度。“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入乡随俗，努力理解着我们想要做什么。他们成为了我们战争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团队的一部分，这是我唯一能用来形容他们的。他们明白这件事有多严肃，明白我们需要做正确的事，明白他们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明白我需要他们投入其中。从他们的眼神中，我能清楚看到，他们明白。”
国防创新实验单元和毕威拓公司的团队成员在离开该基地前，就已经开始了一些基础的编码工作。回到山景城后，他们又用六周时间完成了一个最小可行产品——该应用程序的粗略版，基本只有用户界面和菜单结构可供空军人员评估。他们在获得空军人员的反馈后，又增加了一些代码，随后继续上传新版本，以获取更多反馈。据斯塔尔回忆，他们的优势在于，该加油机应用程序并不依赖多国空中作战中心技术栈中的任何其他系统。“最棒的是，我们不需要接触他们的系统。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独立运行的应用程序，它不需要依赖任何第三方的组件。”
几个月（132天，但我们不是在刻意数日子）后，程序员们开发出了一个工作产品。起初，空军人员需要同时使用白板和软件，但在短短几个月后，他们就完全不需要白板了。韦恩•斯塔尔及其在多国空中作战中心的空军战友们抽着雪茄庆祝。
该软件在一分钟内就能为战斗机匹配到最佳的加油机，规划人员只需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对结果进行复核，并在必要时完善方案。空军人员对此爱不释手，哈里吉安将军也很满意。该软件制定每日计划的速度非常快，一旦情况有变，空军人员可以立即重新计算，这意味着该中心的加油机无需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紧急出动。使用这一工具前，我方部队只要与敌人发生交火，就需要寻求加油机“增援”。美国在该地区部署了随时待命的加油机和机组人员，他们平均一天出动两到三次。如前所述，每次紧急出动的成本约为25万美元，这还不包括飞机或机组人员的损耗。有了新工具后，只需按下一个按钮，就能在60秒内完成重新计算。我们只用150万美元就完成了整个项目，这意味着该软件只要在空中行动中使用三天就能回本。空军作战能源办公室后来计算出，该软件将作战效率提升了10%，每年可节省2500万加仑的喷气机燃料。
很快，多国空中作战中心就把其他有问题的应用程序也交给了国防创新实验单元去解决，包括一个动态目标定位工具，该工具能帮助空军利用可用资产优化实时目标定位。如今，五角大楼的官僚们也许不会再想方设法让我们停工，而是会增加我们的预算，让我们参与更多、更大的项目。
但事实是，没有。
军事工业的自动免疫系统
我们当时不知道的是，就在我们开发该加油机应用程序时，在汉斯科姆空军基地负责诺思洛普•格鲁曼公司项目的项目经理、空军退伍军官史蒂文•韦特正试图让我们停工。韦特在汉斯科姆空军基地管理着一个3500人的技术采购部门。他知道他在多国空中作战中心的项目遇到了麻烦。他也许认为，一旦空军允许我们安装该加油机应用程序，我们就会在该中心拥有立足之地，而这可能导致他失去整个项目。他的这种想法有可能是正确的。
为了挽救自己的项目，韦特向空军最高长官、空军参谋长戴维•戈德费恩将军发送了一份长达三页的备忘录，试图说服他将我们赶出多国空中作战中心。要不是戈德费恩碰巧在这个时候访问了波士顿的国防创新实验单元办事处，并给拉杰看了这份备忘录，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个小插曲。拉杰一方面努力说服戈德费恩让我们继续完成这个应用程序，至少给我们一次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另一方面，鉴于这些官僚先对我们动手了，拉杰决定以牙还牙：他建议戈德费恩，如果我们的应用程序能够成功，就把多国空中作战中心的整个项目都从汉斯科姆空军基地转交给国防创新实验单元。
拉杰说，“这些人忙活了八年，却几乎什么成果都没有。他们已经烧掉了7.5亿美元的经费，而我们可以雇佣硅谷的程序员，只需十分之一的时间和十分之一的成本，就能完成这整件事情。”
戈德费恩不愿意做出这么大的改变，但同意我们继续完成加油机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刚刚上线运行，就赢得了多国空中作战中心所有人的心。韦特当时并不高兴，但后来也成为了国防创新实验单元方法的忠实支持者。这次事件突显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缺乏信任和理解，建立有效协作需要漫长的时间。
“拉杰，我们由衷感谢你们的帮助，”韦特说，“你们的人在这次产品演示中表现出色。”
