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金斯学会于2019年1月10日发布报告《人工智能时代下的中美关系》（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从军事、贸易、政治、社会等维度剖析两国的竞合关系，并提供了美国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加强对华合作的四个步骤。文章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将对中美关系造成巨大压力，但同时也为双方提供了潜在的合作机会；不应再以冷战、零和的眼光看待两国关系，对于人工智能在中美竞争中的作用，需要一个不同的视角。
一、我们如何一路走来？
随着中国发布《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促进军民融合的技术发展以期降低美国的竞争优势；提出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美国一部分人担心这将使中国能够制定全球技术标准，认为美国正在失去其对中国的创新优势。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主流反应是试图减缓中国的发展，包括加强对外国核心技术投资的审查，审查中国的学术交流，有针对性地征收关税以降低中国在关键领域的竞争力，增加经济间谍活动的中国参与者的起诉，以及在反情报行动中投入更多资源。
但在自我保护的同时，美国需要避免造成自我伤害。美国的主要创新来源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其技术领域，而该领域与中国密切相关。将美国技术领域与中国相隔离，将为中国竞争对手提供更多空间，减缓美国新的突破，降低美国公司的竞争力，并增加美国消费者的成本。确定出于国家安全目的而要保护的关键技术时需要精确的政策，避免一概而论进而破坏美国的创新。
二、注重大局：美国和中国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
美国不能在自我保护中忽视大局。虽然中美之间的竞争加剧，但两国在经济规模、创新步伐和整体国力方面正在拉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距离，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国的技术发展。普华永道的一项研究表明，到2030年，人工智能预计增加15.7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而中美两国将占据其中的70％。
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具有其他国家无法复制的独特属性，包括世界一流的研究专长、深厚的资本池、丰富的数据、主要支持性政策环境以及竞争激烈的创新生态系统。在全球约4500家涉及AI的公司中，约有一半位于美国，三分之一位于中国。因此，虽然中美正在相互竞争，但更重要的事实是，这两个国家也在同时处于创新的前沿。纯粹竞争性的零和框架对双方而言都是不利的。
三、确定竞合领域
克服全面竞争趋势的一种方法是，中美两国更好地分享合作互利的领域，以及需要协调固有利益冲突的地方。这将使双方能够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建立合作，从而使双方更有信心处理分歧问题。
军事和安全
军事领域存在的误判风险最大，同时也最需要持续、直接、权威的双边沟通，以便更好地共享对人工智能伦理边界的理解。中美的双边关系已经面临严峻的安全困境，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融入武器系统，使其拥有自主能力，上述安全困境更为突显。
如果中美军队之间发生对抗，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军备快速升级是一种严重的风险，特别是如果技术进步的速度超过了在决策流程中对人类能动性的维护速度。意外使用和迅速升级存在切实的可能性，这应该激励双方发展制定战斗中使用AI的界限。以前的军备控制条约，包括“化学武器公约”的规范性发展进程可以为中美提供可用的经验教训。
贸易
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的技术竞争可能导致技术领域的割裂。通过引入5G网络，美国和中国将在主要市场和地区形成下一代移动标准、频谱分配和部署。在中美贸易持续紧张的局势下，中美都试图锁定海外5G市场，出现两种不可互操作的5G生态系统的风险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系统可能由美国领导，并由硅谷开发的技术支持，另一个系统将由中国领导，并由其功能强大的数字平台公司提供支持。
当中美关系中政治意味不那么强烈时，两国领导人都应该审视，加速全球技术领域分化是否使中美两国最大化了自身利益。在此情况下，双方都将限制其扩张潜力：中国的市场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用于技术发展的资源有限，而美国公司主要在竞争激烈的发达市场中经营。