“这不是一次演示，”拉杰说，“这是现场直播。它正在运行，大家都很喜欢它。”
“当然，但它只能解决一个问题，对我们正在做的其他事情没有帮助。不过，你们的想法很好，我们一定会借鉴一部分，融入到我们更宏大的计划之中。”
我们对此非常愤怒，使用该应用程序的空军人员和哈里吉安将军也很生气。我们的应用程序正在帮助他的人管理有史以来节奏最快的空军行动，他不可能让他们关掉它，重新使用白板。但空军不愿意放弃确立已久的计划。平心而论，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与五角大楼打了这么久的交道，自然知道游戏规则。在这个世界里，如果你造出了更好的“捕鼠器”，他们不会争相上门拜访，而是会把你的门钉死。韦特团队的工作进度滞后了三年，预算也超支，但他们已经为这一庞大事业倾注了八年时光，不会容忍一群外人打乱他们的计划。
作为《星球大战》的粉丝，拉杰喜欢把国防创新实验单元视为反抗军。我们在交付加油机应用程序时，感觉就像卢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把质子鱼雷投进反应堆通风孔，一举把死星炸毁。但这种兴奋是一时的，很快我们便仿佛身处银河系边缘行星的冰天雪地之中。
“披萨门”
就在这个时候，媒体引用克里斯的话，称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战略思维薄弱”。这话惹了麻烦。美联社在一个周日晚上发布了这则新闻，报道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竞选主席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被黑邮箱的最新消息。这篇报道开头写道，“维基解密周日公布的被盗邮件显示，2015年3月30日，克里斯托弗•基尔希霍夫向克林顿竞选团队首席助手约翰•波德斯塔发送了一封邮件，对国家最高军事领导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维基解密”事件是俄罗斯为影响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而设计的假情报行动。绰号“奇幻熊”（Fancy Bear）的俄罗斯网络间谍组织在当年早些时候黑进了波德斯塔的谷歌邮箱。在“走进好莱坞”（Access Hollywood）录像带曝光的30分钟后，维基解密将2万页波德斯塔的电子邮件公之于众。“走进好莱坞”（Access Hollywood）录像带中有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贬低女性的言论。这是一出典型的分散注意力的戏码。媒体不再只是聚焦于候选人特朗普的“更衣室戏谑”，而是对波德斯塔的竞选策略备忘录、制作奶油烩饭的技巧等进行了大肆报道。
记者们花了三周时间才找到克里斯的那封邮件，那是他早就计划好只发送到波德斯塔白宫电子邮箱的邮件。克里斯曾为波德斯塔工作过，当时后者是奥巴马总统的顾问。波德斯塔对军事事务感兴趣，曾要求克里斯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四位最终人选发表真实意见。克里斯写了一份备忘录，他知道波德斯塔很可能会把这份备忘录告诉奥巴马总统，也可能告诉希拉里•克林顿，因为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她将沿用奥巴马选择的主席人选。
波德斯塔在白宫的最后一天非常忙碌。他将在早上离开，成为希拉里竞选团队的主席。午夜时分，他仍在火急火燎地处理白宫事务。那天晚上，克里斯坐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里等着他浏览这份备忘录，备忘录中写满了克里斯密切观察四位候选人后得出的坦率意见。八点钟到了，然后是九点、十点、十一点。“克里斯，”波德斯塔的助手终于开口，“他午夜之前都不可能有时间看的，就发到他的谷歌邮箱里吧。”
克里斯停顿了一下，光标在发送键上徘徊，心想，“这么做不好。”向非政府账号发送如此敏感的评估是绝对不可行的。克里斯把自己的观点告诉老上司波德斯塔，但没有告知新上司国家安全顾问，这已经越界了。但天色已晚，已经筋疲力尽的他又能怎么办呢？波德斯塔既是奥巴马总统最亲密的顾问，也是希拉里的竞选主席。他想要这份备忘录。
随着美联社报道产生的连锁反应，众多记者纷纷开始联系克里斯，他在华盛顿各地的朋友们也担忧地打来了电话。“奥巴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插手军事事务”，这可不是军方上层会轻轻揭过的指控。
“拉杰，”克里斯在他的国防创新实验单元搭档接起电话时说，“我们有麻烦了。”
“好吧，”拉杰在听完细节后说，“看来我们要把你藏起来很长一段时间了，让邓福德办公室找不到你。”
随着真实邮件和篡改邮件的同时曝光，波德斯塔此时已被“匿名者Q”阴谋论缠身。克里斯现在尝到了美国政坛暗流涌动的滋味。死亡威胁涌入他的收件箱，恐吓电话打到了他的私人手机上。距离大选还有七天，特朗普将赢得大选。波德斯塔将不再有影响力，而乔•邓福德将军，这位由奥巴马总统任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已经从报道中看到了国防创新实验单元那些人对他的真实看法。
国防创新实验单元能挺过去吗？
戈德费恩会不会为了不让他的新上司邓福德不高兴，而放弃我们的加油机项目？
然而，在历经几个月的艰难时期后，多国空中作战中心项目以及国防创新实验单元迎来了一次幸运的转机，一次华盛顿式的转机。2017年春的一天，参议院约翰•麦凯恩的高级助手、前战斗机飞行员（呼号“大猩猩”）马特•多诺万（Matt Donovan）碰巧来参观多国空中作战中心。哈里吉安将军非常懂得如何高效利用资源和人员，他向多诺万展示了我们的软件，并解释说，他等汉斯科姆空军基地的团队交付产品已经等了八年，而我们的国防创新实验单元团队只花了一百多万美元，就在三个月内完成了产品，并且已经投入使用，深受空军人员的喜爱。当多诺万问哈里吉安，他怎么看由汉斯科姆空军基地和诺思洛普•格鲁曼公司负责的技术改造项目时，这位将军直言不讳地说，“是时候砍掉那项目了。”哈里吉安坚持要让我们的代码继续运行。“我们要拯救生命。我们要优化使用者的体验，并最终提升我们的效率。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和我作对。”哈里吉安还告诉多诺万，他希望我们能在多国空中作战中心开展更多项目。“这很好，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这样我们就有机会看看未来可能是什么样的。”
与特立独行者的会面
多诺万回到华盛顿，向麦凯恩介绍了我们是谁，我们做了什么。麦凯恩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把手，该委员会掌控着五角大楼的预算。当时，麦凯恩正在考虑韦特和空军的请求，即再拿出6500万美元来维持多国空中作战中心的技术改造项目。
“你应该和国防创新实验单元的负责人拉杰聊一聊。”多诺万对麦凯恩说，“他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据我所知，他是个为了成事，不怕违反规则的人。”
麦凯恩说，“好吧，那就让他来吧。”
对于国防部的员工来说，面见麦凯恩就像是面见教皇一样。通常，这样的会面需要数周时间准备。参议员和国防部长两方的助理将就会晤的规则和出席人员名单进行协商。国防部长办公室的人员将决定五角大楼可以给对方透露哪些信息。鉴于麦凯恩牢牢掌控着五角大楼的钱袋子，五角大楼会准备一整本装满谈话要点和背景材料的活页夹，以确保参与者在谈话时不会偏离主题。负责记录的人会详细地做笔记。
最重要的是：根据一般的接触规则，国防部长的立法事务参谋会把所有事情都交由空军的立法事务人员处理。但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些试图阻挠我们的人就会想方设法取消会议，或者派出足够多的“代理人”，使我们的信息无法原封不动地反映上去。
所以我们没有做这些事。
相反，拉杰没有与任何人协调，只是飞到华盛顿，在约定的时间独自走进了麦凯恩位于罗素参议院办公楼的办公室。房间里除了麦凯恩外，只有他的高级国防助手克里斯蒂安•布罗斯。墙上挂着麦凯恩家人的照片、他父亲和祖父（均为四星上将）的肖像，以及麦凯恩从越南被俘归来的著名画面。
他被囚禁了六年，遭受殴打和折磨，留下终身残疾。麦凯恩当了三十年参议员，是政府中权势人物之一。但他的内心深处仍有一些海军的影子。
麦凯恩说，“布罗斯告诉我，你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
“是的，长官。”
“海军?”
“空军。”
“空军？好了，不要太尴尬。你们不像人们说的那么软弱。”
空军飞行员通常被视为彬彬有礼、生活优越、遵循规则的绅士，甚至有时被戏称为“椅子部队”（Chair Force）。海军飞行员则是满嘴脏话的粗人，他们能以每小时150英里的速度将战斗机重重落在航空母舰三百英尺长的起降甲板上。而且是在夜里，在季风中。
“你们空军的基地很漂亮，”麦凯恩说，“高尔夫球场也不错。”
“跑道也很长。”拉杰说。他听过所有关于他们的笑话。
“对。”麦凯恩微笑着说道。他转向布罗斯，“我喜欢这家伙。他还不错。”
麦凯恩示意拉杰在他对面的真皮沙发上坐下。“现在跟我说说情况吧。你们是谁？你们都做些什么？”
拉杰介绍了国防创新实验单元的一些背景，以及阿什•卡特赋予我们的任务，即寻找军队现代化的途径，并以硅谷的速度推进各项工作。然后，他解释了加油机加油应用程序的工作原理，以及空军人员和负责多国空中作战中心的哈里吉安将军有多么喜欢它。
“但汉斯科姆空军基地那些负责多国空中作战中心技术项目的人想要把你们踢出去。”
“没错。”
“他们试图把你们做的应用程序说成样品，让它下线，然后一切照旧。”