政治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成为加强意识形态对立的工具，特别是如果一方或双方利用这些技术干涉对方的国内政治事务。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对民主选举产生更具侵入性的干扰，包括提高对手锁定并说服特定投票团体的能力。如果外部干涉变得更加普遍，并且全世界选举结果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质疑，民主的吸引力可能会变弱，而替代模式可能会变得更具吸引力。
简而言之，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加剧中美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紧张关系。但这一结果并非已成定局。为了减少这种可能性，需要进行认真、冷静和持续的双边接触，以确定在选举过程和政治制度中的国家干预界限。关于可接受的政府参与他国政治制度的界限的讨论可能需要从二轨开始，并在时间推移中逐渐成熟后再进入官方渠道。
社会
作为人工智能的世界领导者，美国和中国将率先应对这项新技术引发的社会混乱。虽然对失业规模的估计没有达成共识，但各种预测都令人警醒。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美国有10％的工作岗位具有被自动化替代的高风险。美国前财政部长Larry Summers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大约三分之一25-54岁的美国男性将因人工智能的兴起而失业。上述预测同样适用于中国。对此，中美都将面临艰难的选择，例如如何改革教育制度，应对不断扩大的财富不平等，确定是否需要某种形式的普遍基本收入来维护社会凝聚力，改革社会安全网，发展新的隐私概念，为失业工人找到与社会联系的方式等。
两国还将争取抓住人工智能提供的机会来改善国情。两国都可以从医疗保健、气象模型、高效能源使用、跟踪气候变化影响、增加受教育机会、加强野生动物保护、识别和应对非法/未报告/不受管制的捕鱼等领域的数据分享和重大挑战的经验中获益。两国还可以共同制定新技术标准，这可以提高将新产品（比如无人驾驶车辆）推向市场的效率。
四、4步骤：提高美国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与中国合作的能力
鉴于眼前的巨大风险和机遇，以及中美同时摸索处理人工智能造成的社会混乱，两国必须就如何有效应对管理AI发展进行坦诚的讨论。这些讨论应以管理风险和抓住机遇为指导目标。许多对话可能会在政府渠道之外开始，这种情况反映了私营部门在人工智能创新中的关键作用。以下是可以采取的四项步骤建议，旨在加强美国在中美关系背景下管理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影响的能力：
1.互相保证。双方高级别官员关于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的沟通水平远远落后于这些技术可能对双边关系产生的影响。两国领导人可以共同重申他们的目标：（1）对于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引入将提高竞争力的领域，进行坦诚直率地处理和建设性地管理；（2）在更多合作有助于双方获得益处的领域中开展合作。
2.保持立场。虽然中国的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享有显著的相对优势，包括广泛的政府支持、丰富的数据和竞争激烈的创业环境，所有这些都加速了创新的步伐，但中国同时还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包括：数据制度不明确以及关键的数据领域缺乏全球性企业；在获取国外尖端技术时面临更具限制的全球环境；未来，政府可能会迫使中国公司在国内采购零部件，而不是来自全球整合的供应链；政府主导投资可能导致投机热潮和萧条周期等。美国在与中国竞争中保持信心非常重要。
3.加强优势。美国在创新方面拥有三大核心优势——教育、移民和投资。美国能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体系以及深厚而有效的资本池。美国需要推进积极主动的战略，以巩固这些优势——例如，通过简化优秀创新者的移民流程；加强学术界、政府实验室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三角研究关系；并维持吸引资金流向美国的政策。
4.寻找伙伴。通过与盟国和伙伴的协调，美国将能够更好地协调国家出口管制、国防贸易管制和投资审查机制，以限制两用技术向中国的转移。美国将受益于与盟国加强合作，以加速人工智能在国防创新方面取得进展。
五、结论
在人工智能时代，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会在技术发展或国家实力方面赶上美国或中国，而美国和中国各自都无法主宰或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另一方。如果双方互相吸取信息领域的经验，便都会获益，但如果明面上陷入对抗或冲突，则都会受损。为使双方应对紧张局势并在利益交集领域保持开放的合作渠道，人工智能在双边关系中的作用范式需要改变。美国和中国不应以零和、冷战的方式看待人工智能，而是需要努力采取更加平衡的描述方式。在竞争激烈的时候，这种转变不会轻易或自然地发生，但转变的成本和后果应该使双方意识到其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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