“是的，长官。”
“那你想要什么呢？”
拉杰不知道该不该去碰碰运气。但他很快想通，为什么不赌一把呢？“老实说，长官，我希望由我们接手整个项目。不仅仅是这个应用程序，而是整个多国空中作战中心的技术改造项目。我们可以彻底改造该中心，并在两年内完成，只需要他们花费的十分之一。”
“你们能做到吗？”
“当然。但至少我希望您能阻止他们推翻我们已经完成的工作，并确保剩下的调整工作采用现代软件工程做法，而不是现在这种由纳税人埋单的过时方法。”
麦凯恩看向布罗斯，布罗斯耸了耸肩。麦凯恩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同意了。”
“真的吗？”拉杰大吃一惊。
“这些家伙太令我失望了。他们已经花了5亿多美元，现在又回来要6500万美元，然后继续过去八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据我所知，那就是一大堆无用功。所以就这样吧，他们完了。”麦凯恩站了起来——这是会议结束的信号。
他说，“你们继续完成自己的工作，我将确保你们获得所需的一切资源。”
拉杰走出罗素大楼时感觉有点茫然。刚才的一切是真的吗？就这么容易？可以肯定的是，他会被立法事务部门的人数落很长时间，因为他竟敢绕过所有规则和协议，瞒着其他所有人，鲁莽地走进了一名参议员的办公室。也许他可以装傻。或者，他也可以指出，他的擅自行动正是阿什•卡特雇他的目的。这就是硅谷的做事方式，请求原谅好过请求许可。
一周后，麦凯恩主持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预算听证会。空军代理部长丽莎•迪斯布罗（Lisa Disbrow）做了陈述。当她说到要求额外拨款6500万美元时，麦凯恩一锤定音，多的钱没有，但改造可以继续，前提是韦特和他的团队必须与国防创新实验单元合作，并学会使用他们的做事方式。
那是在2017年4月。几个月后的7月，保留国防创新实验单元应用程序的决定公之于众。麦凯恩和参议员杰克•里德（Jack Reed）发表声明严厉批评了原本的技术改造项目：“令人遗憾的是，空军已经在过去十年中花费了5亿多美元……但该项目却没有交付任何有意义的能力。更加令人遗憾的是，该项目只是国防部在软件密集型系统方面令人头疼的例子之一。”
这是我们的一场大胜。当然，麦凯恩并没有让我们成为多国空中作战中心技术改造项目的负责人。该项目仍然由韦特及其团队领导，但他们必须与我们合作。这将十分尴尬，毕竟韦特不满我们背着他去找麦凯恩，我们也不满韦特当初游说领导将我们踢出多国空中作战中心。
为了和解，我们求助了恩里克•奥蒂，他是莫菲特基地的职业空军军官，曾负责组建开发加油机应用程序的工程师团队。恩里克在空军服役了20年，精通五角大楼的外交艺术。虽然我们有很多软件编程方面的东西可以教给空军，但恩里克知道，只有我们和韦特一道修复了彼此之间受损的关系，才能真正得到这个机会。为了促成和解，他将韦特及其团队邀请到了旧金山，并在我们位于莫菲特基地的办公室内铺上了红毯，以示我们和解的诚意，也希望对方明白，我们对他们是有用的。我们的办公室看起来更像一家初创企业，而不是空军设施。我们这里的空军程序员并没有严格遵守军方的着装要求，而是穿着牛仔裤和连帽衫，在开放的桌子旁而非隔间里工作，并利用现代软件工具和精益方法开展项目协作。克里斯的金毛寻回犬在大厅里走来走去。负责我们软件演示的女士留着一头蓝发，这绝对不符合军队的仪容仪表标准。
也许韦特认为，既然麦凯恩参议员已经站在了我们这一边，他别无选择，只能与我们合作。又或者，他真的在硅谷浴火重生，对我们编写应用程序的速度印象深刻。不管是何原因，韦特及其团队同意与我们合作，同意采用我们的方法，开始用初创企业的方式编写软件。
更进一步的是，韦特及其团队与恩里克坐在一起，决定在波士顿创建一个空军“软件工厂”，像科技初创企业一样运作，同时招募空军和文职的程序员，共同使用现代软件开发工具和精益方法。韦特很快就从我们的克星变成了国防创新实验单元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合作者之一，这进一步证明了国防部的大多数人都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都想做正确的事，只是受到官僚体系的影响，好心办了错事。韦特和恩里克将新团队命名为“凯赛尔航线”（Kessel Run）。空军参谋长戈德费恩将军对我们的加油机项目印象深刻，因而任命恩里克为“凯赛尔航线”项目的第一任负责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韦特的支持下，“凯赛尔航线”的程序员和国防部内外的其他程序员通力协作，重建了整个多国空中作战中心系统，并在2022年底完成了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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